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了我也要讀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江戶鈔本《皇華集》

米黃色的硬紙板外函乾乾淨淨，從櫃台捧了四函回到座位。閱覽室只有我和左側走道旁邊另一條長桌的兩位中年男士，他們各自看著書，好像彼此認識的樣子，但並沒有交談。既然閱覽室的空位還有一些，我便把兩函書擺到右手邊座位的長桌上。

「すみません(對不起)。」我自言自語，一邊把上下疊的兩函書分開平放。說完，意識到自己的舉動，覺得有點可笑。不過，一般日本人也常會這樣吧。占用了理應是別人的位子，即使目前沒有人用；也不是說給我背後的管理員聽，就是表達自己知道占用的行為不妥，說了感到心安吧。

書函上，貼著長條白紙，工整的書法寫著「皇華集」，下面是編號。我拉開第一函的上下插梢，打開書函─怎麼？

怎麼是這樣？

一落五冊的線裝書，封面被薰黑得模糊。我一冊冊分開，每一冊封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薰痕和水印，有的還被燒破了。

這是，劫後餘生哪！

我想去問管理員怎麼回事。外觀裝幀得簡潔樸素，裡面竟然是火患後的傷體。我緩緩坐下，前一秒鐘開書的好奇興奮心情突然像被人從後腦勺打了一記悶拳，眼冒金星。

我想，管理員很可能不曉得這套書的狀況這麼糟，屬於「殘本」，應該要禁止借出了。念頭又一轉，倘若我前去「自首」，說翻動了這「貴物」，我就不能再看這套書，我坐著紅眼飛機天亮降臨東京，在這個「國立公文書館」門口等待開門，不就是為了一睹這套書的真面目嗎？只是沒想到，這「素顏相見」未免太驚人…。

於是，我摸一摸後腦勺，戴起口罩，翻開第一冊第一頁。〈雪霽登樓賦〉：「余與黃門司馬先生奉使朝鮮…」右上角是「日本政府圖書」，右下角是「淺草文庫」的紅色印章。

隔著展櫃的玻璃，我仔細端詳過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南宋李生「瀟湘臥遊圖」的薰痕，那是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的災害，同時「罹難」的，還有現在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蘇軾「寒食帖」。也從圖像上研究過清代翁方綱舊藏的南宋版本東坡詩集，那套書有的部分甚至被燒去了大半。可是，我從未親手接觸過這脆弱的傷患，它很輕，很薄，卻又堅實厚重。

《皇華集》是明朝出使朝鮮的文臣和接待他們的朝鮮官員寫的詩文集。從十五世紀中葉到十七世紀中葉，共有39位明朝人和300多位朝鮮人參與了這項文學外交的活動，留下了兩百多篇散文和六千多首詩歌。透過這套書，我們可以知道那時文學是維持東亞天下政治秩序的重要媒介。

我翻閱的這套《皇華集》很特別，是世上罕見的手鈔本，是江戶幕府直轄的最高教學機構「昌平坂學問所」的舊藏。「昌平坂學問所」後來歸文部省管轄，因此有那兩個藏書朱印。本來是朝鮮宮廷出版的《皇華集》，日本不容易得到，於是19世紀的日本讀書人就手抄，而且從筆跡看來，這套書由不同的人抄，有的人心平氣和，字體端莊；有的人心浮氣躁，筆法走樣。

不但1846年的那場東京大火燬損了這套書，貪吃的蠹魚也沒有放過它，留下了條條蛀洞。我一頁頁翻著，小心翼翼，還是免不了有黑灰殘屑飄落。

黃孟文的小說〈焚書〉情節交錯在心田，不再被需要的華文書籍走入命運的終點，那熊熊烈焰燒出了作家的嘆息涕泣，也彷彿將主人翁火化了。

發覺疲累時，已經近下午五點。中飯沒吃，沒感到餓，就是口渴，被幾場大火燒得唇乾舌躁。

薄暮中走進一家餐館，牆上是復刻1937年版「大吟釀」的海報。

中國人都曉得1937年7月7日的意義。有的東西可以「復刻」，代代相傳；有的東西一旦破壞，萬劫不復。

我把筆記本裡偶然夾住的那些19世紀的黑灰殘屑倒進「大吟釀」裡，一飲而盡。

2015年3月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Emily的抽屜

“這個世界上，先有了創作文學的衣若芬，然後才有了研究學術的衣若芬，而無論是創作文學或是研究學術，我都在不斷的嘗試發現自我與解答困惑，探觸宇宙人生的無盡之謎。”

