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奴

「那張單子如果到了，就給我發到日本去吧！」
「我剛才對他說過了，你看著如果到了，就馬上發到日本…」
「你曉得了吧？發到日本那裡有消息馬上告訴我…」
她交替打著膝上的三支行動電話，重覆同樣的叮嚀，無視於空中小姐的幾番勸阻──「吵死了！」她不耐煩地說。
空中小姐找來另一位華人空服人員，改用華語對她說：「小姐，飛機馬上就要起飛了，請關掉你的電話。」
她反唇道：「催什麼催！飛機又還沒飛！」然後轉向電話那頭說：「我要掛了，三個小時關機…」
新加坡飛往廣州。她坐在我右手邊，要求把遮陽窗板放下。我說飛機起飛期間不能關上遮陽窗板。她老大不高興，戴起有臉龐一半大的太陽眼鏡。
八點的太陽委實有些刺眼，我從報紙下擺的空隙，瞥見她閃閃發亮的三條水晶手機吊飾──好忙的女人啊！又一個「手機奴」！
中國教育部最近發佈了《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6）》，列出了171條漢語新詞語選目，這171條新詞語有不少反映了現代人被「奴化」的情景。有困於住房的「房奴」；努力養車的「車奴」；熱中考取各種執照的「證奴」；被節日各種送往迎來的活動和大宴小酌弄得疲憊不堪的「節奴」；以及受有形的物質消費或無形的人情世故所折磨的「白領奴隷」──「白奴」等等。早些年，台灣也出現過類似的形容，稱積欠銀行信用卡債務的人為「卡奴」。依照這樣的語詞生產模式，會有更多帶著各種奴隸枷鎖，無能自主的人們充斥在我們的周遭。
自甘或無奈接受奴化，是和個人慾望的掙扎拔河。我們的慾望，是「想要」？還是「需要」？人類以智慧發展科學技術，發明節約人力和時間的產品，而節約下來的人力和時間又到哪裡去了呢？作為「發明者」，人是物品的主宰；作為「使用者」，人又時時變成物品的奴隸。
將物品的效能發揮到極致，反覆操作物品，殊未覺察為了控制物品，我們反而由於控制成習慣、習慣成依頼，以至於一旦物品不能順利使用，或是暫時不在身邊，結果惶惶不安，手足無措。莊子指出的「人為物役」，陶淵明感嘆的「心為形役」，並未因新世紀新科技的繁榮進步而絲毫減輕，反而更為加劇了。
有了手機，只要打開電源，在通訊的範圍之內，我們就處於隨時可能被召喚的狀態。急待解決的疑問，經常不假思索直通給同樣「隨時可能被召喚」的對方。個體與個體之間便利的聯繫，以一個接收與發射的掌上機器，宣告了「我」的存在。
飛往廣州的途中，鄰座那位「生意做得很大」的手機奴小姐除了戴上太陽眼鏡假寐，就是把玩著她三支造型不同的手機。掀開機蓋，或是推滑螢幕，轉動上半截機身。三支手機，三個電話號碼，而人只有兩隻手，兩個耳朵……真是辛苦啊！
機艙內廣播告知乘客即將降落，我拉開遮陽窗板，射入了耀眼的中國日光。手機奴小姐有點焦躁不安，頻頻看著手錶，那張單子到了沒有呢？發到日本了嗎？
機輪剛剛著陸，耳畔響起了此起彼落的音樂聲，機上所有手機奴都準備好待命了。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7年9月23日

