啄木鳥

星期天，將近中午還和孩子賴在床上，天灰陰陰的，遠處有烏雲。
不要出門了吧。
這看樣子，要下雨了。
孩子不依，休假日的意思，就是玩樂。
我說不不，休假日的意思，就是在家好好休息。多睡覺，明天上學才有體力。
我已經睡了很久了，他說書上寫著，人類一天睡七個小時，豬一天睡八個小時，馬一天睡三個小時，無尾熊一天睡二十二個小時，以後不能罵賴床的人是豬，應該是無尾熊。
我說：好，今天我當一天的無尾熊。
他說：這一點兒也不好玩。
那麼，我說，我們來玩睡覺比賽遊戲，看誰睡得多。
在床上翻來覆去，戶外的窗台傳來敲擊的響聲。
先是扣門似的，嘟，嘟，嘟三聲。
然後急切的連串點打。
「是啄木鳥！」孩子喜出望外，一骨碌起來朝窗戶奔去。
受到驚嚇的啄木鳥飛振羽翅，降落在棕櫚樹上，隱約仍可看見牠粉紅色的冠毛、鮮黃的翅膀和黑白斑斕的身影。
「和卡通裡畫的一模一樣！」我和孩子異口同聲地說。
我們也是「吃豬肉沒見過豬走路」的城市佬，隔著窗紗看著啄木鳥跳躍於樹間，向牠招手：「過來呀！」
啄木鳥又不是貓狗，怎麼吸引牠靠近呢？要說以食物誘導，還不曉得牠吃什麼咧。
新加坡最多也最吵鬧的要數印尼八哥，黑不溜秋小烏鴉般的長相，黃色的喙口，也像烏鴉會鑽垃圾箱，不過沒看過叼出東西就是了。
印尼八哥的叫聲完全是白居易〈琵琶行〉描寫的「嘔啞啁哳難爲聽」，而且經常隨性而鳴，管它是深更夜半，還是午后黃昏。被鳥鳴聲喚醒的早晨頗為詩意，然而彼鳥若是印尼八哥，惱人清夢，非但一點也不浪漫，甚且煩躁混亂。
曾經在一個雨過天晴的傍晚行走在巨樹林下，一大群印尼八哥的「魔音傳腦」有如恐怖襲擊，梵谷的絕筆畫「麥田群鴉」和希區考克的電影「鳥」浮現印象，混身不寒而慄，梵谷是決心自殺？還是被群鴉逼得舉槍，不慎誤傷了自己？
啄木鳥沒來得及讓我看清楚，又從棕櫚樹飛開了。
陽光重出烏雲間，從CD片反射到天花板，圓形的七色虹彩。我和孩子再躺回床上，看著天花板時明時淡的虹彩。
啄木鳥還會來的，我說，睡個午覺起來看看。

後記：
根據2011年12月28日新加坡《新明日報》報導，印尼八哥是新加坡無政府機構「控管」的鳥類。
報導指出：「國家環境局（NEA）與農糧與獸醫局（AVA）都表示，八哥並不在他們的管轄範圍內。環境局負責處理的，是證實會攻擊人類的烏鴉，而農糧局則負責處理關於鴿子的問題。環境局2011年截至11月，共收到1796起關於烏鴉的投訴；而農糧局截至10月，則收到了560起投訴鴿子為患的事件，比去年的360起多了許多。」

納豆

「櫻花紛飛時 我獨自一人
帶著難以按耐的心情 始終佇立著
當嫩葉的顏色 綻放 思緒便開始翻騰
迷失了一切 流向你身邊
只有環繞在身邊的樹畔 凝視著我倆
同時告訴我們 人生是不會停留在某段時光的」
～中島美嘉「櫻花紛飛時」(桜色舞うころ)

