蘇雪林日記中的南洋時光

蘇雪林山水畫


蘇雪林簽名

蘇雪林(1897-1999)臨終前不久，她所執教的台灣成功大學中文系編輯了十五卷的《蘇雪林日記》。《蘇雪林日記》始自1948年10月1日，迄 於1996年10月20日，除了數年的日記毀於蟲蟻或散落遺失，大體相當完整地保存了她半生的生活紀錄，讓我們一窺她的起居瑣事和內心情境。

1964年9 月，高齡68歲的蘇雪林應聘到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任教。石楠的《另類才女蘇雪林》(頁324)指出，早在十年前，南洋大學就曾經聘請她，她擔心自己的身體無法適應新加坡的氣候，便推薦當時在倫敦的好友淩叔華前往。而今，正值有一年的休假，且為了緩和與劉心皇、寒爵等人關於她「擁魯(迅)」、「反魯」的筆戰，她答應南洋大學莊竹林副校長的邀請，以耄耋之年遠渡重洋，寄寓異鄉。

她先是住在南大彭亨樓一號，1965年1 月遷居柔佛樓七號。日常生活偶而有女佣協助，烹煮和縫紉往往親自料理。寫信和看戲是工作之餘的生活重心，電影和地方戲曲都看，揚宗珍（筆名「孟瑤」）是結伴看戲的好友，在南洋一年半期間，蘇雪林和孟瑤受邀到過馬六甲和檳城演講和旅遊。

蘇雪林在南大開設「詩經」、「孟子」、「楚辭」等課程，中文系系主任為李孝定。楚辭是蘇雪林畢生精力之所託；為教授詩經，她寫了詩經概論講義。她在日記中說道，自己對孔孟本來無甚好感，自讀孔子有關之書，覺得孔子果然是聖人。

她很在意自己授課的表現以及學生的反應，經常寫備課的情形。從三十歲起步上講壇，三十餘年來對於教書工作仍然抱持兢兢業業的態度，孜孜不倦地鑽研、抄錄筆記，這是日記裡最為令我欽佩之處。即使視力不佳，蘇雪林幾乎每日閱報讀書，閱讀面很廣，古典文獻和現代文學不拘。

瓊瑤的父親陳致平也任教於南大，蘇雪林和瓊瑤的父母往來頻繁，獲得瓊瑤的贈書也都津津有味地讀。她欣賞瓊瑤的文筆，擬作〈瓊瑤論〉評析，不過自覺不擅長此類文字，便寫了兩首律詩盛讚瓊瑤的才華，其中有「華年卓就人爭羨，慧業前生世共猜」之句。

蘇雪林還秉筆寫字和作畫。她在散文〈我與國畫〉裡聲稱不喜歡被歸類為「文人畫」，但是她臨摹畫出的仍不脫米氏雲山、王蒙和明清文人畫家的風格。

在日記裡時常浮現的，是她對新加坡既厭倦又依戀的矛盾情緒。剛到南大不及一個月，蘇雪林擔心自己沒有學位和卒業文憑，下學期的聘書不保。和同仁及學生遊覽時，她對於新加坡的蝴蝶蘭留下美好的印象，並且認為台灣唯有日月潭差強人意，阿里山和關子嶺均無足觀，星洲之美遠勝台灣。然而，畢竟桑榆晚景，客途思歸，她有時鬱鬱不樂，想到新加坡的薪資待遇優於台灣，可是孤家一人，賺錢為誰用？不如早見機離去。在新加坡遭受的挫折，也讓她想一走了之。新加坡獨立建國那天，她從孟瑤處得知消息，之後關注新加坡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唯恐日後無法回台灣與大姐重聚。

從蘇雪林巨細靡遺的記帳，金錢對她還是很有意義的。她趁在新加坡的便利，時時接濟大陸陸及香港的親人，故而積蓄不多，生活上也必須量入為出，物盡其用。她想再繼續留任，以努力「搵錢」，無奈自己已非年富力強，否則能夠更好地規畫。

