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勞

親愛的K

你提起媒體報導，新加坡公司到台灣徵才挖角，薪資可觀。

我說：是啊！新加坡的國民平均所得是台灣的兩倍。你要不要跳槽？

「我幹嘛去當台勞呢？」你說。

我垂下了眼睛。

你馬上改口：「我不是說你，你不算。」

親愛的K，你說的沒錯的。

我是台勞。

勞力勞心都是勞。

在新加坡的藍空下，也有活得很累的時候。

滿心滿身的疲勞。

像失去巢窠的燕子，無法辨識究竟可以在哪一棵樹上棲息。稍稍記住了棲息的姿態，半空中回頭，停靠的枝椏卻不見了。

都是經濟難民，如果我不能在這個島國找到慰藉自己的理由，我連思想和精神都是徹徹底底的赤貧。

到現在，南洋還是「討生活」的地方。和一百年前不同的是，一百年前捷足先登的「新客」成了「地主」，繁衍了三五代，有的人以深深國家認同感的架勢，懷疑想來「效忠」的新移民。

2008年奧運會的新加坡選手多半是「(原)中國兵」，為新加坡奪得建國以來第一面銀牌的女子桌球選手也是三年前引進的人才。曾經有輿論指出，這種為求「速效」而不從「本土」培養的情形，造成部分百姓對於奧運成績給國家帶來的榮譽感打上折扣。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就像幾乎所有食物都仰賴進口，四十多年歷史的國家要積極站在世界的舞台，與國際競爭，引進現成的人才當然是最好的捷徑。

我不懂經濟，這一次的金融風暴提醒我的是冰島漁夫。漁夫背向大海，成了外匯投資的操作者，結果被捲進金融海嘯。

沒有基礎的生產製造業的國家，人人都是消費者：消費輸入的食物，也消費輸入的文化。這些吞食下肚的泥沙金石，會被吸收轉化？還是供養生理呼吸的機器？

台勞、泰勞、越勞，無論是勞心還是勞力的市場，我們都在為生存堅持著。雖然生存的目標和堅持的理由不一，我們都不敢把握，眼前的狀態是暫時，還是長遠。

魯迅的遺囑有一條：「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初讀時覺得奇特，若不是有切身的經驗，怎會明列在遺言裡對孩子諄諄告誡？

疲累喘噓的夾縫中，我近日常常想起魯迅的遺囑，當真了就是傻子。得之，我倖；不得，我命。

「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又有人直言：「人在屋簷下，幹嘛不低頭。」

雖信美而非吾土，昂首低頭都是活。

我的朋友，在極度煩悶時會去小印度區，看看那些同樣是離鄉背井的「外籍勞工」，同樣無根的飄萍，依靠家鄉口味的食品，撫慰思念與不安。那濃烈的香料氣息，總讓我異想其中混有法術，與神廟天花板圖繪的藍臉靈祇，正午熱昏昏時分敲打彈奏的宗教音樂交融，告訴我東坡說的──「此心安處是吾鄉」。


親愛的K，你不必再三致歉的，你說的沒錯，我是台勞。

煙雨墩訪畫裡人

蕪湖 王瑩故居

得知第十四屆中國唐代文學研討會在安徽蕪湖召開，我立即回函願意參加。

不是為了在學術會議上發表論文。我從未參加過唐代文學會議，不曉得有沒有舊朋故友。

我想去蕪湖看看。

那是王瑩的家鄉。

今年七月四日，我應邀在新加坡美術館演講，談的是徐悲鴻的油畫「放下你的鞭子」。畫中人，正是王瑩。

王瑩在抗日戰爭期間巡演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風靡南洋，贏得「馬來亞情人」的美譽。

