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28

風衣



聽聽看

友人來新加坡,和他見了面。
「你穿著風衣。」他說。
「十一月了,不應該穿風衣嗎?」我把脫下的風衣搭在咖啡廳的椅背,椅背太低,一直滑到座墊上。
他笑了:「可是,這裡是新加坡啊!」
我也笑了。
風衣從座墊垂落,我乾脆整理摺疊起來。
他從菜單裡抬眼看我,仍是滿臉笑意。
太傻,不是嗎?
可是你看商場櫥窗裡的大衣、鞋店裡的皮靴,還有毛絨絨的長圍巾和手套…這裡是新加坡啊!
那是賣給準備出國旅行的人吧?
還是,觀光客?
我說:「早上出門的時候起風了,好像就要下雨,於是披上了風衣。」
即使窗外鳳凰木仍開著紅豔豔的花。
「春非我春秋非秋」,黃遵憲的新加坡經驗,那麼鮮活地儲存了百多年而不變。
想到從楓紅裡走來的友人,不知不覺,也想從新加坡走向他的國度,穿著一襲風衣。
讓他意識到,我仍未失去對秋日的懷念。
我的身體,我的皮膚,仍然殘留著對季節的固執與記憶。
積累了一整個夏季的熱,在時序進入十月之後,逐漸清涼的風,會從皮膚滲透進體內,從頭皮、髮梢、耳垂、肩膀、手指,蒸發驅散。直到十二月,好像連腹腔內的熱氣都會因吞吐而吹出,凝縮降溫。
那是我的身體季節往復。
度過煙霧濛濛的島國中秋節,皮膚的記憶準備散熱,被包圍的溫度絲毫沒有放鬆的跡象,
氣候預感和心理準備都失靈。偶爾在空調極強的教室裡稍微調節,一走到戶外,又回復悶悶抑鬱的狀態。
假使能痛快揮著汗,排他個通體舒暢,也許還好一點。偏偏這濕氣,這壓得低低的雲層天空,讓皮膚徘徊於想像與現實,開始發癢了。
起初以為是痱子。好多年不曾長時間暴露在自然的空氣和溫度下,皮膚失去了對光線和熱浪的抵抗力,長出小小的顆粒。
就在左邊的肩背上,有時奇癢難搔。拼命想靠洗澡時盡量清潔,以為可以土法醫治。
結果發癢的區域從分散的點狀,蔓延到左肩胛骨整片。淡咖啡色的一塊,像是未曾消褪的胎記。
是熱出來的毛病,擦了藥膏,暫時止癢的時間並不長。
沒有換季,我的皮膚抗議了。不但積累的熱發散不出,外攻而至的熱,兩相加乘,體溫上升,發癢的區塊還從左肩背,蔓延到右肩背。
以為秋季能夠休養生息的皮膚,已經疲憊不堪了。
也可以說,習慣了數十年的變化循環,對於日復一日停滯無易的「無季節感」產生了恐懼。身體與心理的時間鐘擺,也許會受外界的影響而渾然不覺地遲鈍,並且退化。
年老是必然,意識到老化而小心提防,以免露出破綻,似乎和職場中的化妝一樣,是種禮貌和教養。「凍齡」已經不是幻想,延遲衰朽的速度,保持活力,四季的運行正是最清楚的提醒。
「四季如春」的地方並不能保證青春永駐。
相反的,流年暗中偷換,那偷換不必夜半來,天明去。在我再不能憑藉著時序氣候註記我的人生,不用順著季節更替,從內而外,從觸覺到視覺地意識到韶華已逝,日子,由一天天,到一周周,一月月──那不是乏味,而是鬆懈。
鬆懈了,我可能就自由,享受懶散的安逸,事事無可無不可。
鬆懈了,我也可能更緊張,聽不見鐘擺的震盪,以為一切理所當然。

於是,在等待雨落的時分,我穿上風衣;讓友人說我像個初來乍到,弄不清冷熱的觀光客,和肩背上頑固的過敏皮膚一樣。

(2014年11月29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衣若芬:《北緯一度新加坡》,台北:爾雅出版社,2015年


2014/11/25

感觀東亞


感觀東亞

作  者:衣若芬
規格:黑白/平裝/288頁/14.8x21cm
二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12月01日
ISBN:978-986-5813-46-8
圖書條碼:978-986-5813-46-8
CIP碼:855