在1966年春節之際，蘇雪林寫作了〈獅城歲暮感懷〉詩，表達了她的思緒：

「客鄉久作故鄉待，又夾琴書別客鄉。
不任青蠅汙白壁，肯搔華髮走炎方。
丗年憂國曾何補，萬里飄蓬不自傷。…」
在詩末，她祈祝「年來世慮都消盡，只願餘生事典墳。」

春節過後不久，大概是由於她年事過高，南大沒有再發給她續任的聘書，蘇雪林匆匆整束行囊，返回台灣。她在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寫道：「從此與星洲一別，再來無期，亦無三宿空桑之戀。」

在南大的圖書館讀到蘇雪林的書，上有贈送給作家黃孟文的簽名。黃孟文畢業於南洋大學中文系，蘇雪林任教南大時他就讀於新加坡國立大學，蘇雪林的日記提到過黃孟文與同學造訪問學之事。黃孟文後來曾經擔任新加坡作家協會會長、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新加坡分會會長等職。蘇雪林的簽名是1993年4月3日，那時她已高齡97歲。

2008年5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重溫愛山舊夢──淩叔華在南洋

(淩叔華在南大時)


「有四五年我遠走南洋教書去，那些地方，那些中土青年，到底是中國人，生活思想一切都喚起我過去的一切。」──淩叔華1977年致巴金的信中，回憶了她二十年前在南洋大學的教書生涯。


自從我來到新加坡教書，對於南大的歷史和曾經在南大中文系授課過的前輩點點滴滴有了些許認識，並且驚喜地發現：幾位在台灣大學教導過我的老師、令人景仰的翹楚學者和作家，也都曾經任職於南大，淩叔華便是其中之一。


1956年5月，淩叔華應邀從英國到甫成立的南洋大學執教，擔任「新文學研究」和「新文學導讀」等課程。淩叔華受英國女作家Virginia Woolf鼓勵而寫作自傳性小說”Ancient Melodies”，傅光明先生翻譯為《古韻》，依據《古韻》而編著的《淩叔華的文與畫》一書中，有凌叔華與丈夫陳源(筆名「西瀅」)1956年在新加坡的合影，可知當時夫妻同行。


淩叔華不僅是南大中文系第一屆的老師，南大四年，也是她一生中為時最長，也最為正式的教職。早在1944年，淩叔華在四川樂山苦於貧病，曾經委託在美國的胡適代為覓職，信中表達了期待在大學任教的渴望。在此之前，她在燕京大學教過一年中國藝術史和中國繪畫。


從1947年離開中國，淩叔華較少以中文寫作，大部分的精力和時間都花在繪畫方面。淩叔華在南洋並未中斷畫筆，而她教學的雲南園和居住的裕廊山，這半華半洋的新加坡，則興發了她寫作的熱情，創作了第一本，也是唯一的散文專集《愛山廬夢影》。


《愛山廬夢影》共收散文十一篇，由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於1960年出版，淩叔華在書的扉頁寫道：「獻給星馬鼓勵我的朋友」。並且在自序裡說：「這本薄薄小書是我來南洋後收集的一件紀念品。這裡面描寫了我近三四年的生活與思想──當然也充溢著我對雲南園流戀的情緒。」


《愛山廬夢影》自序寫於1960年二月，即淩叔華離開新加坡的一個多月之前。書中的文章除了〈我們怎樣看中國畫〉曾經發表於1934年10月的天津《大公報》，全部是在南洋的新作。


李冰人為《愛山廬夢影》作的序文中，提及淩叔華給他的信，淩叔華說：「戰後我去了歐洲，那裡也沒法投中文的稿，同時國內變化太多，也寫不了文章，那時我只好寫英文的文章了。」因此，新加坡的寫作環境彌足可貴。李冰人指出《愛山廬夢影》一書中的幾篇文章都在南洋的報刊雜誌上發表，例如首篇的〈愛山廬夢影〉，便登載於《南洋商報》的「商餘」。


我也讀到南洋大學創作社1959年出版的《現階段的馬華文化運動》，書中便有〈記我所知道的檳城〉，文中敘述她的英語啟蒙老師辜鴻銘告訴她，自己「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這句話耳熟能詳，竟不知原來是對淩叔華說的。淩叔華抱著憧憬遊覽檳城，可惜找不到和辜鴻銘相關的蛛絲馬跡，倒是書法家崔大地的筆跡隨處可見，形成市街招牌的高尚景觀。