我在曾經任職的台灣學術機構網頁個人簡介裡，如此介紹過自己。有同行問我：「為什麼要強調妳原先是搞創作的？」言下之意，我猜，有兩層想法：一，中文系出身的，誰不會舞文弄墨呢？沒必要「自誇」。二，既然靠研究學術吃飯，不值得提自己過去的作家經歷。況且，很可能被認為不專業而受輕視。

是的。在取得博士學位之際，我已經出版了小說《踏花歸去》、極短篇小說《衣若芬極短篇》、散文《青春祭》。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受老師鼓勵投稿學校刊物，一路寫到博士論文完成，除了時間不能好好分配，我還未認真想過「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會有什麼衝突。

後來我得知自己進學術機構的審查過程，有評審說：「衣若芬是作家。」質疑我是否夠資格成為專職的學術研究者。我任職後，主管提醒我：「這裡不是培養作家的地方，研究室裡寫的是學術論文。」我點點頭。

我很認份地想把研究工作做好，文學創作是能做不能說的偷情。像美國女詩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把詩文祕藏在抽屜裡，我的抽屜裡塞了滿足私慾的文字。我沒有違背對主管的承諾，在研究室寫作讓人心虛不寧。窗外的台北南港四分溪時有白鷺鷥掠過，很容易讓人聯想「西塞山前白鷺飛」的愜意。「那裡的圖書館是天堂。」一位美國學者向我回憶道。我卻偏要從桃花源轉向滾滾紅塵，飽啖人間煙火。

回家和小孩玩「比賽誰先睡著」的遊戲，先贏了的孩子半夜醒來，問我：「妳今天不乖嗎？被老師罰寫很多功課嗎？」我親親他的小臉，說：「我就是老師呀！我寫的是我的功課。」

這是對學術工作零加分的功課，在職場和家庭的隙縫裡，可還容得下寫作的空間？為什麼明明很累了，我的腦子還不能不去想寫作？寫著寫著，卻不敢發表，怕被指責「不務正業」。Emily的抽屜裡，滿是禁錮與釋放的矛盾─早過了文藝少女的做夢年齡，妳的人生還幻想什麼？

一天，我的妹妹寄來電郵，題目是「筆中精靈」。她說：「關於寫作，我們身邊俗人真多，我想你比我還不在意他們眼光。才不要讓這些俗人牽制我們的生活品質與生命規劃。寫不寫都有人會閒言閒語。鍾理和窮到老婆得到山上偷林務局的木材去賣，他還是照寫。鄧雨賢連上廁所都在想他的樂曲。上帝賦予人天生的才華，就不會或不能讓這些才華休息。」

我含淚讀著她的文字，我知道，我的筆不必、不該、不能、更不願停了。

2006年，我的人生有了未料的轉折，飛到了南洋島國新加坡。隔年，《聯合早報》找我寫專欄，等於督促我把寫作放在生活裡必須的位置。隨著《聯合早報》網路版在大陸的眾多點閱，我的文章在網路上被多次轉貼，一些讀者向我探聽是否在學術論著之外，也在大陸出版散文集。

機會在加拿大溫哥華機場降臨。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當面告訴我，2014年「南大」中文系慶祝百年，他打算策畫學者隨筆叢刊；我任教的南洋理工大學也簡稱「南大」，同年滿10歲。我們一邊等著飛往維多利亞的航班，交談著對兩所「南大」的深情。

於是張伯偉教授的《讀南大中文系的人》，以及我的《Emily的抽屜》便成為向兩所「南大」中文系祝賀的獻禮。

在等待《Emily的抽屜》出版審查的過程中，台灣二魚出版社也向我邀約出書，我挑選有關東亞行旅、文化觀察的文章，輯為《感觀東亞》一書。沒想到《感觀東亞》後來居前，率先面世。不期而然，2014年我出版了兩本散文集，在海峽兩岸。

現在，Emily的抽屜打開了一些，歡迎各位來一窺抽屜裡，一個徘徊女子的喜怒哀樂。

(2015年2月2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老大有代誌

學生喜歡叫他「老大」，親切、隨和，有時有些無厘頭。

我們好像是同一年開始在南大教書，用平均一年說不到一句話的頻率彼此知道彼此。偶爾從學生那裡聽到老大長老大短的零言碎語，像聽故事一樣，老大黃凱德是「活著的口傳人物」，在我的校園生活裡。