2014/11/12

和風韓流東亞心

韓國首爾街頭地面的各國問好語


在東京、在首爾、在香港、在台北,我經常被人問路。我的一本散文集《青春祭》裡有一篇〈長得很東方的亞洲女子〉說到了這事,我想,大概我長了一張親切和善的臉,還有隨遇而安的眼神。
日語、韓語、粵語、中文,人們依他們想像的可能,對我說各種話。在新加坡,我被問路時聽到的是英語。「對妳說英語是表示對妳的禮貌。」我的新加坡朋友告訴我,語言的使用不只是身份的認同,也是對對方的某種認定。
我慨然接受陌生人對我的認定,我是長得很東方的亞洲女子。
受經濟影響帶動的全球化,已經把世界拉成扁平,滲透我們的生活。韓國的中國餐館過去強調「正統」、「正宗」,現在,炸醬麵成了韓國的國民日常食物。日本發明的「和風義大利麵」頗帶動過一陣子流行,打破了「和食」和「洋食」的界限,在義大利麵裡加進海苔和明太子,沒想到混著奶油白醬吃還別有風味。和「和風義大利麵」同樣原理的,是將中國傳入的拉麵日本化,湯頭換成味噌,配菜鋪上一片乳酪,這叫做「創意料理」、「無國籍料理」、「跨國界料理」。
食物的「無國籍」與「跨國界」,也就是新加坡餐廳標榜的fusion─融合、混搭。廚師調整了我們的味覺,配合不同地區食客嚐新的需求,以及酸、甜、鹹、辣的偏好,使我們吃著「可能合乎口味」的異國風情,比如日本帶甜味的「麻婆豆腐」。有人說:這是食物的「後殖民」,我們被訓練的舌頭,不容易回到及堅持「原汁原味」。
「移動」、「傳播」、「再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詞吧。人與物的移動,傳播了文化和思想,網路發射的即時訊息,迅捷得讓文化體之間同步無落差,便利的翻譯工具,加強文化思想的吸收轉化再生產,消減了國籍、種族、乃至於語言的隔閡。
這,就是大同世界的境地了嗎?
照理說,人們應該比過去還容易認識彼此,接納彼此,時事的發展卻不然。被趨於統合的味覺,並沒有掌控我們的大腦;我們選擇廚師為我們「本地化」的異國美食,也選擇看見或視而不見周邊的「他者」。
我的工作經常有機會移動於東亞,華人圈之外,就是日本和韓國。古代的日本和韓國,由於官方和上層社會使用漢字書寫,國際間記錄和溝通可以筆談,這一點歷史常識往往造成某些一廂情願和誤解誤用。最常以為的,是把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家稱做「同文同種」的兄弟友邦,說他們以天朝中國為中心,臣服歸順。誠如葛兆光教授在《宅茲中國》一書中指出的,明朝滅亡後的十七世紀東亞,中國已經失去了國際秩序的指揮權。二十一世紀的東亞各國,情勢更為複雜。
再說,即使同樣使用漢字,有的字詞在中國、日本和韓國的概念和意義是不同的。我初次聽大陸人說「我的愛人」,覺得挺異樣,知道是指「配偶」,但是台灣人說的「愛人」是「情人」、「戀人」的意思,和韓國一樣。日本人說的「愛人」(あいじん)則是外遇的對象;「戀人」(こいびと)才是「情人」。
台灣受日本統治五十年,「和風」不息。1994 年衛視中文台首先推出張東健和沈銀河主演的韓劇「青出於籃」(마지막승부,原名「最後的勝負」),自此「韓流」洶湧。「和風」與「韓流」吹拂波動著我居住的兩個島嶼─台灣和新加坡,我沒有征服全球的壯志,我的觀看和寫作,只願安份地守著我的一顆東亞心。
繼續來向我問路,不介意,我學會了說日語、韓語和英語,那句重要的回應:「我不知道」。

