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今天不下雨

「雅典今天不會下雨呀！」

走在雅典的古羅馬市集(Roman Agora)，有人在二樓陽台上朝我喊。

我停下腳步，回頭遠望他，是一位中年男子。我大聲回說：「這是陽傘，防曬！」

他把雙手圈成話筒狀，說：「妳應該享受希臘的陽光！」說完，對我揮揮手。

我也揮揮手，繼續撐傘前行。

我不怕曬黑，是怕曬傷。就算塗了防曬系數很高的護膚霜，應該每隔幾小時補擦，否則還是預防不了。大學時暑假和朋友騎機車，從台北奔上宜蘭太平山露營，以為有防曬乳的保護就可以放肆，而且天空時有雲朵，應該不必停車加(防曬)油。穿著露出大腿的短褲，一路馳騁，好不清爽暢快！

熬夜遊玩的疲累讓我忘了皮膚的反應，回台北後，被洗澡水一澆，失聲尖叫！大腿的皮膚像是被火燒灼般刺痛，一大片通紅浮腫，我的防曬乳簡直毫無功效嘛！

過了幾天，紅腫的部位鼓出了水。我屈身歪坐在藤椅上，低頭瞧著大腿，曬傷的皮膚變成了淺褐色，裡面的液體像是有血絲。忍痛用手指推擠那片比周圍稍淡的皮膚，裡面的液體在有限的空間裡還能緩緩移動。

媽媽罵我「手賤」，說弄破了皮流出水會細菌感染，那就大麻煩了。

學生時代的夏天總好似長得無盡頭，我每天觀察自己曬傷的皮膚變化，全身時熱時涼，大腿既痛且癢的生理反應──我真的是動物，活生生的啊！

曬傷的皮膚裡的液體自然滲流出，本來凸起的光潔皮膚變成乾皺皺，跟化妝品廣告講的「老化」一樣。我抹了藥膏，看不出來有什麼作用。再過幾天，底層新生的皮膚讓這塊「老皮」褪落了。

我把褪落的皮膚輕輕撐拉開，這曾經是我身體的一部分，它是「死了」嗎？原來新陳代謝就是這樣的過程。透過光，死去的皮膚還有一點「活過來」的錯覺；「殺死」它的，不正就是這一度猛烈烈的光嗎？

那一次被陽光熱吻的經驗，讓我曉得自己皮膚有限的承受力，盡量不直接曝曬。外出時打傘遮陽，即使被提醒像個大嬸婆，想想自己的年紀，也不必忌諱了。

在晴空萬里的希臘，是否要堅持不理會旁人的異樣眼光？我雖然戴了草帽，頭髮檔不住陽光的後頸還是曬得發疼。下午六點的衛城(Acropolis)，太陽仍興高采烈地照耀著，阿波羅還有三個小時的「執勤」任務。被攀登踩踏得光滑的石路面，我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前進──別把傘戳到了旁邊遊客。

巴特農(Parthenon)神殿有一半被蒙住整修，仍不掩其壯觀，她的形象，已經被概念化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標誌。伊瑞克提翁(Erechtheion)神殿由六尊少女雕像支柱殿頂，即使是複製品，幾可亂真。象徵紀念智慧女神雅典娜勝過海神波賽頓的橄欖樹，豐沛了希臘人的飲食與生活。

我們在蘇格拉底與人談論哲學的古市集(Ancient Agora)辨識多利克式(Dorique)、愛奧尼克式(Ionique) 與科林斯式（Corinthian）圓柱。在阿迪庫斯劇場(Odeon of Herodes Atticus)觀賞普契尼的歌劇「托斯卡」。那時，藍天終於覆上濃重的靛紫色，夜風徐徐，彷彿近兩千年如一，未嘗更改。

不得不說，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文化景觀消費相比，12歐元能有四天遊逛西方文明起源的歷史遺蹟，真是很「親切」的價格。我還注意到，在衛城、博物館，乃至於和憲法廣場無名戰士紀念碑前的衛兵照相，都有執法人員勸導或阻止遊客用玩笑或惡搞的方式留念，這可以說，是希臘人保護維持自己文化尊嚴的態度吧？

