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山行 To Toyama

 

日本富山地面电车(衣若芬摄)

有的地方，如果不是为了特殊的目的，我大概一辈子也不会去吧。比如八月间去了日本北陆地方的富山。为了看日本最后的文人画家富冈铁斋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展。

年初就知道今年是富冈铁斋逝世一百周年。以他在日本的知名度和对日本画坛的影响力，想必会有一些纪念展览会和演讲会。果不其然，三月初在日本的滋贺县；四月在京都国立近代美术馆，以及奈良的大和文华馆都举行了特展。算一算，全国有12处展览会呢！想一想，可以选择的似乎很多，也就暂时把这件事情搁置下来了。

这12处展览会总共9个主题，其中，京都国立近代美术馆的展览是巡回展，也是我最初特别想去参观的地点。看到今年春天日本旅游爆火的情形，我裹足不前。而且，五月份在河南总共有四场演讲，也实在分身乏术。等到再想起去参观展览时，已经八月，可以选择的地点，便是富山县水墨美术馆了。

富山在哪里？我只听过富士山，不知道有这个地方呢。上网一查，才晓得，原来位于接近日本海的北陆地方。从东京入境，搭乘新干线，乘车时间大约要两个多小时，似乎还行，于是订了机票。临出发前，才想起来，从机场转乘到东京车站，在东京车站才能搭新干线，这又得耗费不少时间，觉得有些麻烦。可是机票和住宿都订了，怎么样才能更快速地到达富山呢？哦哦，原来可以搭乘国内线的飞机，这样稍稍让我放心了。

七个小时的国际线航班，一个小时的国内线航班，晚上七点出门，抵达富山机场已经是隔天中午时分。再搭机场巴士到富山市内。

走在富山街头，只觉得阳光热烈刺眼，晒得我头重脚轻。顺着手机导航找饭店的位置，知道就在富山车站的对面，但是车站前纵横的几条马路，到底该怎么走呢？拉着行李等过街的红绿灯，一个头戴蓝色棒球帽，身穿橘色T shirt的年轻人，蹲在路口，挡住我的去路。他举起装了长镜头的专业相机，朝前上下移动相机取景。

在拍什么呢？路上行人寥寥无几。附近的现代建筑也是一般城市常见的水泥楼房，有什么特别的吗？

我学他稍稍蹲下了身子，朝前张望。哦，原来是在拍有轨电车呀。

印象中，有轨电车都是行驶在历史悠久的老城市，东京的荒川线紧邻民宅；长崎的电车上下坡道，左弯右拐，时而海景迎面而来，意外的惊喜。富山的市容很新，有轨电车的外观也很新，有什么值得拍吗？

去富山县水墨美术馆，搭上了仿佛百年的电车，我才明白，电车的魅力不一定在怀旧的外观。

既然是“循环线”，应该哪个方向都可以吧？我学着当地人放慢了步调，随意坐上车。到了铁路总站，所有人都下车了。穿着灰色制服，白衬衫结橙色领带的司机从座位起身，我想：“这是到了终点站？”他一边调整头上的大盘帽，一边问我要去哪里？

我告诉他下车的站名。他伸出右手往下摆了摆，示意要我坐下。然后径直走到车厢的另一头。哦，电车不能掉头，车厢两端都是车头呀。

随后上来两位壮硕的大汉，戴着压住眉毛的渔夫帽。白色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背着沉重的登山背包，手提束口布袋。两个人的胸前都挂着加长镜头的专业照相机。

一路上，车厢里只有我们三位乘客。那两位男士似乎因为乘客稀少，便于取景，兴奋地来回走动，拼命按快门。我把太阳眼镜放在座位前的小木桌，注意到这小木桌能够翻开桌面，延展成长桌。间隔适当的座椅，椅垫的花纹各自纷呈。吸附在车顶的圆盘照明灯，兀自散发奶黄般的柔光。

站名一一广播，每站都停车，却没有乘客上车。我不想被他们拍摄，故意望向窗外。

不知何时，他们已经消失。

不知为何，我这唯一的乘客，始终没有听见我该下车的那一站，错过？还是未到？

循环线，我可以继续循环下去，是吗？

 