(2014年11月15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2014/10/24

落葉蕭蕭紅似火


日本奈良秋景


夏志清遺漏了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捕捉了的,1980年代以來,一波又一波的「蕭紅熱潮」,已經有數十部蕭紅傳記、評傳和研究專著的藝文界、學術界,可能會在這兩年登上頂峰,如果我們相信影視媒體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大於書籍的話。
接連著有兩部以蕭紅的一生為題材的電影上映─霍建起執導的「蕭紅」,以及許鞍華導演的「黃金時代」,該是華語電影史上少見的現象。或許,應著夏志清的那句話,張愛玲下來就是蕭紅了。加上方興未艾地圍觀「民國範兒」,比張愛玲境遇悲慘、情路坎坷、英年早逝,生死於1949年前的民國女作家,正是當下消費的好對象。
個人傳記式的電影「蕭紅」,塑造了「懷孕也好、病危也好」,接近她、了解她的男人都會愛上她的「文學洛神」蕭紅。「黃金時代」則引用1936年蕭紅寫給男友蕭軍的信:
窗上灑滿著白月的當兒,我願意關了燈,坐下來沈默一些時候,就在這沈默中,忽然像有警鐘似的來到我的心上:「這不就是我的黃金時代嗎?此刻。」於是我摸著桌布,回身摸著藤椅的邊沿,而後把手舉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確認定這是自己的手,而後再看到那單細的窗欞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經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是在籠子過的。
所以,「黃金時代」不是民國、不在中國,是在蟄身的東瀛,一個自我囚拘的籠子裡。
也可以說,蕭紅31年的人生,就是在掙脫被家庭和傳統桎梏的籠子,飛到以愛情為名的另一個籠子,繼續束縛。
兩部電影都是倒敘式的手法,「蕭紅」從女作家臨終前在戰亂淒惶的香港,向照料他的仰慕者駱賓基回顧自己的一生。「黃金時代」仿照口述歷史的方式,讓蕭紅周邊的友人從各自的觀點和接觸經驗談他們所知道的女作家。前者是文藝愛情片;後者是模擬紀錄片。對於不大認識蕭紅的觀眾,前者較容易親近,看為婚戀自主而離家出走的女主角,與自己曾經拒絕的未婚夫同居懷孕,後來被拋棄,再和男作家蕭軍同居,產下一女後送人撫養。蕭軍的不忠讓蕭紅心碎,經魯迅協助,東渡日本靜養寫作。返國後正值對日抗戰,與粗獷的蕭軍個性相反的端木蕻良打動了蕭紅,兩人結婚,蕭紅產下與蕭軍生的兒子,兒子離奇夭折。蕭紅和端木蕻良避難香港,最後孤孑病故於斯。
「黃金時代」適合偏愛解析的蕭紅讀者,旁徵博引,考察史實的探求傾向,雖然謎團沒有答案。導演剪去了蕭紅的情愛糾葛戲,大篇幅鋪陳魯迅之愛才,蕭紅對魯迅的崇拜和思念。
魯迅和蕭紅是否有曖昧關係?許廣平如何無奈地包容他倆?我不能多說。我猜想,魯迅對蕭紅的關懷,是由於她活生生是易卜生《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裡摔開家門,出去追尋自我的「娜拉」。1923年魯迅演講過〈娜拉走後怎樣〉,指出了娜拉的下場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他說:「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蕭紅困於經濟,魯迅鼓勵她寫作維生,她經常寫寒冷與饑餓,那是深刻的身體感受,她在愛情的美夢裡不能掩藏的現實。
有了稿費和版稅的蕭紅,在信裡對蕭軍說:「對於自己的平安,顯然是有些不慣,所以又愛這平安,又怕這平安。」
蕭紅恐懼什麼呢?是慣於不安而擔心眼前的平安是虛幻?是害怕這平安終究是在籠子裡,自己沒有勇氣飛出去?
電影「蕭紅」的英文片名是Falling Flower,用的是端木蕻良說的:「落花無語對蕭紅」。我要說,花落了,化為泥,今年不是去年花。蕭紅最好是呼蘭河邊的一株樹,即使柔弱,秋風起時落葉飄舞,紅紅火火,每一片都不甘心死亡,想飛到世界的牢籠之外。