徐悲鴻為她畫像，並題寫「人人敬慕的女傑」尊之。

那次演講，我以「畫中戲，戲中人」為題，分析了徐悲鴻的作品精到之處，也介紹肖像主人王瑩傳奇的一生。

準備演講的材料時，我發現關於她的記載和研究非常少，她的兩本小說《寶姑》和《兩種美國人》也很難找到。

從蕪湖逃離繼母的掌控，到武漢投奔舅舅，「喻志華」變成了「王克勤」。受到謝冰瑩的啟發和鼓勵，「王克勤」又改為了「王瑩」。她在上海加入共產黨，參與左翼戲劇活動，後來赴日本留學。歸國後繼續從事電影演出，抗戰期間在香港和南洋巡演，籌募救國捐款。1942年與夫婿謝和賡前往美國，在白宮演出，寫作小說。1954年回中國。文化革命期間被打入獄，受到曾經與她爭取演出「賽金花」失利而懷恨在心的江青迫害，1974年卒於獄中。

作家、藝人、黨員，無論怎麼排列這些身份的順序，這位堅毅固執的安徽女子，即使在身後不為世人熟知，我猜想，在她家鄉，在強調推崇文化名人，黨國功臣，以獲取經濟效益的當前，去一趟蕪湖，多多少少也會有所收穫，覓得一些關於她的資訊吧。

去蕪湖之前，由於抱持著這樣的期待，無功而返的失望感也就更深了。

原來，在蕪湖，沒有多少人知道王瑩。

在網上查到鏡湖的煙雨墩有王瑩的塑像和資料陳列室(http://news.xinmin.cn/domestic/special/zjwh_hdzg2008/xmsp/2008/07/17/1244406.html)，收藏了王瑩的手稿、書信和劇照、戲服，我很嚮往親眼一顧。

可惜關於資料陳列室沒有進一步的資訊，比如，非常重要的，陳列室開放的時間和聯絡詢問方式。

在蕪湖開了一天的會議，會場改到黃山。從黃山再回到蕪湖，已是星期五晚上。

會議主辦單位安徽師範大學的老師很體貼周到地照顧與會的學者們，會議期間我想盡量不打擾，等大會工作告一段落再說。而且，我把資料陳列室想像成博物館，既然知道陳列室的地點，自己坐出租車前往即可，無須央人關照或陪同。

晚宴中，和安徽師大的老師提及想去王瑩資料陳列室，才曉得陳列室屬於蕪湖圖書館，周末假日陳列室不開放。

大為意外！

而我星期日便必須返回新加坡，竟然與王瑩的資料緣慳一面。

我有些懊悔在黃山虛度時光，只要早一日回蕪湖，就不至於如此。

千里迢迢輾轉前往蕪湖的最大目的，變成徹底的落空。

安徽師大的老師見我失望不已，在晚宴後陪我散步到安徽師大的鳳凰山宿舍區，那裡有王瑩的故居。

那是一幢紅磚樓房，樓下現在是雜貨店，店裡的燈光在漆黑的夜裡分外明亮。

王瑩的母親過世之後，父親續弦，搬到南京，這樓房是她小時候的住家？還是長大後返回故里待過的地方？我毫無所知。

整夜難眠。

我向來旅遊的運氣就不好，經常遇上特殊或惡劣的天氣，這次在黃山，蹣跚行走於雨霧，傳聞中的美景一片模糊，同行的友人大呼可惜，我則默不作聲，這種「倒楣」事早司空見慣。旅遊時吃閉門羹，不湊巧的經驗也「磬竹難書」，卻不曾像這一次萌生深深的憾意。

我能找到的王瑩資料不多，複製了安徽師大圖書館的兩部她的小說，距離研究她還差得遠。我的研究專業不在近現代文學，大可不必鑽研她，然而，既然把「去蕪湖一探王瑩」當成此行的動機，怎不嗟嘆天不助我？