「學歷」與「學力」

大學讀到三年級後輟學，如今是2008年韓國光州國際雙年展共同藝術監督；在英國上了一年語言學院，一年技術專門學校，如今是韓國KBS電台英語節目「Good Morning！Pops」的主持人──這是「英雄不怕出身低」、「麻雀變鳳凰」的勵志故事嗎？不，這是今年七月韓國文教傳媒界鬧得沸沸揚揚的「偽造學歷」醜聞的真相。
現年35歲的東國大學助教授申正娥(Jeong Ah Shin) 自稱1994年在堪薩斯大學獲得西洋畫和版畫雙學士學位；1995年獲得經營學碩士學位；之後赴耶魯大學深造，於2005年獲得美術史博士學位。從1997年擔任錦湖美術館館長起，申正娥開始在南韓美術界嶄露頭角；2002年，申正娥在著名的省谷美術館擔任學藝室室長，多次成功策劃了世界級藝術家的作品特展；2005年，她以耶魯大學博士學位受聘為東國大學藝術史系助教授；2006年又被委任為國立現代美術館推薦委員；最近，她被任命為2008年光州國際雙年展的共同藝術監督，隨之，學歷造假的事情曝光。調查結果顯示，她不但沒有博士學位，連堪薩斯大學都沒有畢業。
繼申正娥事件不久，韓國KBS電台英語節目「Good Morning！Pops」主持人李智英承認她的英國布萊頓大學學士和碩士學位是虛報的。李智英過去聲稱自己「在初中三年級時去了英國，此後在英國布萊頓大學獲得學士學位，並於1996年在該大學取得語言學碩士學位」。憑藉著豐富的海外留學經驗，李智英一直在韓國延世大學外國語學堂和李益薰語言學院教英語。從2000年至今，她在KBS電台教英語，成為明星級的講師。
彷彿有連鎖效應似的，韓國著名的漫畫家、電視演員、電影導演陸續向媒體「告解」自己長期以來謊稱的大學學位不實的消息。
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究竟怎麼了？
在一片懲處不法者的撻伐聲中，我聽見申正娥要為自己討回公道而和記者發生衝突；我看見李智英向觀眾道歉，主動請辭。
學歷造假的風波並未止息，只要是「文憑至上」，認為「學歷即能力」的地方，不論是韓國，還是其他國家，相信總會層出不窮。
偽造學歷固然必須繩之以法，以維持正義與公平，但是申正娥和李智英的例子又讓我想到，這兩位沒有正式大學學位的三十多歲女性，竟然能夠在競爭激烈的環境裡矇混得下去，恐怕還是有點「學力」的吧。
25歲就擔任美術館館長，十年來寫作藝術評論文章，策劃展覽，講究嚴謹審慎判斷力的美術史學界是否曾經懷疑過申正娥的專業能力？成功地主持了七年的英語教學節目，李智英的忠實觀眾是否除了驚訝和「被欺騙的憤怒」，也不得不佩服她的才華？
2007年3月新出爐的《富比世》（Forbes）全球富豪榜中，名列前三十名的富豪，有一大半是放棄文憑的輟學生，其中最為人所矚目的全球第一富豪，微軟董事長比爾‧蓋茲（Bill Gates）就是經常被提出的實例。
我並非主張文憑無用，而是意識到在知識與技術日新月異的現今社會，傳統的學院教育面臨更多難以預測的挑戰，如何「檢測」一個人的潛能與實力，建立一個人的自我定位與生存意義，將會有更為多元與複雜的標準。「學歷」、「學力」與「財力」彼此未必能對等，新的時代價值觀與人生觀有待我們去創造。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7年8月5日

獅城一年

大陸只是更遼闊的島嶼
你俯瞰雲間
海洋無波
長夏之後的光影
回答
我還在這裡
你呢?