《愛山廬夢影》裡的淩叔華和她以往的小說家筆調不同，較具有教師的口吻，在〈重遊日本記〉的後記裡，應學生要求，說明旅遊日本的重要景點和注意事項。〈近代戲劇雜講〉是上課的講稿；〈「時間的河流」序〉則是為學生黃應良的詩集寫的評介。


Sasha Su-Ling Welland的”A Thousand Miles of Dreams: The Journeys of Two Chinese Sisters”，追索了她的外祖母，醫學家淩叔浩，以及淩叔浩的姐姐叔華的生命歷程。書中引用了淩叔華寫給Virginia Woolf丈夫Leonard Woolf的信，淩叔華告訴Leonard Woolf，她在南洋的生活有如隱者，她在黃昏時點燃蚊香驅蟲，香味引領她神遊，勾起一些新鮮的思想，她想寫在下一部作品，她正在構思的小說中。


可惜意識到自己正處於創作瓶頸的淩叔華，終究沒有寫出新的整部小說，冒名為淩叔華的小說，則風行於南洋和香港。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於1960年出版《愛山廬夢影》，也編選了淩叔華的小說舊作，連士升在《凌叔華選集》裡讚美她的風雅；南大中文系學生對她的印象是：「為人誠懇、樸實、坦白，一副光風霽月，有名家風範，令人敬佩。」


我在作家駱明(南大中文系第一屆畢業生)總編輯，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管理局、新加坡文藝協會聯合出版的《南來作家研究資料》裡看到了淩叔華在南大的照片，她一襲旗袍，端莊秀逸，那眼神看盡了繁華，仍帶著夕陽人生的餘溫。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8年4月6日

歷史的水沫

奇石 周裕鍇攝

廣東新會 南宋楊太后陵

在潮來潮往的歷史洪流裡，那些為之生，為之死的靈魂，最後都不過是些水花泡沫。

朝代的終結，總給人以悲壯慘悽的遐想，成王敗寇，哪一次不是後見之明？我們以為鑑往知來，觀古惕今，以為歷史的發展有一套可依循的線性規律，但是，為何又說「歷史重演」了呢？假若歷史的線性規律能夠把握，那麼未來也是能夠預期的，既然能夠預期，則違反此規律的都是「例外」。偏偏變數那麼多，圍繞著變數的，是所有的偶然，以及「想當然爾」的必然。

這是個不斷向昨日向別的時代。昨日飛逝的速度急如星火，在還未想清楚下一步，今日便已到來，而明日的時程表也排訂。什麼「思古之幽情」，經常是文藝愛好者的沈溺，站在過去的「歷史現場」，我看到的銘刻，有時真不明白是為了誰而記憶。

中國大陸許多的重建歷史現場，也唯有啼笑皆非，姑且以遊戲觀光加商業考量視之吧。反正知道的人不多，關心的人更少。造一個能讓遊客立相存證的景點便罷了，我並不強求，儘管不免懷疑我這千里迢迢舟車勞頓所為何來。就當是實踐「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吧。

車行經廣東新會，斗大的「梁啟超故居」五字從窗前一閃而過，是個小村莊前的告示。我們要探訪的是南宋滅亡的遺跡，陸秀夫背負末代小皇帝趙昺的崖門海域。

海域位於今某海軍基地內，國防安全的考量，不能讓所有人入內。未滿五十歲者，安排參觀「國母墳」，「國母」也者，南宋最後一位「母儀天下」的女人楊太后也。

說是太后，不過是臨危受命的淑妃，正太后度宗皇后全氏已於恭帝德祐二年(1276)和恭帝被北押至大都，楊淑妃與兒子趙昰、修容俞氏之子趙昺被不肯降元的大臣護駕，在南方成立了流亡小朝廷，因而被冊封為太后。

國母墳位於植有荔枝樹的小村莊一個不起眼的角落。墳塚由洋灰泥土堆成三層，底部為八角形，上面兩層則是逐層漸小的圓形。墳塚的四周以蠔殻與土石圍砌，地上的盆墰和玻璃瓶裡插滿了祭祀過的香燭殘枝。站在國母墳極目遠眺，只見農地而不見海。