沒有必要再待在蕪湖，如果無法獲得王瑩的資料。我應該隨友人乘坐安徽師大安排的巴士去南京機場，否則隻身於星期日上午從蕪湖前往，很不方便，又很不保險。

那麼，我應該找星期六晚上住宿的旅店。不想住在南京市區，市區因為興建地下鐵，交通非常混亂，最好直接住機場的旅店。打了電話給南京空港賓館，客滿。

睡了三個小時，我再也閤不上眼睛。六點半，天終於濛濛初光。

我走到鳳凰山王瑩故居，拍了幾張外觀，才看清楚樓窗破損，磚牆殘舊。樓下雜貨店主人說，樓上現在還有人住。我問知不知道以前住過一位名叫王瑩的演員？她搖搖頭。

走出宿舍區，在街上漫步，心底湧現一個念頭，我對王瑩說：「如果妳想讓我多知道妳，就幫助我吧！」

我蹲身繫好了鞋帶，剛站穩，一輛出租車從後方駛來，我立即招手，坐上女司機開的車。

「去煙雨墩。」我說。

她一臉茫然看著我，用很濃的鄉音問：「妳曉得在哪嗎？」

我說就在鏡湖邊上。

「鏡湖的哪邊？」她又問。

我以為這是個當地有名的區域。她說她來自合肥，對蕪湖還不熟。

換車？我探頭看看街景，沒有別的出租車。

我想，到了鏡湖附近再問本地人，總是找得著的。

「煙雨墩」，繞了鏡湖兩圈，問過七、八個人，好像「煙雨墩」改了名，沒聽過這地方，搖頭的占多數。能指出方向的，又南轅北轍，讓我無法確知。一位老先生說：「總之，繞著湖就找得到了。」

我不死心，再問：「有一尊白色塑像和紀念館的，叫做王瑩。還有阿英的藏書也在那裡…」

什麼「王瑩」、「阿英」，連「煙雨墩」都不曉得，這些清晨在湖邊聚集健身和聊天的「老幹部」(合肥女司機稱的話)，對於我的好奇，遠勝於我想找的地方和物件。

終於，在第兩圈半的繞湖過程，我看見金屬掛牌上書寫著「煙雨墩」三個字。

石橋盡處鐵柵欄門深鎖，我央求司機等待，橫越馬路，衝到門前。

守衛室有位老先生。

「爺爺！爺爺！」我厚起臉皮大喊大叫。

老先生打開守衛室的窗戶，我說明來意。

他說：「還沒到時間，今天陳列室不開。」

我懇求他讓我進去，看一看王瑩的塑像和陳列室的外面。

「外面沒什麼好看！」他斬釘截鐵地拒絕。

我告訴他是從海外專程而來，請他通融。

「妳昨天幹嘛不來？今天沒得看！」

我們隔著鐵柵門和守衛室的窗戶互相「喊話」。

鐵柵門終於開了。

王瑩的大理石塑像在綠樹細草中，她怡然而坐，手執書卷。我方才焦急倉促唐突的心情，頓時緩和下來。

陳列室外的告示寫著：除了王瑩的資料，還有阿英、洪鎔的藏書。我繞到建築物後面，有別於人聲喧嚷和音樂敲擊，這一角落的鏡湖才真的是平靜無波。

畫裡人，我向王瑩的塑像行了三鞠躬，即使不得其門而入，心裡踏實一點了。我不是王瑩的崇拜者，也還連研究者都說不上，但是尊敬她，有著徽州女子的勇氣和韌性。

「看到了嗎？」合肥女司機問。

我點點頭。

我必須在十分鐘之內趕回旅店，辦理退房，前往南京機場。

「好看嗎？」她又問。

「嗯，好看…」

剛才問路時大開的車窗，吹進了鏡湖飄來的清涼晨風，我把頭稍微伸出去，再看了一眼，再見，鏡湖。

再見，煙雨墩。

再見，王瑩。

霧裡看松

黃山 始信峰


霧裡看松，黃山在虛無縹緲間。

李白詩中「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峰。丹崖夾石柱，菡萏金芙蓉」的景致，只有徒然想像。