大雁媽媽

「天晴的時候不開冷氣的話汗流浹背，一天洗三次澡也渾身濕黏；下雨了，發呆望著窗外，淚也如雨下。」
「英語也不會說，不敢隻身出門…」她放下支著頭的右手，握成拳頭敲打著自己的心臟部位，一邊說：「好悶！」
標準的韓國人的動作，有口難言，滿腹苦楚，或是沈鬱氣結時，總是用拳頭捶擊胸口，說著：「好悶！」
我望著她，想不出說什麼安慰的話語。要說在新加坡和孩子相依為命，當陪讀的老媽子，我是比她幸運得多，工作占去了思鄉的精力和時間，雖然朋友不多，偶爾聽我發發牢騷的耳朵還是有的。
孩子的同學M和他的表弟來家裡玩，電話中，M的母親客氣地寒喧著叨擾的歉意，我轉著念頭：任憑三個孩子玩，中午之前的幾個小時可以趁機去研究室批改學生的作業。
門鈴響了，M的母親陪著兩個孩子光臨，不諳待客之道的我，突然手忙腳亂。
而且馬上留心臉上的妝化好了沒有。
「以貌取人」是韓國的民族性，傳說許多韓國丈夫不曾見過妻子的「廬山真面目」，難怪大學生在類似三溫暖的「汗幕蒸」裡「聯誼」的活動會風行，不能化妝，不能穿魔術胸罩，清一色店家提供的T恤衫褲，對韓國女生來說，已經有如裸裎相對。
幸好M的母親穿著粉色運動衫和卡其布七分褲，明顯曬黑的皮膚有脂粉掩蓋不住的斑點，除了神色落寞，姿色清秀而且儀態端莊。我的泛白牛仔褲還不算失禮。
三個孩子隨即玩鬧成一片，M的母親和我在餐桌前對坐，沒有馬上要走的意思。
我總是害怕和人談論養育孩子的經驗，學校的懇親會也很少參加。我知道，要和那些全心全意照顧子女的媽媽們交換心得，需要有多麼厚的臉皮，勇於承認自己的輕率和疏忽。
果然，M的母親話題圍繞著孩子來新加坡留學，以及日後進歐美大學的前景，你家公子呢？
那個…我啊…還不曉得…
我支支吾吾，老套的說詞：「尊重孩子的興趣，看他將來想選擇什麼…」
「不能不能！」她還沒聽我說完，便義正辭嚴地說：「孩子很快就長大了，放任他們怎麼行？他們怎麼曉得哪樣是『興趣』？什麼是他的『天份』？天份和興趣都是父母親給他們的…」
通常聽見不大能完全同意的話，我的耳朵就會逐漸自動關閉；假如又是外國語言，耳朵關閉的速度還會加快。於是我一面適時地點頭，一面看著她開開合合的口齒── 一尾在陸上求生的魚，已經吐不出氣泡和水沫。
「和老師經常保持聯繫嗎？」
當然沒有。(「當然」二字當然不能說出口)。
「班上也有台灣來的學生對吧？認識嗎？」她又問。
我搖搖頭。
十年後的未來還遠，兩三個月之後的暑假不早了吧？暑假給孩子報名了美國學校的暑期班，你們呢？
我這一再的搖頭，是該表示愧疚，沒給孩子妥善安排？還是打腫臉充胖子，對深謀遠慮不屑一顧？
「沒關係的，你受過高等教育，大學教授，在家教導孩子沒問題的。」她替我打圓場。
這不是語言的堵塞，而是思考的堵塞了。
明明是不稱職的媽媽，在台灣媽媽之前還敢理直氣壯；在韓國媽媽之前，只有無地自容。
「孩子的未來是父母的責任」，雖然我不這樣認為，除了佩服那些以孩子為人生重心的父母，無法置喙。
根據去年十一月十六日韓國「朝鮮日報」報導，2005年韓國人為學習英語，花費了大約15兆韓圜（約248億新幣），占全國教育預算的47.5%，是人口為韓國2.6倍的日本的三倍。高消費，成率卻不彰，香港政治經濟風險咨詢公司（PERC）指出，韓國是在亞洲12個國家中英語溝通最難的國家。
為了不讓孩子輸在學習英語的跑道上，韓國父母之用心良苦，可以到「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韓國人認為，英語說得不好，發音不正確，是天生生理構造的缺陷使然，於是有的家長帶孩子去動手術，把舌頭下方連接口腔的筋帶割開，讓舌頭變長一點。
帶襁褓中的嬰兒去上「腦力開發」的課程，早已不是新聞。書店中的熱賣書之一，便是一位母親自述如何栽培女兒進入哈佛大學，從牙牙學語開始，為女兒製造說英語的環境，爭取說英語的機會。
近年來，湧入中國以及東南亞國家學習的韓國小留學生(小學至高中)有激增的趨勢。韓國教育人力資源部統計，2005年到中國留學的有6340人，到東南亞國家的有4011人。新加坡以卓越的條件，成為留學東南亞的首選。M的母親說，希望日後也讓孩子在新加坡學華語，將來前途更為遠大。
「這附近有一個飛禽公園，」我找來公園的導覽圖問：「去玩過嗎？」
「孩子通常星期六補習，星期天去教會，沒有時間到處玩。」她說。
請他們在校園裡的餐廳吃中國菜，他們只吃糖醋肉和雞絨玉米湯，連小菜滷花生米也覺得香料奇怪，不敢吃。
孩子吃著湯泡飯，M的母親幾乎只吃了幾粒米，她用湯匙撥弄著碗裡鬆鬆乾乾的泰國米，一付難以下嚥的苦狀──「這種米，你可以吞得下去嗎？」
我吃完了整碗飯，頓時無法會意「這種米」的意思。
「這種，算是米嗎？」她又問。
初來時，也非常不習慣毫無黏性、無彈性、無柔軟度的米。外食的話別無選擇，將就吃了算。
她給了我訂購韓國米和食材的商家電話，說：「連礦泉水都是韓國進口的，什麼都買得到。」
住在百分之七十是韓國人的洋樓公寓，看韓國的電視節目，吃進口的韓國食品，不適應的只有天氣，以及孩子上學之後難以消磨的漫漫長日。
飛禽公園我和孩子去過好多次，離住家近，而且有韓文的告示牌，心想他們應該會有親切感。
同樣的鸚鵡唱歌和禿鷹搶肉表演，即使一再看過，每次都還是覺得歡喜開心。我和孩子拼命拍手，回頭看見他們三位卻興趣缺缺。陽光下，M的母親眉頭深鎖，M的表弟玩著掌上型電子遊戲機，M朝我看了一眼，我那麼興高采烈，會不會讓十一歲的小孩覺得太幼稚啦？
韓國人稱妻子陪子女在海外讀書，獨自留在國內工作的男人為「大雁爸爸」。「大雁爸爸」像候鳥似的，在一年一、兩回的假期間飛去與家人團聚。沒有能力負擔飛行費用的「企鵝爸爸」，只能羨慕隨時可以出國的「雄鷹爸爸」，默默地思念家人。
M的母親，看著紅鷺鳥搖搖擺擺走過舞台的「大雁媽媽」，伸手遮蓋著射入眼角的陽光，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而我，被嫌幼稚也無所謂地繼續用力拍著手。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7年7月8日