苟延殘喘不及三年的南宋南方小朝廷，終於隨著十一歲的端宗趙昰病死，在1279年那場由張世傑領軍抵禦元將張弘範的崖門海戰中宣告徹底瓦解。張世傑錯誤的戰略佈署，讓不諳水性的元軍以二萬人大勝宋軍的二十萬人，史書上關於這最後一役的記載留下了許多令後人增添奇想的空白。

在《宋史》的趙昺本紀(附於恭帝後，元封恭帝為瀛國公)，說陸秀夫思度無法突破元軍的包圍，「不得出走，乃負昺投海中」。陸秀夫的傳記則說：「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是先家後國，先讓家人殉身，然後與趙昺慷慨赴死。

後來的傳說又加上了對趙昺「曉以大義」，表示恭帝已經被擄至大都，備受凌辱，王不可再蹈覆轍，遂以絲帶(一說白綢)與趙昺一起捆綁，八歲的小皇帝胸前繫著印璽，同赴海中。象徵國命的印璽，在《元史》張弘範的傳記裡，已經說「宋臣抱其主昺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民間卻流傳「崖門失璽」，以及明代陳白沙於海邊頌讀祭文，祈求龍王歸還玉璽等等故事。

陸秀夫是從船上還是岸邊負帝投海？史書上並沒有告訴我們這些細節。

《元史》張弘範本傳記他為表彰個人的成就，「磨崖山之陽，勒石紀功而還」。張弘範在石上寫了什麼？後人傳說是「鎮國大將軍張弘範滅宋於此」諸字。又說明代時為了責難張弘範，在諸字之前加一「宋」字，以示其滅宋之非義。其實張弘範本屬元軍，沒有當過一天宋朝人。為了塗毀張弘範滅宋的「功績」，明代人爭論該重新寫上什麼內容，該強調末代小皇帝之慘烈？還是陸秀夫的愛國？

傳說賦予了這塊石頭「奇石」之名號，說陸秀夫正是從這曾經作為纜躉，連繫宋軍艦隻的奇石上與趙昺縱身躍海。

千年奇石今安在？

1950年代，奇石因海防被航道部門炸毀。1964年，新的「奇石」重新被樹立起來，上有田漢書寫的「宋少帝與丞相陸秀夫殉國於此」，即今日所見。

至於楊太后的墳塚是否原蹟也很可疑。史書上說：
楊太后聞〔趙〕昺死，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爾，今無望矣！」遂赴海死，〔張〕世傑葬之海濱。

楊太后墳離現今海岸有多遠，難以目測，何況滄海桑田。

據說祭拜楊太后墳的，除了鄰近村民，還有不少南宋末年隨小朝廷南下的趙姓、楊姓子孫，以及軍旅的遺屬。

史書上說陸秀夫負帝昺殉國時，「後宮及諸臣多從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餘萬人」，一將功成萬骨枯，這不但是功敗垂成，且是十餘萬浮屍，誰來為那些遍佈海上的屍體招魂立墳呢？

在真偽不清，物非人更非的「歷史現場」，歷史，只剩下潮來潮往沖刷過的水花泡沫。

(本文部分內容刊登於2008年3月1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在北京孔廟想起老舍

蟲兒鳥兒一清早便唱起歡迎新歲的歌兒，唱得比什麼音樂都好聽。花兒草兒帶著清香的露珠歡迎這元旦的朝陽。天上沒有一塊愁眉不展的黑雲，也沒有一片無依無靠，孤苦零丁的早霞，只是藍汪汪的捧著一顆滿臉帶笑的太陽。陽光下閃動著各色的旗子，各樣的彩燈，真成了一個錦繡的世界。
──老舍〈小坡的生日〉

1929年老舍結束了五年的倫敦生活，到法國和德國旅遊了三個月後，從馬賽乘船，於10月間抵達新加坡。老舍沒有直接回中國的理由很簡單，阮囊羞澀，只夠買到新加坡的船票。

這是他第二度登上新加坡的土地，前去倫敦的途中，他曾經有過短暫的一日停留。直到1930年2月，老舍任教於新加坡華僑中學，期間寫作了以新加坡為背景的小說〈小坡的生日〉。