腳下的花崗岩石階，已經修整得相當便捷，遊客絡繹不絕的步履，也讓主幹道不生青苔。

視線所及，如虬龍，如雨蓋，奇松映於霧前，黛綠蒼秀，一幅渲染淋漓的寫意水墨。

墨色愈來愈濃，留白逐漸擴散，縱目山谷間，霧海浮泛，連綿的黃山畫卷，終於被天公的濡濕妙筆，完全抹暈。

松梢上的水氣聚成雨滴，點點墜落。時而一陣風起，漫散波濤，淅淅瀝瀝，這黃山的秋雨微涼，空翠流進了衣襟。

雨帽遮掩不住貪戀風景的眼睛，松枝伸手可觸，松葉刺在掌心，與我千百年的問候。

我轉身回望同行的友人，她直立原地躊躇不進。

是在照相嗎？相機緊握胸前。

我喊她，沒聽見反應，是雨聲蓋地鋪天？

走下她旁邊，她滿臉灰白，嘴唇嚴閉，兩眼發直。

怎麼了？不舒服？

是懼高症。

我牽起她的手，要她別看左右。

抓著我的手微微顫抖。我說：「這前面就是始信峰哪！人說不信黃山奇美，到了始信峰才恍惚所言不虛。」

她說不出話。我又說：「那麼，你依著我的腳步，看我的鞋跟就好。」

走了幾分鐘，見她逐漸能放心，我引導她看落差比較小的地方，松針似氊，小草叢生。

谷深本不見底，如今雨霧迷濛，更是難以測知。

我問友人：「是看不見高度落差可怕，還是看得見可怕？」

她戰戰兢兢地步步為營，彷彿囁嚅著說：「都恐怖…」

小時候家裡開碾米廠，住在閣樓裡，下樓是垂直的梯架，幾回滾墜的驚嚇，讓她從此害怕高處。

坐飛機、乘索道，友人這次的黃山之行，真要下極大的決心，鼓起勇氣。

我想起自己懷孕生產的經驗。戲劇和電影裡的生產過程總是表演聲嘶力竭的痛苦煎熬，甚至是哀號似的折磨。嚮往當新娘的小女孩，還曾經直言：「我要當新娘，不要做媽媽。」

主治大夫為了安撫我的疑懼，讓我看了生產過程的記錄片，我才曉得自己的害怕是由於無知。明白了，心裡有了底，就像看得見山谷的底端，極限在那裡，那裡是恐懼的盡頭。

但是，人又常說：「初生之犢不畏虎」，「傻人有傻福」。天真無知，或許連恐懼為何物都渾然不覺吧？

友人倚靠在接引松前的石壁，說不再前去。

我說：「你留在這裡別動，我去拍照回來給你看。」

風雨交加，峭嶺滑濕，為了讓友人看看我的照片，我硬著頭皮，手腳併用爬上去。

雨霧之外，峰頂只見一株松。

霧裡看松，我想起「存乎一心」這句話。人生晴晦，憂懼安樂，豈不都是「存乎一心」。

難的是，那一心自己也存不住。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8年11月9日

國學，漢學，中國學，華學

面對他者，我們才知道自己是什麼。

研究學術的人，喜歡高舉「必也正名乎」的大纛，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反覆「正名」的結果，往往把看似單純的事物弄得複雜不堪。

「定義」一個名詞或一個概念，就可以寫一部書，一部學術發展史。

「國學」、「漢學」、「中國學」、「華學」，對大眾而言，都是指中國的學問。

學者會追究：「中國」指什麼？「古來」的時間限度？怎樣才算「學問」？

晚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已經區分了「自我」與「他者」，從固守自我，「師夷長技」來從事改革建設。

就像日本把日語稱為「國語」一樣，「國學」這個語詞，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東亞，受日本的影響，(例如梁啟超想辦的《國學報》)，轉變了它「朝廷太學」的教育機構及制度性質，成為國家意識之下的新產物。