「 老大上課喝咖啡。」

「老大是假台灣人。」

「老大愛夏宇。」

「老大家的馬桶壞了。」

而我也從沒有感到什麼遺憾或欠缺，如果認識一位作家最好的方式是讀他的作品，我在南大中文系首辦的書展買到了他的《代誌》，就著研究室的黃昏雨窗讀完，我想，我仍然會讓飄進我耳朵裡的老大長老大短繼續出入。

2004年青年書局出版的《代誌》，用的是福建話「事情」的意思。寫作本來就在敘事，《代誌》裡沒有驚天動地的事情，像一個混度假期的男孩蹲在水溝邊看，水溝有時乾涸有時盈滿，有時倒映模糊的，不知是臉龐還是天上的雲影。水溝裡可有泥鰍？可有蝌蚪？還是發臭的腐鼠爛葉？他拿著一根枯枝，撥撥弄弄，翻攪記憶與幻想─做過的別人的夢，聽來的自己的傳說，蹲著蹲著，日日月月，就到了三十歲。

預曉會死亡的愛情，會磨蝕輪廓的事物，不斷嘗試的翻攪和書寫，黃凱德出版過散文集、詩集、小說、閱讀評論，被殷宋瑋稱為「文體家」；柯思仁認為他是「隱藏得最為深沈与神秘的瑰寶」。林高、懷鷹等資深作家對他的析解和期許，對照他的我行我素和率直任性，這是年輕人崇拜的老大魅力吧。

年初開始，老大有「代誌」，他成為南大中文系的駐校作家。他自問：「以你的美學和人生的品性及態度而言，為何會願意接受所謂駐校作家這樣有為和嚴肅（甚至有點可笑）的頭銜身份，難道不覺得有點虛偽諂媚嗎？」

我笑了，如同他的作品，不按「一般」的方式對待世間；不依「正常」的情形回應外界，他總有出奇的，也是駐校作家被渴求的創意。

黃凱德之前的南大中文系駐校作家蘇童告訴我：「作家是個體力活兒。」我很有同感。我談到村上春樹以馬拉松鍛練身體和意志力，藝術創作是身心靈的工作。生理的狀態直接影響書寫，失去生命動力的作家不得不停筆；或者說，不得不停筆的作家於是失去了生命的動力，比如川端康成。

後來我遇到了另一位以作品詭譎著名的作家，我向他請教寫作的種種。他自豪地說：「坐下來就寫，不加思索，像自動書寫一樣。」國外已經有以他為對象的研究會，可見他受重視的程度。

本來打算聽他演講，我心想：不世出的天才能教會我什麼？我怎麼學，也自動書寫不出令自己滿意的作品的。

我把聽天才作家演講的時間用來再翻看《代誌》和蘇童的《黃雀記》，從頭想想「敘事」的操作性。蘇童說他不大關心讀者，不大受讀者影響。黃凱德字裡行間的曲折與斷裂則展示了對讀者的開放和對寫作的自覺。他借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概念，思索蔣勳的作品：

…已經外延到了完全揚棄傳統及現代的閱讀，進入「可書寫文本」(scriptable text)更深一層的詮釋階段? 我們又應該如何在汲汲追取虛構與現實的小說規律的夾縫裡注入散文的不羈和詩的氣質?

「散文的不羈和詩的氣質」正是《代誌》裡小說形式溶注的元素，是有別於「可閱讀文本」(readable text)的動態呈現。〈還在〉這篇文章裡，透露他的反思：

身為一個敘事者頹然放棄線性敘述的可能性。

我還在那裡。即將快樂起來的念頭還在。我們稱之為虛假的敘事策略的母題還在。

是他的選擇讓語言文字延伸自我，探向更多未知，很高興見他傳授不甘平凡而源源湧出的創意給學生們。他即將有新書出版的計畫，願新加坡的文學園地裡，他一直「還在」。

老大，馬桶修好了，繼續幹活囉。

2015年 2月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琉球．沖繩．島唄

沖繩那霸市尋常人家門口的新年擺飾：松竹梅

還沒有準備好的身心，飛越在三個島嶼，2014年末到2015開年，新加坡、台灣、琉球；太平洋、南中國海。

積壓了忙碌與疲憊，將近二十攝氏度的溫差，使我一走出桃園機場，就被迎面的冬雨寒風擊倒。發燒加上咳嗽，吃過藥昏沈沈發脹的頭腦，仍要打起精神應接早安排好的活動：我的新書《感觀東亞》的分享會、雜誌採訪、電台錄音…。