「哥哥是父親在大坡開國貨店時生的，所以叫作大坡。小坡自己呢，是父親的鋪子移到小坡後生的。」小說主人翁是個名叫「小坡」的男孩，我來新加坡之前，一直以為「小坡」和他的哥哥「大坡」是由虛擬的地點所命名。後來讀了英培安的《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坐德士時請教司機，才曉得新加坡真有其地。

小坡度過的暖洋洋南國新年，如今讀來仍然靈動鮮活。2008開春，帶著去年年底在北京孔廟漫步時的悸動，我重新在〈小坡的生日〉和老舍生命抉擇的堅決裡，被歷史的翻覆撞擊得暈眩沈吟。
許久未穿的厚重冬衣幾乎難以抵擋攝氏三度的冷冽，儘管手腕和膝蓋酸痛僵硬，我仍然走進了北京孔廟。

半個月前的一場雪尚未完全消融，人說孔廟特別寒冷，說是陰氣重。

孔子加號碑，進士題名碑，十三經碑林，贔屭馱負著元明清三代的巨碑，在雲霧積壓的空氣裡，觸目皆是歷史陳舊的冰霜，凍結於彼時彼刻。

因著電視劇，劉羅鍋、紀曉嵐家喻戶曉，大清王朝的江山仍在螢光幕上呼風喚雨，劉鏞和紀昀的名字刻在進士題名碑上，確認他們存在時的榮耀。費力辨識的遊客，在磨損得漫漶不清的石面上抹出了位置：「劉鏞 山東諸城人」。

大成門前，台灣沙鹿人實業家楊清欽先生捐刻的「先師孔子行教像」成為眾人攝影留念以示到此一遊的最佳景點。

孔子塑像下堆放了一袋袋的香枝，是哪些虔信的教徒祭祀參拜的誠心？

有的香枝包裝上還印著「孔廟專用」，「許願還願」，「萬事如意」。

什麼時候，天子崇敬孔子的最高聖地，變成了香火鼎盛，金碧輝煌的院落？

什麼時候，不語怪力亂神的孔子，變成了保佑人們闔府平安的神靈，助蔭學子考試順利的文昌帝君？花點「功德金」，「請」一塊宛如日本寺廟裡的繪馬「福牌」，寫上心願，「用行舍藏」的孔子能夠護庇著誰平步青雲呢？
一個中學生模樣的女孩在大殿內孔子神位前頂禮膜拜。她先雙手合十，閉目默禱，然後走到跪墊前伏身屈膝，來個幾乎五體投地式的大禮。她知道拜的是孔子，還是菩薩？

就在這大堂外，一位來自上海的學者告訴我，當他還是二年級的小學生，此地雜草叢生，高及腰間，那時學校停課，他成天和玩伴在這裡捉蛐蛐兒，好奇觀看紅衛兵和群眾批鬥「牛鬼蛇神」。

脖子被掛上名字和罪狀牌子的「反革命份子」遭到辱罵和毆打，鮮血從傷口滲出流下，低垂著頭，口水直淌到地面。

這些受盡凌虐的人當中，也有作家老舍吧？

1966年8 月23日，紅衛兵打著「破四舊」的口號，在孔廟大院中焚燒戲服和道具，老舍和一些文聯的作家被令在酷暑天跪在火堆的四周，一面慘遭皮帶和棍棒的毒打。老舍頭破血流，額上用戲服的水袖包紮，被載回北京文聯繼續批鬥。紅衛兵要給他戴上「牛鬼蛇神」的牌子，老舍不服氣，搶過牌子，正好扔到紅衛兵的頭上，成了「現行反革命份子」，一陣亂打隨即上身。第二天，不堪身心折磨的老舍在太平湖投水自盡。

這是根據老舍的兒子舒乙所記以及傅光明《口述歷史下的老舍之死》歸納出的老舍生前最後兩天片斷。其中的許多細節都已經無法拼湊，甚至即使調查採訪了相關人士，彼此的記憶竟然有很大的出入，真相如何，莫衷一是。

