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變女神

福建紫陽書院與朱熹像

聽一聽

在新加坡，不管是大學食堂還是巴剎菜市場，我常被叫「小妹」。這裡叫的「小妹」，不是餐廳服務生的意思，而應該是指「年輕女性」吧？以我的年齡，被叫「小妹」，或許要當是恭維了，可是我沒有沾沾自喜。為此，我寫了一篇〈我不是小妹〉的散文(收錄在《北緯一度新加坡》書中)。

稱謂顯示的人際網絡，尤其是家族輩份親疏和父系、母系的血緣關係，對目前家庭人口較少，宗族往來較不頻繁的現代人來說，是一些難學會、難記得的專有名詞。假如一竿子都網羅在一圈裡，大家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貼相同的標籤，就簡單乾脆多了吧？

1997年，我第一次參加大陸召開的學術研討會。

和1990年首度「出國」就是「歸國」一樣，在那次「國際」研討會上，我是「國內」的「海外學者」之一。

動輒一兩百人的學術會議，初見世面的我還不習慣，認識的師長朋友也很少，只想安全地躲在人群中。不過那時與會的女學者很少，很容易就被注意到。聽說有「台灣來的同志」，好奇者來敲房門要求認識，詢問祖籍和近況，一會兒，我就成了「小衣同志」。

被「小衣同志」、「小衣同志」地呼來喚去，那時的大陸，「同志」與「同性戀」之間應該是毫無關聯的。

有的時候在會場，主持人會稱大家「各位代表」。我不清楚別的學者怎麼樣，他們可能真的是被所屬單位遴選出來，他們「代表」背後的某個群體，而我卻不「代表」我之外的任何人。

入鄉隨俗，在我宣讀論文時，也拗口地向「各位代表」請安。

後來發現，這「代表」可不能小覷，我雖不完全符合大陸統稱「無知少女」的條件，至少是個「無黨派」、「知識分子」、和「女性」；我不是「少數民族」，但在學術會議的場合總是外來的「少數份子」，會被主辦單位指定「代表」來自的地區。

為了研究「瀟湘八景」，我特地去湖南永州參加柳宗元研討會，以便一探瀟湘之美。從桂林坐火車去永州，由於聽不到車上廣播，也沒見到其他乘客，我一直不敢好好坐著，每進一站，便趴在打不開的車窗東張西望，生怕坐過站。

中午抵達永州，在車站外攔出租車，聽了我要去的地點，沒有一位司機願意載。一位彪形大漢跨坐在機車上，對我說：「上來吧！妳要去的地方封橋了，汽車上不了的。」

把行李箱綁在他的機車後面，我一手扶著隨時可能掉落的行李；一手抓住車椅橫桿，危危顛顛，將信將疑，被他載上路。果然，必經的一座橋前面架設了拒馬，機車左拐右彎，小心翼翼繞過拒馬，駛上橋面。

我問他：「為什麼封橋？」

他大聲回答：「妳要去的地方在開大會！」

我說：「開會？會議早上已經開幕過了！」

「是聽說開幕過了，可是還有海外代表沒到哩！」他說。

我正在納悶。他補充道：「還是個台灣代表咧！」

我「代表」了台灣。任職新加坡後，我又「代表」了新加坡，怎能不戰戰兢兢？

「小衣同志」的稱呼近十年絕響了，大家彼此尊稱「老師」。「老師」比等級性質的「教授」通用，剛取得博士學位的博士後研究人員也可以叫「老師」，好像又有一番平等的意味。

我在大學時便聽長輩稱別的老師「先生」，而且不分男女。所以我們稱「齊邦媛先生」、「林文月先生」。「先生」感覺古雅，女性的「先生」更感崇敬和知性。最近，「先生」的稱呼在大陸的古典文學界也時有耳聞。

和「先生」的復古風氣同時的，還有網路上發明和流行的名詞。學術場合被要求合影時，聽到青年學者稱我「女神」，「受寵若驚」！「女神」比「先生」更加恭維，也更加令我不知所措。

同志變女神。未來，還有什麼新奇等著我呢？

(2016年3月2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