想起一部偶像劇式的日本電影「太陽之歌」，女主角患了不能曬太陽的「著色性乾皮症」，只能在夜晚背著吉他去戶外唱歌。我不是那種「見光死」的女子，這樣逃避雅典的驕陽，難怪會惹來嘲笑。

於是，我收起傘，走出古羅馬市集。反正，雅典今天不下雨。

(2016年7月1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椅子

攝於2014年9月15日，南大中文系十年慶晚會

攝於2016年6月29日，中文系主任室

「椅子才剛坐暖…」友人說。

我說：「是差不多啦！約好的時間到了，那就站起來走人吧。」

坐上系主任的椅子，位置不算高，責任是相當然爾的「重」。

不說「沈重」，說「重要」和「重大」好了。

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對於新加坡本地而言，因著南洋大學的歷史，難免被寄予重望。在同樣的空間場域，每日途經和過目的，不少都是前人的記憶，與我的經歷交織重疊。

今年4月17日，我的新書《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發布會上，承蒙榮譽校長徐冠林教授撥冗蒞臨，主持人柯思仁博士是在我之前的中文系主任，對談嘉賓杜南發先生畢業於南洋大學中文系，一時新舊南大話題雲集，即使活動主題在書不在中文系事務，仍免不了有關心的讀者友人詢問新舊南大中文系的異同。

那時，我回答：「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仍尊重南洋大學『自強不息』的精神，但是，做為成立於21世紀的中文系，我們不但『力求上進』，也強調『與時俱進』。」於是我又重申中文系為新加坡培養「讀者」、「作者」和「學者」的使命。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有百分之七十從事文教、傳媒，以及科研的工作，正符合我們的期許。而另外百分之三十的畢業生，開創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我們也樂觀其成。畢業生的就業比例和基本薪資，與大學裡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科系的畢業生相比，毫不遜色，更增進了我們的信心。

剛接手系主任職務，馬上操辦了「學與思」國際漢學研討會，做為慶賀中文系成立十年的序曲。十五位漢學家的學術與人生座右銘，接受研究生同學們探問，合作成《學術金針度與人》一書，由我主編，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出版。許多讀過《學術金針度與人》的朋友告訴我，這是一本見賢思齊，窺知學者職業生涯的書，受到感動與激勵。

猶記得2014年7月，「學與思」國際漢學研討會閉幕式時，司儀莫忠明同學隨口說出：「我們明年見！」的結束語，我當場搖手：「明年沒有再見！」沒想到，一語成真，第二年8月，又辦學術會議了！算一算，包括和美國史丹福大學、台灣大學、韓國高麗大學，總共主辦過四次主題和參與對象不等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實踐了擔當學術交流平台的初衷。特別感謝協助的同仁和同學們，以及學院的撥款資助。每每在拖著疲累身軀回家時，慶幸自己完成了一件大事，不負期許。

四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外，我們還迎接過蘇童、黃凱德、韓麗珠等幾位駐校作家到中文系授課。舉辦過數十場公開的學術講座，其中，今年5月14日的「華語語系國際論壇」暨《備忘錄》新加坡華文小說讀本發布會，還邀請到不少新加坡資深作家參與。我在開幕式上談「書寫是為了遺忘，閱讀是為了記憶」，引發不少共鳴。

坐在系主任的椅子上，深深印證了從前我認為的：「濫用權力的方式之一，就是不讓別人好過。」「權力」不在「允許」，而在「拒絕」。輕易「允許」不能張揚威風；故意的「拒絕」，才能炫耀操控。我視系主任為行政服務的工作，而非行使權力的頭銜，從未刁難申請各種手續的同事和學生，並且將心比心，盡量講求確實與效率。我見識了人的慾望、膽怯、機巧、自私；也領會了人的包容、體貼、慷慨、真誠──這樣的磨練，是滋育我茁長成熟的養分。

椅子坐暖了，希望溫情相繼給接續的人。我離開中文系主任的辦公室，滿懷謝意，並冀望所有愛護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的朋友們，持續支持。