老舍在〈我怎樣寫小坡的生日〉中形容新加坡：「這個地方的情調是熱與軟，它使人從心中覺到不應當作甚麼。」臨終前的老舍假使匆匆回顧他的一生，在新加坡的五個月也許不算什麼。走在靜寂淒清的北京孔廟，1966年8 月的大火，已經把「四舊」燒得灰飛煙滅了嗎？而今，春風吹又生的，難道是歷史給人類開的大玩笑？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8年1月20日

書到用時方恨少

親愛的k

你曉得我不熱愛買書，曾經幾次笑我：就這麼一點書，像是博士嗎？

從前還算是「文藝作家」的時代，有報社製作了「作家的書房」的專題，考慮要採訪我的書房。

我說：「我沒有書房。」

沒有只當書房的房間，化妝檯上琳瑯滿目，比書桌還豐富，書架也不可觀。蔓延到床上的書，不過是喜歡躺著看書的壞習慣使然。我沒有資格讓人報導「作家的書房」，頂多是見不得人，不便公開的「閨房」罷了。

不愛買書，不表示不愛讀書，博士學位當然不是拿假的，可真是拼了點力氣完成。何況，愛買書的人把書當寶貝收藏，也有人束之高閣，當室內布景觀賞的。

如今想想，不能理直氣壯說自己是「愛書人」，一個原因是經濟條件不允許，喜歡看的書太多，總不能全部買來，既然不願「顧此失彼」，乾脆能省則省。實在感謝小時候台北重慶南路上那些櫛比鱗次的書店，大大方方讓人「看白書」，老闆不但不會像現在新加坡的書店動輒把書密封起來，好像那裡頭有「兒童不宜」的內容似的，而且還任憑你從天明看到夜色昏黑。

這裡我真要再發點牢騷，不明白新加坡的書店是以什麼標準密封書籍。以前我真的認為是為了保護兒童和青少年，限制翻閱，後來台北有些便利商店把漫畫書也用透明塑膠紙封住，想來是因為漫畫很快可以看完，妨礙銷售。新加坡的書店密封書之多，讓人驚訝(不能說「大開眼界」，看不到)。有些很專業的書，光憑書名就令人卻步，恐怕好奇翻閱的人都很少，還煞有介事地包裝整齊，嚴如供品。我猜店家是以價格歸類，比如前幾星期在書店看到一本談北宋制度史的書，中國進口，原價不知多少(被貼住了)，此間標售七十多元新幣。七十多新元的中國書，而且還是平裝本，不是彩色銅版紙印製，果然是「高貴」啊！真想偷窺一下，究竟內在有何神聖。

在台北「看白書」，遇到精采的內容，我見過有人當場抄錄。不過我臉皮比較薄，覺得老闆讓人白看他的書，已經功德無量，不好太把書店當圖書館。於是就努力記住，久而久之，也小有所獲。

說到圖書館，是養成我愛書又不必買書的另一個道場。小學生的我，每星期六下午去位於台北八德路上的圖書館聽「林姐姐講故事」。在等待「林姐姐」的時候，陸陸續續把整部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看完，那些精美的彩圖令我愛不釋手，有時也依樣塗鴉。

除了市立圖書館，還有一個要感恩的地方，是行天宮圖書館。我至今只要聞到薄荷棒的氣味，就會勾起中學時在行天宮圖書館和睡神搏鬥的回憶。不只在那裡讀書準備考試，還借閒書看看，調適緊張的心情。圖書館也有一些學術專業的書籍，就私人圖書館而言，規模不小；就宗教團體辦的圖書館而言，視野寬大，欽佩欽佩！

在江國香織和辻仁成合著的《冷靜與熱清之間》裡，女主角喜歡去圖書館借書，而不要擁有書。我一邊讀，一邊想：是啊！是啊！我就是這種人呢！

為什麼一定要擁有才能安心，才能快樂呢？把書買回家，沒有了借書期限的壓力，對於我這種懶散個性的人，正是「以後再讀」的絕佳藉口。書的最好歸宿應該是圖書館，讓想翻閱的人隨便看，而且有編號，有人專門管理，書的位置和出入都有記錄。