文珠蘭小徑

從住處到校園裡的小型市場和學生餐廳，要經過一條兩側叢生文珠蘭的小徑。
文珠蘭生意盎然，總是以勃發之勢恣肆地侵犯向小徑，左右夾攻，讓行走於其間步步為營。光裸的小腿總是躲不掉文珠蘭的拂弄，搔癢兼刺痛，時而滴落露水，像是穿越薄膜覆蓋的異度空間，無法排散被圍繞包裹的黏稠。
有時文珠蘭不但橫向淹沒小徑，還向上怒長，十字星狀的白色花蕊毫不羞恥地全然坦露，發射濃郁的氣味。腥騷的草性加上廉價香水般的混濁，年老色衰的妓女房間，送往迎來客人的體臭與殘褪的胭粉，汙膩的衾枕，想到徐四金的小說《香水》裡的迷惑，有時令人噁心作嘔。
世間怎麼會有如此不堪的花草？要是放在屈原的辭賦裡，肯定是蕭艾之流，難登詩人之大雅堂奧。
況且蜥蝪壁虎青蛙蟾蜍一類的爬蟲還會冷不防竄出，大剌剌越過你的鞋邊，橫越到小徑的對面，在水泥地上遺留一坨糞屎。
和這些植物動物共棲於活動的空間，恐懼多於欣賞，明明白白理直氣壯的生命，常讓我震懾草萊之野性，從泥土裡根深蒂固，彷彿自鴻濛初開便不可摧止折斬斷。
而我只是過外來的旅人，不得不摒氣行經文珠蘭的小徑。一次又一次，在看不到南十字星的島嶼西邊，任憑文珠蘭的白十字花光彩燦爛。

(台灣《聯合報》2007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