2016年7月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文章

椅子

攝於2014年9月15日，南大中文系十年慶晚會

攝於2016年6月29日，中文系主任室

「椅子才剛坐暖…」友人說。

我說：「是差不多啦！約好的時間到了，還是站起來走人吧。」

坐上系主任的椅子，位置不算高，責任是相當然爾的「重」。

不說「沈重」，說「重要」和「重大」好了。

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對於新加坡本地而言，因著南洋大學的歷史，難免被寄予重望。在同樣的空間場域，每日途經和過目的，不少都是前人的記憶，與我的經歷交織重疊。

今年4月17日，我的新書《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發布會上，承蒙榮譽校長徐冠林教授撥冗蒞臨，主持人柯思仁博士是在我之前的中文系主任，對談嘉賓杜南發先生畢業於南洋大學中文系，一時新舊南大話題雲集，即使活動主題在書不在中文系事務，仍免不了有關心的讀者友人詢問新舊南大中文系的異同。

那時，我回答：「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仍尊重南洋大學『自強不息』的精神，但是，做為成立於21世紀的中文系，我們不但『力求上進』，也強調『與時俱進』。」於是我又重申中文系為新加坡培養「讀者」、「作者」和「學者」的使命。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有百分之七十從事文教、傳媒，以及科研的工作，正符合我們的期許。而另外百分之三十的畢業生，開創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我們也樂觀其成。畢業生的就業比例和基本薪資，與大學裡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科系的畢業生相比，毫不遜色，更增進了我們的信心。

剛接手系主任職務，馬上操辦了「學與思」國際漢學研討會，做為慶賀中文系成立十年的序曲。十五位漢學家的學術與人生座右銘，接受研究生同學們探問，合作成《學術金針度與人》一書，由我主編，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出版。許多讀過《學術金針度與人》的朋友告訴我，這是一本見賢思齊，窺知學者職業生涯的書，受到感動與激勵。

猶記得2014年7月，「學與思」國際漢學研討會閉幕式時，司儀莫忠明同學隨口說出：「我們明年見！」的結束語，我當場搖手：「明年沒有再見！」沒想到，一語成真，第二年8月，又辦學術會議了！算一算，包括和美國史丹福大學、台灣大學、韓國高麗大學，總共主辦過四次主題和參與對象不等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實踐了擔當學術交流平台的初衷。特別感謝協助的同仁和同學們，以及學院的撥款資助。每每在拖著疲累身軀回家時，慶幸自己完成了一件大事，不負期許。

四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外，我們還迎接過蘇童、黃凱德、韓麗珠等幾位駐校作家到中文系授課。舉辦過數十場公開的學術講座，其中，今年5月14日的「華語語系國際論壇」暨《備忘錄》新加坡華文小說讀本發布會，還邀請到不少新加坡資深作家參與。我在開幕式上談「書寫是為了遺忘，閱讀是為了記憶」，引發不少共鳴。

坐在系主任的椅子上，深深印證了從前我認為的：「濫用權力的方式之一，就是不讓別人好過。」「權力」不在「允許」，而在「拒絕」。輕易「允許」不能張揚威風；故意的「拒絕」，才能炫耀操控。我視系主任為行政服務的工作，而非行使權力的頭銜，從未刁難申請各種手續的同事和學生，並且將心比心，盡量講求確實與效率。我見識了人的慾望、膽怯、機巧、自私；也領會了人的包容、體貼、慷慨、真誠──這樣的磨練，是滋育我茁長成熟的養分。

椅子坐暖了，希望溫情相繼給接續的人。我離開中文系主任的辦公室，滿懷謝意，並冀望所有愛護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的朋友們，持續支持。

2016年7月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文章

大門

接待來自各地的訪客，常常拍照留念。一次來自大陸的參訪團在會談結束後要求照相，我清了清會議室的白板，挪移座椅，打算安排大家的位置和空間。一位主管級的訪客說：「這裡有什麼可拍的？」