(2014年11月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2014/10/18

共和春炸醬麵




 我沒趕上吃共和春炸醬麵,我去「共和春」的時候,它已經歇業三十年。
磚造的二層樓建築,入門後拾級而上,樓上是接待大宴小酌賓客的寬廣空間。天花板的彩繪富麗堂皇,廊柱和欄杆都是喜氣洋洋的大紅色,頂棚開狹方形的天窗,透進明朗的自然光亮。韓國仁川市政府耗資65億韓圜(580萬美元)收購這幢二十世紀初山東匠人興建的樓房,復原「共和春」餐館的面貌,成為韓國第一座炸醬麵博物館。
很難說炸醬麵是「共和春」餐館的招牌料理;也不像長崎中華街的「四海樓」被認定為什錦湯麵(ちゃんぽん,Chanpon)的元祖,但畢竟,它見證了炸醬麵從山東到韓國,輸入、改良、拓展的百年興衰衍化。
1907年移民韓國仁川的山東人于希光(1886-1949),為慶祝辛亥革命成功,「迎接共和國的春天」,在1912年開始經營「共和春」。在那之前,自1883年仁川開埠,圍繞清朝領事館(今仁川華僑中山學校)聚居的中國人,已經把家鄉的豆醬拌麵在異國稀里呼嚕吃將起來。
「共和春」本來是兼營住宿的客棧,後來擴大餐館部門,餐飲生意愈來愈興隆,取代了客棧。和華僑聚居的「清館」區毗鄰的日本租界商賈,是仁川中華餐廳的主顧;1930年代,炸醬麵登上菜單,日語和韓語都直接音譯「炸醬麵」,發音毫無困難。把肉末和洋葱等食材混炒在豆醬裡,澆淋在麵條上,攪拌著吃,吃來也簡便。
就是這樣簡單便利,份量也足夠,炸醬麵始終是韓國中華料理最實惠的餐點。不過,要以大米為主食的韓國百姓接受炸醬麵,還是托工業化和經濟發展之福。韓國政府於19641977年間倡導鼓勵米、麵混食運動。運動中宣揚麵食對健康和國民體格的益處,連帶地,適合人們口味,改良成偏甜的韓式炸醬麵也漸漸普及。
1970年代,是韓國炸醬麵的全盛黃金時期,「共和春」餐館躍升為仁川首屈一指的中華料理名店之一。正是由於炸醬麵的廣受歡迎,1980年代起,韓國廚師逐漸取代了日益減少的華僑,許多中華餐館易主,徹底「本地化」的結果,使得老店「共和春」走入了歷史。
和如今動輒一碗5000韓圜相比,1970年代150韓圜一碗的炸醬麵多麼便宜!即使如此,那時能吃上一碗炸醬麵可不輕易。
「炸醬麵哪,是想起來就幸福愉快的味道!」
有一年韓語課程結束後,返國前我請兩位老師吃飯。斯文英俊的黃老師是班主任,俏麗活潑的金老師擅長教會話。兩位老師都說想吃中國菜,我們散步走進大學附近一家餐館,兩位老師一入座,菜單都沒看,不約而同點了炸醬麵。
哪有人請客吃炸醬麵的?
我問兩位老師還想吃什麼?這是我第一次在韓國吃中國菜,還真不曉得有什麼菜色。
金老師說:「對韓國人來說,最熟悉的中國飲食就是炸醬麵呢。」
黃老師補充道:「以前韓國很窮,很少外食,普通人家只有慶祝生日和孩子畢業典禮那天才去吃館子。到中國餐館,沒多的,點一碗最便宜的炸醬麵就高興極了!」
炸醬麵搭配烤鴨和糖醋肉、雜拌菜的組合可能有點奇怪,看兩位老師大快朵頤,即使不大習慣,我也放懷大嚼,這第一碗韓國炸醬麵,滿是甜意。
炸醬麵博物館的資料說,韓國一天消費700萬碗炸醬麵。韓國人怎麼讓炸醬麵深入生活,成了國民美食呢?
我想,最該歸功於不畏晴雨風雪,騎著車,車尾綁繫食箱的送餐伙計。這種打電話訂餐的外送服務,在二次大戰之前就有,現在靠著智慧型手機,更是無遠弗屆。只要你能說出身處地點的電線桿編號,或是任何顯著的識別物件,哪怕是在農田裡、在公園、在山上,一通電話,食物就到,真是太便利了!
炸醬麵完全合於韓民族求快的急性子,和動畫「炸醬麵女孩Pucca」一樣,即刻行動、想愛就愛。這種迅速簡明、乾脆俐落的「炸醬麵精神」,早就超過了韓國人戲稱「炸醬麵」的華僑,鼓舞韓國,衝向世界。

 (2014年10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