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倉天心的理想

岡倉天心書蹟

“ASIA is one.”

1903年，日本美術教育家兼美學家岡倉天心(1863-1913)在他的 “The Ideals of the East”(《東洋的理想》)裡，提出了對後人影響深遠的「亞洲一體論」。他說：「亞洲是一體的。喜馬拉雅山的區隔只是為了強調兩大文明的特色─孔子的集體主義所代表的中國文明，以及吠陀的個人主義所代表的印度文明。然而，即使是白雪覆蓋的屏障也一刻不能阻礙亞洲民族終極的、普世的博愛精神。」

十多年前初讀《東洋的理想》，友人告訴我，這是一本促成日本侵略亞洲其他國家的書，提醒我不可輕易接受。

我不解，岡倉天心說世界三大宗教發源於亞洲，中國和印度等古老文明國家傳遞的「愛」與「和平」信念，始終造福著全亞洲人民，而且應該被推揚到整個世界。這種帶著浪漫情懷的思想，何以會被軍國主義者利用？

面對強大的西方，最早實行現代化建設的日本，自認為是當時亞洲國家之牛耳。日俄戰爭勝利後，更加強了日本稱霸亞洲的氣勢。明治時代的日本知識分子被思想史家竹內好(1908-1977)和橋川文三(1922-1983)歸納為兩大類型，一是如同岡倉天心的「亞洲一體」論者，所謂「興亞派」；以及福澤諭吉(1835-1901)主張的「脫亞入歐」論者，所謂「脫亞派」。雖然在行動上，日本的確向西方靠攏，情感和文化的「亞洲認同」，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刺殺伊藤博文的朝鮮人安重根；推翻滿清帝國的中國人孫中山，都在相當程度上主張「亞細亞主義」，意欲聯合亞洲國家對抗西方霸權。歷史的發展證明「亞細亞主義」畢竟是簡單的「理想」和「假說」，在用武力「實踐」的過程中，亞洲國家不但沒有成功對抗西方，二次大戰以及後續的冷戰格局，更讓新崛起的美國主導了瓜分國際利益的大權，一百年前的「歐洲中心主義」轉而成為「美國中心主義」。

意識到本國或區域文化主體性的被消解，一些學者重新提出了亞洲論點。日本溝口雄三教授的《做為方法的中國》，試圖以中國研究為方法學，走向理解世界。中國的孫歌教授在《亞洲意味著什麼？》裡，梳理百年來日本的亞洲論述。韓國白永瑞教授的《思想東亞：朝鮮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則是站在「雙重邊緣」的立場，思考「東亞共同體」的可行性。臺灣陳光興教授的《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主張臺灣應該「脫美入亞」，尋求亞洲國家相互參照，互為主體性的自我轉化。

我對東亞文明的研究，可以說是在類似的思維狀態中形成。我的求學經歷，直接回應著清代乾嘉考據學說和歐美「新批評」，乃至接連引入臺灣的西方文化理論的衝擊。摸索著做為中國人以及臺灣人的身份定位，把歷史的時間觀念放在地圖上展開，與其強調批判性和對抗性，我更願意審視「西方」究竟對我有什麼意涵，為何我安心做一個亞洲人，並且希望從文物、藝術以及文化意象等面向，設想亞洲為世界提供了怎樣的共享資源。這也許是對岡倉天心理想的另一種實現方式。

今年二月，我應韓國外國語大學邀請前往演講，這是繼2009年我應邀演講東亞「瀟湘八景」詩畫之後，再度回到該校的講臺。我談王羲之《蘭亭集序》從古至今對中國、韓國和日本的書法、繪畫、文學和雅集文化的影響。在結語時，我說道：研究東亞文明，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但我並不認為要用「中國本源論」、「中國中心主義」來取代西方，就能夠得到平等和平衡。東亞的共同文化遺產，就看世人怎樣汲取養份和再生產。

就像岡倉天心因為費諾羅沙（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 1853-1908）的影響和激勵，重新從文物調研的結果，肯定日本美術的價值，我們也應該看重「西方」做為「他者」的對照意義。地球上的任何一點都可以是中心，亞洲不是世界的邊緣，尊重別人並且認識自己擁有什麼，才能找到與亞洲國際間對話的切入點，也才能宏觀世界。

岡倉天心晚年有詩：「仰天自有初，觀物竟無吾。星氣搖秋劍，冰心裂玉壺。」岡倉天心的日本文化優越感固可質疑，濫用岡倉天心東洋理想的野心份子和誤解他的讀者，豈可不思。

(2014年3月2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