我以為他嫌白板會反光，便準備拉下投影布幕，沒想到他說：「這裡什麼都沒有，拍了也不曉得在哪裡！」

原來，他希望在「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的招牌旁邊拍照，證明曾經「到此一遊」。

我尷尬地笑著，說：「不好意思，我們沒有這種招牌。」

他圍顧四周，問：「你們中文系辦公室在哪裡？總有寫著『中文系』的牌子吧？」

我朝會議室外指，說：「但是我們辦公室門口沒有招牌，只有玻璃門上貼了『中文系』的字樣…」他正要往外走，我接著說：「而且是和其他同樓層的科系貼在同一扇門上。」

他皺了皺眉，推了一下眼鏡。想了兩秒後說：「總有標誌性的字牌吧？」

我回答：「要不，去華裔館門口？我們開學術會議和畢業生團體照經常去那裡。那裡有『華裔館』三個大字的牌匾。」

同團其他人表示已經去華裔館照過相了。七嘴八舌，商量不出個法子。有人注意到進大學時「你們學校沒有大門。」

「是有的，有兩個…」我還在想如何解釋，以及如何在大門口有大學名稱的地方拍照。看來挺費事，離辦公室較近的大學名稱招牌接近公路匝道，恐怕行不通；另一處則遠在校園東北角，很少人會為了拍張紀念照特地前往。或者，就到那座複製的「南洋大學」牌坊下？

「『南洋大學』牌坊是大門嗎？」訪客問。

呀，說來話長，不是過去南洋大學的大門，倒是南洋大學建校紀念碑是真的國家古蹟…。

「『南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不一回事的吧？」訪客中有知情者。

我們倉促零亂的合影就在互相討論兩所「南大」中定格，當然，還是在不知所處的白色投影布幕前。

其實，2009年遷入新大樓前，當時位於華裔館的中文系辦公室外，是掛有名家手筆的「中文系」三個大字木牌的。可是新大樓沒有合適的牆面懸掛，我擔當系主任後，還與同事再三勘查，唯一較符合尺幅的空間是在男士廁所外，這…還是罷了！

過去曾經發生過遊客在台灣南投「日月潭」三個刻字石塊前拍照推擠的騷動事件。大家都爭著要表明「到此一遊」，「有圖有證明」，然而遊覽的時間有限，如果有人不依序排隊，或是個人占用太久，難免引起還在等候的他人不滿。於是，有人建議：「何不多立幾塊石碑？讓遊客盡興？」

「物象」與「文字」的結合，好像是一種東方式的「風景」組合和觀賞方式。文字為風景命名，定義人們的視角和幅框，沒有了「日月潭」石刻字，就彷彿無法辨識風景。人們依賴石刻字紀念自己的遊歷；也等於是被石刻字紀念了自己的行蹤。

說是「東方式」的風景觀應該是沒錯的。今年一月和韓國高麗大學合辦國際學術會議，雙方為了掛標明會議名稱和主辦單位的橫幅(塑料)布條而往復溝通。會場內外都沒有可以懸掛橫幅布條的適當位置，韓方執行的是國家級的學術研究項目，我很能理解，寫工作報告時，最好要有與會人士在橫幅布條下的大合照。

2014年7月，我主辦「學與思：國際漢學研討會」時，也為了找不到可以懸掛橫幅的位置而傷腦筋。我才發現，「掛會議名稱的橫幅布條」原來對很多主辦單位是沒必要的。後來，我和同事們在會場的白板後面貼掛鉤，再用繩子栓綁鉤柱，才將橫幅布條掛上。兩天的會議，我總盯著那布條，唯恐它鬆脫掉落在主講學者的頭上！而這次和韓國合作的會議會場是更新式的設備，沒有白板，真的找不到粘掛鉤的角落。結果我們設計了直立式的可移動布條，聊勝於無嘛。

在韓國的高考季節，考生會收到的傳統禮物有麥芽糖 (엿)或糯米糕 (찹쌀떡)，這些帶有粘性的食品，預賀考生粘上(考進)理想的大學。以前還有人會把寫了名字的紙條粘在大學的大門旁邊，祈祝此人粘在此校。新加坡沒有這種習俗，大學也未必都有「有形」的大門，能找到寫有名稱的招牌就不錯了。