聽著自己都感到陌生的聲音從麥克風流出，為熱情的讀者和友人簽書，任務完成後的輕鬆感──直到在凌晨的稀微曙光中坐車奔駛往機場，我行囊裡那本琉球旅遊指南還沒有打開看過一眼。

在飛機上翻閱著地圖，一個小時後降落在那霸機場。藍天、陽光、海洋，我的身心，還是沒有準備好。

違和的病體不打緊，要緊的是，我被心裡兩股對琉球的態度拉扯，該忘卻她苦難的歷史，悠閒度假？還是直視她的現狀，一探實情？古代的琉球(Ryukyu)，如今的沖繩（Okinawa），穿插使用的名字，糾結的情緒。

這個在明代以前和台灣共同擁有「流求」、「琉球」名字的地方， 1372年起，和中國維持了五百年的朝貢冊封關係。從福建移民的「閩人三十六姓」協助開拓此邦，琉球王國學習漢字、儒學及中國的典章制度，因著位於台灣與日本九州之間的地理位置，一方面進行國際貿易；也謹慎處理著國際關係。

不過，夾在中日之間的處境還是難逃被剝奪自主權的命運。1609年，日本鹿兒島的蕯摩藩島津義久繼豐秀吉侵略朝鮮的「壬辰倭亂」之後入侵琉球，迫使琉球受蕯摩藩支配，雖然繼續向中國朝貢，也與日本維持「兩屬」關係。1871年，發生在台灣屏東的琉球宮古島人船難，造成台灣原住民和琉球人衝突的「牡丹社事件」，成為日本出兵台灣的藉口，終而導致1879年日本的第二次「琉球處分」，廢止「琉球藩」，改設「沖繩縣」，琉球王國滅亡。

最後一任琉球國王尚泰曾經派遣大臣林世功等人向清朝求援，無奈未能得到清廷的重視。林世功先是絕食請願，後來留下兩首絕命詩，在北京總理衙門前揮劍殉國。

林世功的事蹟觸動了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的友人古堅宗憲畢生積極於琉球的回歸運動，可惜不幸葬身火窟。大江健三郎造訪琉球，寫下《沖繩札記》，揭露日軍在1945年沖繩戰役強迫琉球人民為節省糧食而自殺的暴行。《沖繩札記》和出版社被日本右派份子以報導不實為名，告上法院，纏訟三年多，於2008年在大阪宣判作者勝訴。

沈重的《沖繩札記》，以及駐紮沖繩的美軍引起的數起不公事件，我所知道的琉球，過去與現在，都很難將她簡單想像為安逸的東方夏威夷。於是旅遊書裡的圖文並茂在我看來總帶著些浮誇虛假，一種不管他人死活的樂陶陶。

可是，我一個外國人，能為琉球的生存說什麼話呢？批判軍國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那是不是又成為一種自以為是的假惺惺？

我反覆回憶著琉球歌手夏川里美的「島唄」(島歌)，走在彷彿台灣中南部小鎮的巷弄裡，路口的石敢當、建築的空心磚、門牆上的石獅子、台階旁竹節和春花裝設的「賀正」盆飾，熟悉又生疏的琉球哪！

元旦的飯店自助式早餐，有小小的壽桃、肉粽、紅白綠三色小湯圓，還有製成祥鶴圖案的魚板，看似隨意卻處處精心細緻的新年餐點布置。我顧不得又要趕去機場，慢調斯理地欣賞盤裡的美景。國家歸屬是變動的組合，沈澱在生活裡的文化底蘊，才是可長可久的幸福源泉。