由「一國的學術文化」而相應出「國故」、「國粹」、「國渣」等等褒貶不一的詞彙。對「國學」一詞的質疑或擁護，顯示了學者的知識立場與學術態度，殊途同歸的是，關心國學、討論國學、參與國學，形成「一國學術之興亡即國力之盛衰」的集體思維。甚至認為：「國可亡而學不可亡」。宋儒「為往聖繼絕學」的主張，是惟恐學之斷滅；而二十世紀風雨飄搖的中國，「學」則更有「救亡圖存」的寄託。

也如同「國學」的意思偏離其本義，原來指稱漢代的學術與治學方法(與「宋學」相對)的「漢學」，在十九世紀末(1882年)成為Sinology的中文譯名。Sinology的語源，又與日本把中國稱為「支那」有關。

漢字的「中國」或「清國」，換成音譯的「支那」，是日本從語義屬性轉向語音屬性的實例之一。從字面圖象式的認知，轉為聲音式的符號。使用漢字的「中華」或朝代名稱如「唐國」、「清國」，是站在漢字的系統裡思考；而「支那」則帶有他者對中國注視的目光。

1907年京都大學狩野直喜等人成立的「支那學社」，以及其後1920年的刊物《支那學》，確立了「支那」與中國在學術上的關係。原來屬於日本古典文化教養的廣義「漢學」(指漢字書寫的典籍及學問)中有關中國的部分，以及針對中國的研究被獨立出來。

二十世紀中葉，「支那」被染上軍國主義色彩，1945年日本戰敗後，日本禁止使用「支那」一詞。

比「支那學」還適用的「漢學」，用以指稱中國以外的學者對於中國的研究，進而把研究的範圍從古代擴展到現當代，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學」(Chinese Studies)比「漢學」還能包容新的學科，例如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海外華人等等。

從「支那學」、「漢學」到「中國學」(或「中國研究」)也儼然揭示了學術重鎮的地盤移動，從日本、法國到二次大戰以後的美國。比如以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為代表的中國研究風潮。

那麼，「華學」又是什麼呢？

有的學者認為「漢學」的「漢」字太過種族取向，或拘限於漢字典籍；「中國學」又有政權國家意味以及地理區域性，不如用「華夏」的概念統攝一切。「華學」包括蒙學、滿學、藏學，源於俄羅斯，受到饒宗頤先生的支持，有《華學》學刊倡導之。

近日讀劉正先生《圖說漢學史》一書，收穫與迷惑兼之，遂有感而作本文。

若要問我歸根結底，我想說：
玫瑰無論叫什麼名字，不能減損她的美麗。

(2009年4月19日 新加坡《聯合早報》)

申潤福與東亞春畫

申潤福「乾坤一會圖」之一

申潤福「乾坤一會圖」之二




把金弘道和申潤福的關係虛構成師生戀，如果(硬要說)有什麼有意思的地方，他們都是「朝鮮江湖上」傳說的春宮畫家。

我並非對戲劇要求「實事求是」，作家本來就有天馬行空的想像權力，要創造女扮男裝的角色，透過繪畫，從愛其天才到愛其個人的情節，大可以不必附會歷史上確有的人物。要知道韓國的影視已經成為觀眾認識該國歷史文化的「幾乎唯一」管道，「看韓劇學韓語」的強度還不如「看韓劇了解古今韓國」。這一點是我到新加坡以後，從新加坡的影視認識這個島國的經驗過程，後來發現其中有不少誤差。雖然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真實」與「虛幻」的界線已經愈來愈模糊，什麼才是「真實」，對許多人早就不重要了。
總之，我不想批評「風之畫員」的作者，這裡要說的，是畫作如何顯露畫家的性別意識。