2024年9月2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善若水”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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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微霜

 

我的笔记

教室外绵绵细雪一般的白流苏，曾经离我非常近。我坐在窗台，遥望前头乌鸦鸦的一片。方瑜老师的课总是这样，不早点来抢位子，只能极目远观。

这一天方瑜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诗：

白云家在南溟水，水逝云飞负此心。攀藕人归莲已落，载歌船去梦无寻。难回银汉垂天远，空泣鲛珠向海沉。香篆能消烛易尽，残灰冷泪怨何深。

方老师写的是“叶迦陵”，1984年，叶嘉莹老师还不能回台湾，在课堂上讲她的诗，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风险”。这就是方瑜老师的性情，在诗歌的世界，只有坦率真诚。

在我读台湾大学中文系之前，已经读过系上三位老师的著作。裴溥言老师的《诗经评注读本》；林文月老师的《读中文系的人》，以及方瑜老师的《昨夜微霜》。通过文字，能够感受到裴老师治学的严谨；林老师笔端的温厚，以及方老师对人世的细微体察。

当时我幻想：读中文系就是为了当作家，读书有得，研究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虽然在入学考试前选填志愿时，我不得不依照导师的叮咛，按照分数的高低填写大学和科系。那年因为有考题争议而送分，我可以进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由于对三位台大中文系老师作品的热爱，我决定不接受加分，顺利进入心目中的第一志愿。

“中文系不是为了培养作家的，要当作家要去外文系。”听到系主任这样的言辞，我非常惊讶。是的，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都是出自台大外文系。可台大中文系也有优秀的作家呀！

就算我忤逆师长的耳提面命，怠惰学术研究吧。1989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踏花归去》。我请方瑜老师为我的书作序。方老师说刚好家里正在整修，忙得不可开交。

她问我：“你还会再写吧？”

我说：“不知道呢。要看出版社有没有兴趣。”

方老师说：“想写就写，能出版就出版。”

我问：“写了如果没能出版，怎么办？”

方老师谈到她的散文，说：“到我这个年龄，人家只想找我当文学奖的评审，你能写，要写。”

我提起系上老师对于文学创作不以为然。她叹了一口气，说：“那些人不会是你的读者，那些杂音，你要听进去吗？”

老师鼓励写作，但是不提倡写旧体诗。“诗选及习作”的课每学期只要求交一首诗。每年台湾的大学中文系有联合的古典诗词创作和吟唱比赛，方老师说：“写诗又不是打棒球！严格训练能写得出旧体诗，如果不是出自真实的情感，硬要装在旧瓶子里，会有什么味道？”

有趣的是，方老师从先秦到中外现代文学旁征博引解析古诗，也经常抄叶嘉莹、台静农等师长的诗作和我们共赏，她还分享过自己的作品，我的笔记里记了三首她的诗，比如：

晚红寂寞向谁开？瞑色寒烟伴雨来。俯首花前终不忍。秋风一夜冷苍苔。

方老师是台静农先生的高足，台先生因和鲁迅的关系，在台湾诸多压抑，如果不是方老师讲起，我们很难知晓“师祖”以书法缓解噤声之苦的愁闷，更惊讶台先生竟然写过白话小说！

知道我对研究诗画艺术感兴趣，方老师介绍我去拜访台静农先生。我如今创发和研究文图学，和台先生的一席话因缘相连。台先生问我写不写书法？写不写诗？我很惭愧，回答：“字写得不好，写的是新诗。”

他吸了一口烟，眯着眼睛说：“喜欢看，能创新，挺好！”

“人生实难，大道多歧”，听方老师转述台先生常谈的这两句话，她缩了缩头，颀长的身子里吐出中气十足的声音。写作者的种种困境都是人生的现实，在每一个分叉的路途，当下的抉择指向无法回转的远方。

而死亡是我们无从决定的终点，“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今年的处暑刚过，霜降还早，方瑜老师渡河而去。我翻出40年前的笔记，方老师的诗：“歌哭从来千古事，一灯浮海欲谁知”。

 

2024年9月1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善若水”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