2016年 6月 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母語．父語．新加坡

2016年4月17日，我以「在場．推理．漢字」為三個關鍵詞，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我的《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的新書發布會上致詞。新加坡建國至今，進入第五十一年，而我的「在場」是最近的十年。十年磨一劍，我磨出了三本書──書寫在新加坡生活與教學的散文集《北緯一度新加坡》(台北爾雅出版社出版)；學者的職涯人生訪談錄《學術金針度與人》；以及運用「文圖學」視角，探析晚清至21世紀新加坡藝文與廣告的《南洋風華》，後二書皆由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出版。《南洋風華》還獲得了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的肯定，惠予贊助支持。

十年的耕耘，我帶著好奇的眼睛、推理的心態，用漢字敘寫，交出成績。新書發布會後，有讀友告訴我，這是一場不多見，「群賢輩至，少長咸集」的聚會，猶如我的書的標題──「跨界」。在座(和無座站立)的來賓，跨越了世代，有高齡八十多歲耆老，前上海書局的主人陳蒙志先生夫婦；也有青年大學生。有新加坡本地人；也有跨海來自台灣、大陸、馬來西亞的新居民。我想：這就是理想的華文閱讀環境，不分護照國籍，一起享受漢字表達的情思與樂趣，這樣的景況，已經在亞洲有逾千年的歷史，千年前的「國際化」，和現今的「西方化」，不遑多讓。

僅以新加坡為例，我的新書發布會盛況，令人聯想起1980年代，新加坡還未將華語視為第二語言，絕大多數的華人還能自如使用華語，甚至方言還能流通的輝煌。那時，主要汲取於台灣的文學和校園歌曲的養分，滋長了屬於新加坡本土的新華文學和新謠，書寫創作有發表的空間園地和廣大的受眾。島國的文化風景，使得甫出獄，受邀出訪的柏楊，主導編輯了《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1982年時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相較於先前方修、李廷輝等人以「馬華」、「新馬華文」為題，編纂文學大系，這是第一部純粹摘選新加坡作家的作品集，研究的學者不多，我曾經在〈柏楊給新加坡的獻禮〉一文中特別介紹過。(見於我在二魚文化出版的《感觀東亞》)。

當華語做為英語之外的民族語言，被稱為「母語」(Mother Tongue)，和台灣以方言、族群語言為「母語」的說法恰恰相反。經常有在新加坡演說的外地學者沒能區別，高談闊論「母語」之型塑，弄得聽眾一頭霧水。教育、考試制度，以及社會職場的實際效能，造成英語的強勢，連帶華語的被邊緣化，新加坡的華文文學寫作直接受到衝擊，幾乎斷層。一位新加坡媒體界的朋友說：「新加坡有『文學社團』，沒有『文壇』。」這固然是一己之見，但也反映了對文學交流、作品對話的渴望。

1990年代，乃至新世紀以後，移居新加坡的華人加入了文學的場域，提供了來自各方的觀點。城市化的國家，藝文的消費趨勢，造成冷熱兩極的現象。華語文閱讀人口的老化和流失，使得一些活動場合只見白髮蒼蒼的長者。我鼓勵學生踴躍參與學習，親自帶他們出席，結果竟發現講者和演出的工作人員比觀眾還多的蕭條尷尬場面。

於是，自從接任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主任的職務之後，我便以「為新加坡培養華文的讀者、作者和學者」為目標。舉辦華文書展，設立華文創意寫作副修課程，邀請國際和本地的作家駐校，傳授寫作方法，為愛好文藝的大學生指點迷津。並且推動研究新加坡華文和美術，《南洋風華》一書，算是我的某種「以身作則」吧。

長期被壓抑的方言，去年(2015)由幾位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學生發起了"My Father Tongue" (我的父語)的社會運動，希望拾回快要失傳的方言，目前以使用人口較多的福建話、潮州話和粵語為主。有意思的是，熱烈響應的，大多是精通英語的「精英」份子──這是試圖和精通華語的「精華」人士溝通？還是另闢蹊徑？值得我們繼續關注。

做為「2001-2015華文長篇小說評選」的新加坡觀察委員，我以個人的經驗為例，期待我的新書發布會盛況，是新加坡華文閱讀與寫作復甦的前兆。英培安先生的新著《戲服》裡，描寫粵劇在新加坡的傳承和沒落，大量的粵語對白，可說就是「母語」和「父語」在新加坡結合的極好示範。

《文訊》368 期， 2016年6月號，頁 9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