作品裡的性別意識不一定就是畫家(或作家)本人的生理性別，但是我以為再怎麼模擬，圖繪或描寫男女性事的部分，作者本人的生理性別還是會呈現差異。除非作者能任意游走於雙性之間，即使對同性產生慾念，性興奮的身體狀態仍然取決於他的器官。

也就是說，什麼能夠讓異性興起慾念，多半是從自身的想像出發，這就有了「雞蛋與雞」的邏輯悖論現象：為吸引男性的注意而打扮得性感的女人，究竟真的是出於理解男性的慾求，還是自以為是呢？相對的，男性知道怎樣才是讓女人覺得性感的條件嗎？

最膚淺的做法，是突顯身體的性特徵，色情畫報琳琅滿目豐乳肥臀的視覺刺激，固然能夠引起讀者的本能反應，發洩原始的性慾，久而久之，難道不會感官麻痺嗎？看過大島渚的電影「感官世界」的人，如果不能體會阿部定對情人吉藏那種極端的占有慾，把毀滅當成保存永恆性高潮的手段，終至割下吉藏的生殖器，整部電影裡不停的寫實性場面，會不會讓人厭倦作嘔呢？阿部定的特異行為，假使能夠簡單地說成是性變態，為什麼日本警方沒有將她處以死刑？拘禁她幾年之後又釋放了她？

只憑藉本能，無法造就性文化，性文化如果不隱晦私密，就失去了性的樂趣，所以「妾不如偷」。隱晦私密的性文化，(即使不能全面代表)，蘊含著一個民族的潛意識，什麼是色情？怎樣才性感？在春畫裡有跡可尋。

阿部定對男性生殖器的耽溺，早在江戶時代的浮世繪裡大量顯現。無論做愛的男女以什麼姿勢，總是有超出人體畫面比例的兩性器官，濕淋淋，毛茸茸，或是筋肉暴凸，強調結合的動態。

中國晚明的情色詩畫集《花營錦陣》則不然，形容性愛的詩詞倘使不看「圖解」，有時不得要領。而且，不但男性器官不壯大威武，白面書生的長辮外貌竟偶爾不辨雌雄，反倒是女性裹襪的小腳流露她的性別。

偷窺性事是中國人認為的性刺激嗎？寫《祕戲圖考》的高羅佩注意到中國春畫裡偷窺的「第三者」，或是「妖精打群架」的「第四者」、「第五者」經常「觀戰」。那是中國人對性事被發現的恐懼，還是快感的來源呢？

和江戶時代相當，被認為受浮世繪和晚明春畫影響的朝鮮作品，被冠以金弘道和申潤福的名字。

就像中國春畫動輒稱「仇英(十洲)」、「唐寅(伯虎)」真蹟一樣，我們也無法確認傳世的金弘道「雲雨圖帖」，申潤福「乾坤一會圖」就是出自他們之手。

比較申潤福被肯定的真蹟「蕙園傳神帖」裡「端午風情」、「月下密會」等作品，「乾坤一會圖」題名為申潤福是有理由的。「端午風情」裡偷看婦女在溪邊洗浴的場景，我想女畫家很難下筆的。好奇、戲謔、賞玩，是一般男性窺視女性的態度。

「雲雨圖帖」和「乾坤一會圖」裡也有偷窺性事的畫面，但數量很少，倒是野合和暗示男性身份，乃至於禁忌的性事具有特色。性愛的空間延伸到戶外，樹下、庭院、草叢。在室內的話，常在士大夫的書房，以文房四寶和書架暗示。男性一絲不掛，但頭戴儒冠，這是不是博取士大夫讀者的「認同感」呢？還有僧侶破戒、老年人「採陰補陽」，是不是大膽超越社會禮教的約制，就能激發性欲呢？

這些東亞三國的春畫，讀者不必只是男性，作者的出發點卻還是為男性服務的。男性做為性事的「點火者」和「指導者」，充沛的活力和慾望需要春畫來勾引，申潤福的名字，便是那男性權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