1990年首次去大陸，開始尋幽訪勝和採購書籍之旅。花了好多時間逛書店，好多銀子買書，好大力氣搬書、寄書，那時大陸的書價格便宜，(怎能想到十多年後，有一本七十多新元的地位！)我們總興奮地當起買書的大亨，感嘆著有錢買書，可惜沒錢買書房，成箱成箱的書漂洋過海寄到台灣，偏偏棲身之處窄小逼仄。

在研究單位工作，更是認為圖書館有責任提供最便捷的研究資源，而且果真也不負所託，買書和編目、上架都很有系統。我逐漸鬆懈，畢竟書商供應的書目和採購的效率比我個人到處打游擊強，況且研究室的空間有限，經常發生找不著明明擁有的書，只好臨時去圖書館借來的情況。早知如此，何必讓書籍淹沒我呢？不過當慣了買書大亨，尤其大陸的出版品有些物以稀為貴，難免還是猶豫要不要「出手」。學術研究人員吝惜買書，還是有點兒說不過去啊！

新加坡早被譏評為文化沙漠，先不管是否汙衊或偏見，市面上名為「書局」，文具倒比書多的「書店」比比皆是。考試用書和食譜、算命的書又占銷售書之大宗。就看書店對「名貴」書之小心翼翼，雖說可以把書拿去櫃台請店員拆封，萬一只看不買，不曉得會不會遭來白眼。早期在大陸買書，書平鋪在玻璃櫃裡，請店員取出，都會被問：「要買嗎？」言下之意，不買就不給看。近年來書店的服務態度大有改善，書價漲了，商品化了，不過買起書來舒服多了，這算不算一分錢，一分貨，一分服務呢？

出門在外，一切從簡，我只帶了少量的書來新加坡，每次返台「補貨」，到了要寫研究論文時，真的是「書到用時方恨少」了。學校的圖書館雖然日漸進步，藏書仍然遠遠不夠，極需向外求助。國家圖書館有丹下健三設計的宏偉硬體，無奈中文書竟然以中醫養生和中國的年鑑報告為收藏重點，令人好生失望！雖說有些不在書架上的「好書」另有地點保管，但是不能外借。公營的圖書館，外國人辦一張借書證一年為期是二十新元，如今要漲到四十多新元，所費不貲。過去一年憑著一張借書證，母子倆主要在三家圖書館看小說和漫畫，書蠻舊，幸好此地年輕人不喜華文書，我們反而「乘虛而入」，消磨不少時光。

專業的圖書館應該去國立大學，這所大學的圖書館是我遇過門檻最高的地方。一張入場證就是189新元，連該校的校友也要收136.5新元，圖書館在新加坡可不是公益事業，再說，新加坡有什麼公益事業呢？沒看到電視頻道老是播製慈善捐款晚會嗎？打電話捐款也要付給電話公司「手續費」，愛心是有代價的。

於是，為了作研究，拜託學生去國立大學借書。其中一本是1959年出版，郭沫若的《蔡文姬》，書裡的藏書章是1961年南洋大學圖書館，是後來被關閉後兩校合併，圖書館的收藏也併入了。

如果有好的圖書館，像我這樣的人可以節省多少居家空間？最近發現住處的書籍愈來愈多，書架已經容納不下，原來是圖書館不敷使用，不得不去書店找，能買得到就萬倖，應該感謝店家進口了這本書，還顧得了價錢嗎？

德國來的朋友到此地教書，租的房子家俱一應俱全，就是沒有書架。他說跑了好多地方買不到書架，恍然大悟新加坡人家裡可以沒有書架的。

送書給朋友或同行不如送給圖書館，要緊是開放的圖書館，便於讀者閱覽。我曾經在圖書館借到作者贈送給捐書者的書，上頭的簽名墨痕猶新。我送給老師的第一本小說集現在在牛津大學的圖書館，能被老師看重而躋身牛津大學中國學術研究所圖書館的藏書之列，我是深覺榮幸，並滿懷感激的。

和家裡人說過幾回，以後我死了，或者不必到那時，退休了，不再做學術研究，孩子如果沒興趣讀，我就把書全部捐給圖書館。近年來也有些學者如此處理，書也好，金錢也好，都是身外之物，書的最大幸運就是有欣賞它的讀者，而讀者最好的智慧泉源，還是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