創作「島唄」的宮澤和史並不是琉球人，卻能恰如其分地運用三線和琉球方言傳達了對和平的祈願：

大海啊 宇宙啊 神靈啊 生命啊

就這樣永遠風平浪靜吧

島歌啊 乘著風 和鳥一起飛過海

島歌啊 乘著風 把我的淚也帶走

島歌啊 乘著風 和鳥一起飛過海

島歌啊 乘著風 把我的愛也帶走

我居住的島嶼可也有她的「島唄」？讓人們傳唱著，如海浪拍岸，一波波、一層層，撫慰人心。

(2015年1月2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孔子公懂英語咩？

台北孔廟「Q版孔子公仔」

「妳的華語說得真漂亮！」把零錢找給我，這位滿頭華髮的德士司機仔細看了我一眼。

剛剛接到電話，交談了幾分鐘，很平常的，被這麼「表揚」，覺得挺異樣。我隨口應答：「華人嘛，講華語沒什麼的。」

大概他又要批評一些不講華語的華人，我收拾東西準備下車。「語言的選擇是個人自由啦！」想搪塞過去。

「妳是老師吧？妳拜孔子公嗎？」他說。

我一下子還沒意會「孔子公」是誰？

「孔子公懂英語咩？」他理直氣壯。

我笑了笑，下車。

小時候就聽過的笑話，英語考不好的學生怪拜孔子「沒效」，我看豈止英語，數學、物理、化學等等，都不可能靠孔子「保佑」的吧？

崇敬孔子，為的是什麼呢？

孔子的誕辰日仍存有爭議，不過大部分的地區已經接受訂於9月28日，大陸還稱這一天為「全球祭孔日」，一年比一年還普遍、熱烈、高調地舉行儀式，與五十年前罵孔府是「萬惡的『聖人家』」真不可同日而語。

「祭孔」又稱為「釋奠」，「釋奠」是指陳設祭品、音樂、舞蹈紀念去世的老師，並不限於紀念孔子，嚴格說來是比較合乎重於「學」的道統。「祭孔」的「祭」，強調的是血緣關係，孔子既然被尊為「至聖先師」，古代釋奠儀式又有上升至國之大典的趨勢，皇帝親自主祭，如禮敬先祖一般，「祭孔」之名也就應時而生。

過去，祭孔的地點在大(太)學旁的文廟，「學」與「廟」相結合，既是學習研讀的空間，也是認識先聖，見賢思齊的所在。沒有文廟的地區，單獨設置孔廟，做為祭儀的場所。「孔廟」的「廟」被理解成「寺廟」，其實並不是原義，世事的「一體兩面」，看孔子的神聖化過程就是很好的例子。為了普及孔子的神聖形象，明代的「孔子聖蹟圖」版畫採取了通俗的方式以便傳播，本屬於士人階層崇拜的對象，在「孔子聖蹟圖」的渲染推波之下，孔子反而被世俗化了。

「神聖化」兼「世俗化」的孔子，在北京孔廟、越南河內文廟清晰可見。出售給「信眾」的香燭、神牌、繪馬，滿足許願的需求。為孔子添點兒香油錢似乎也很自然，生前「不語怪力亂神」的孔子不知有何感想。

而在台灣和韓國，孔廟大成殿裡是沒有孔子「神像」的，只立著「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神位」的神主牌。台北孔廟設了「准考證放置箱」，讓考生向孔子祈禱後將准考證的複本投入，箱外特別書明：「心誠則靈」，「請勿投錢」。台南孔廟廣場開放藝文表演，讓民眾免費觀賞。日本東京湯島聖堂內的孔子像是明遺民朱舜水帶去的，平時供奉在神龕裡，不輕易示人，只有每年四月的第四個星期日「孔子祭」時，才打開神龕，接受神道教式的祭儀。

韓國首爾成均館大學本來是朝鮮時代的太學，釋奠的儀軌繼承六百多年前的傳統，每年春秋兩祭，並奉祀本國的儒者聖賢。我在〈八佾舞有點長〉那篇文章曾經介紹過(《聯合早報》2013年10月12日)。台灣的祭孔儀式是民國改良版，孔子的嫡系子孫參與。日本長崎孔廟的祭孔儀式是雙聲道，司儀唸一段華語，一段日文，很像日本人演清宮古裝劇。同樣行古禮的還有日本沖繩的至聖廟，展現古琉球的風采，祭品裡還有香蕉和甘蔗呢。

去年新加坡南洋孔教會慶祝百年，我躬逢其盛，參加了莊嚴隆重的祭孔典禮。道教化了的新加坡「孔子公」、「孔子爺」信仰也讓我眼界一開，民眾可以向宮觀訂購包括象徵聰明(葱)、精算(蒜)、勤奮(芹菜)、升官(豆干)的「福物」，以及「答謝孔子公」的紅彩，祭孔時有法師誦經，點硃砂「開智慧」。三清宮的「孔子殿」供奉了孔子及七十二賢人弟子，十分壯觀。

一位孔子，東亞各國各自以本地化的方式崇敬，神聖化、世俗化、宗教化、商業化之外，台北孔廟還創發了卡通化的「Q版孔子公仔」。下次如果再遇到那位德士安哥(uncle)，我會告訴他：別說英語，日語、韓語、琉球話、福建話，孔子公「攏嘛通」！

(2015年1月10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