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敏女士和保姆Cherry,中為丹敏女士書法作品
Cherry學中文的練習本
丹敏女士將我的文章剪貼留存
「拜讀您載聯合早報”百年一遇.新加坡國寶潘受”一文。非常開心!因為您說出了萬眾新加坡人的心窩裡要說的話!」
這一封筆跡顫抖的信,寄到我的學校信箱,已經是一個多月之後了。
「本市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簡單的地址,被郵務人員用紅筆加上大學英文地址和編號,而那英文地址還不是我的學院大樓地址。於是可能到了大學的郵件中心,再被加上英文的學院簡寫,輾轉到我的手上。
一位九十二歲的讀者。
信裡她自我介紹:名叫丹敏,1995年隨女兒從上海移居新加坡,適逢潘受先生書法展,一見傾心,天天去展場臨摹。鄧小平逝世,潘老挑燈寫詩悼念,她將報上潘老大作,寫成書法大中堂,在世界貿易中心展出。她邀請我去欣賞她的書作。
就著她信上留的電話號碼撥去,沒有人接聽。
第二天上午,想到老人家也許動作較緩,或是聽力欠佳,應該多打幾次。
還是沒有人接聽。
要不要發個電話簡訊?(九十二歲的老人家,會看電話簡訊嗎?)
近午時分,電話來了。
一位中國口音的太太。
我告訴她原由。
「妳寫信給她?」「妳找她?」她連續問我。
我說:「不是,是她寫信給我,她要我打電話給她,請轉告她…」
我和丹敏老師通上了話,她說耳朵有點不靈光,要我和她的保姆說。
這位保姆,大概是大陸來的親戚,名叫Cherry。(入境隨俗起了個洋名?)
約了下午去她府上拜訪。
在組屋的水泥叢林裡迷路,好不容易找到大樓,可是找不到對應住戶門牌號碼的電梯。施工的圍籬阻擋了視線,我在一樓,繞著路團團轉。
遇到放學回家的小學生,指點方向。
在電梯裡接到Cherry的電話。是的,我已經在附近了,馬上到。
丹敏老師一看到我,從藤椅欹身站起,激動拉著我的手,直說:「妳來了!妳終於來了!我以為過了這麼久,信寄丟了!」
她穿著淺綠色的棉衫褲,臉上薄施脂粉,戴著翡翠色的項鍊和一式的手鍊,碎鑽耳環,簡約而隆重。
我們並肩坐在沙發上,Cherry送來果汁。
我才注意到,她其實很年輕,約莫二十多歲。(可是說起話來,像中年婦女)。丹敏老師介紹,Cherry是從緬甸來的。
1921年出生的丹敏老師,是一位老革命幹部,抗日期間毅然從軍。曾經就讀國立劇專,與謝晉導演是同學。她的丈夫也是電影導演,她則專長小提琴、鋼琴、歌唱和舞台劇,隨軍參加過不少戰役,走過中國十一個省。
文革期間,丈夫受迫害而去世,她獨力撫養一雙兒女成人。63歲退休於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任上。受到任職於上海《新民日報》的兒子鼓勵,開始執起毛筆,寫書法。
一練十年,累積了心得。之後移居新加坡,成為潘老的忠實學習者。她也在此開班授徒,舉辦過三次師生聯展,出版《丹敏八秩書法展》圖錄。說是臨摹潘老的書法,她的作品較為神氣娟秀。
從報上得知即將舉辦紀念潘老百年誕辰的研討會和展覽,她非常興奮。可惜年紀大了,不方便出遠門,怕摔跤,現在只能在家附近散步,走到海邊吹吹風。
客廳茶几上擺著我的文章的剪報,貼在白紙上,描上粉紅色的線條邊框,還配上蝴蝶和年輕人振臂高呼的兩張圖片當陪襯。
我問:「您是讓Cherry給您讀報紙嗎?」
她笑了,拿起茶几上手掌大的放大鏡:「我有這個呀!」
一千多字的小方塊,用放大鏡逐字閱讀,要花多大的精神和多長的時間啊?
我談起紀念潘老的活動,如果來得及,她珍藏的潘老相關剪報,包括潘老的文藝談話、教家裡菲佣寫書法的趣事,都能讓紀念展更為豐富多元。不過,在南大中文圖書館的展覽,適巧幾天前落幕了。
她的剪報裡,也有潘老和南大的資料。我說:政治的、歷史的問題,我沒有能力回應。做為新南大的老師,我們培養了到今年第四屆的畢業生,超過一半以上從事華文教育的工作。我能做的,是為了下一代,以及我的學生的下一代…
淚水,從她的眼角滑落。
我們相對無語。
臨別前,我向Cherry打招呼,才曉得她並不是華人。
去年四月才到新加坡,丹敏老師從認識鍋碗瓢盆開始,一個字一個字,一句話一句話教她。
Cherry的筆記本上,抄滿了單字、詞句,還有詩歌和散文。有些就是從報紙上抄錄,她加上注音,配上插畫,或是翻譯成緬甸語。
回程的車上,想到丹敏老師的表情和淚水,我淚不能止。
今年的五月四日,這樣度過。
比起潘老,我何其幸運。潘老來不及得知丹敏老師對他的尊崇和敬仰;而我,領受了一位長輩讀者的讚賞和肯定。
我應該微笑,愉快地笑。
(2012年5月20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後記:丹敏老師於2013年7月16日往生,謹此祝她老人家安息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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