親愛的K

現在正是櫻花季節。去年此時，古城池下花飛花舞，如羽如蝶，我伸手相迎，一瓣也接不到。那時的我，可以預見在新加坡的日式料理店裡，突然聽到中島美嘉的「櫻花紛飛時」，無法遏止淚水的自己的話，我還會離開你嗎？
說著「現在正是櫻花季節」的我，是一點意義也沒有的，殘存的櫻花記憶，完全不足以滋潤我在新加坡的乾渴。中島美嘉，只不過是用力撕開我胡亂纏繞的紗布和繃帶的一隻手，讓我不得不承認，如果有思念，有鄉愁，不在台灣，在日本。
為什麼？我這一廂情願的日本鄉愁簡直無理。
不是日本人，沒有在日本留學，連超過一個月的長期居住經驗也闕如，說什麼「日本鄉愁」，不是太可笑了嗎？
在初來乍到恓惶渾沌的日子裡，J偶爾聽到我不知所措的心情，告訴我真正的日本超市不是高島屋百貨公司地下室那家，鼓勵我別對新加坡太快失望。經由J的指點，我尋著路來到克拉碼頭附近。雨後放晴的黃昏夕陽照在河面上，閃耀著粼粼波光，河邊的餐館酒店還在準備營業中。繞到不大起眼的商場──這裡怎會有日本超市？
先逛了一樓的手工製巧克力攤位，販售巧克力的中年婦女聽口音就曉得是從中國來，似乎百無聊賴終於能夠開口講話一般，滔滔不絕地說著，仔細聽她話的內容，只是翻來覆去說她賣的巧克力多好吃，機器做的不能比。見她那麼熱心地想對人說話，我和孩子不忍心立即走開，隨便問問櫥櫃裡深淺不一，形狀不同的巧克力有何區別？
「那是果仁的。」
不用說，外表就看得出來。
「哪種果仁？」我問她。
「花生的吧。」
我看不像花生。
「不如你們嚐嚐看？」
手工製的巧克力並不便宜，她大方地讓我們試吃了好多種，態度很誠懇。
「妳喜歡吃巧克力嗎？」我問她。吃人的嘴軟，總不好白白品嚐。
「我沒吃過。」
賣巧克力的沒吃過巧克力，還能說得天花亂墜，佩服佩服。為她的口才和心意，多買一點也值得。
我發現整個商場生意並不興隆，別處隨地可見的連鎖速食店和咖啡座，顧客也三三兩兩。逛過一樓的商品，下電扶梯正對著一家超級市場，旁邊有日文看板的理髮店、內容並不新的日本影音產品和雜誌漫畫、修鞋部門，然後看到家電和廚房用品，孩子說：「早知道我們一來新加坡就在這裡買東西就好了！」
我點點頭，兩個人玩感應式的垃圾桶一遍又一遍，小的玩過了玩大的，把手靠近垃圾桶的蓋子，上面的小紅燈閃呀閃，不曉得是否和電力有關，有的垃圾桶反應很快，碰地一響，蓋子就打開了；有的則很優雅，輕輕緩緩像張開手掌預備承接，好像丟垃圾也有細緻的動作。不管垃圾桶打開的速度是快是慢，都讓我們隨之哈哈大笑，張開蓋子的垃圾桶也咧嘴似的，陪著我們樂不可支。
怎麼土里瓜幾似的，我們並不是頭一回見過這種「科學」的玩意兒啊！
濫情一點的話，要說這裡就是「江湖上傳說中的夢幻日本超市」…
我的心，像是準備進入可以停泊的港灣，跳動頻率加快，卻也開始隨腳步與視線所及，逐漸安靜下來。
原來是這裡。
我的天堂。
幾乎和日本差不多的擺設方式和位置，大部分來自日本的「原裝」商品(可曉得別處的明治牛奶是泰國製的？)以及「熟悉」的日語。
「是日本人呢！」孩子說。
真是夠大驚小怪的了，我提醒他：「你學校班上就有日本同學，不是嗎？」
日本同學很少說日語，他回答，同學是說英語的日本人。
決定先「繞場一周」，好好欣賞一番。
啊，連蔬菜水果和生鮮魚肉都有原裝進口，這實實在在是「感動」了啊！
雖然價格並不令人動心，應該是「寒心」，感動的是店主人甘冒可能因滯銷而腐壞的「危險」，「供應」如此「高檔」的食材。
我會這麼想，大概由於在新加坡的一般超市被「隨機供貨」而吃憋怕了，於是理出了心得：這是個中產階級為主的社會，消費習慣是「便宜就好」，願意砸銀子也未必買得到想買的商品。一切仰賴進口，一旦貨源短缺，沒有就是沒有。
比如今日在某市場突然發現出售牛腩，下一回不一定買得到。孩子想吃白帶魚，怎麼就是找不到，哪天突然發現了，那興奮簡直覺得可憐。
本地有一種形狀像釋迦，味道似芭樂的水果叫「紅毛榴槤」，和異味撲鼻的榴槤一點關係也沒有，可能外形有突出的果皮，又是洋人(紅毛)的品種吧。台灣親友來訪，想讓他們嚐嚐新鮮，平時常見的紅毛榴槤果汁，在我跑到第三家超市，再度聽說「缺貨」之後，終於只好放棄。
為了買果汁尋尋覓覓，其他就更不必說了。
結論是：不能先擬定菜單，要看超市老闆給你什麼貨色，否則就會不安以至於懊惱，甚至產生「怨念」，作出「非買到不可」，「極度想吃」的自我折磨行為，最後痛苦不堪，完全為物質之慾望所奴役。
還有，絕對不可「想當然爾」，以為此地華人占人口總數超過百分之七十，就能夠買得到「非常普通」的華人食物，比如：新鮮的海帶(不是乾貨)、瓜子(不是葵花子)、青葱(不是蒜苗)，難怪孩子好幾次沮喪地問我：「新加坡是亞洲嗎？」
親愛的孩子，我們在亞洲的邊邊…
被我過度美化了的日本超市，即使也是「隨機供貨」，總令人感到安心。
難道，「日本製」就是某種意識形態上的「品質保證」？
寧可以較高的金錢，換取較和善的服務態度與貨物品質，不會被魯莽相對，不必擔心發愁，這也許是台灣文化裡浸潤了日本文化，無形中習慣了，也更認可「原汁原味」的日本消費模式。
超市裡「繞場一周」，驚喜連連，和孩子各提著一個採購籃，冷凍的可樂餅、鮭魚子、可爾必思、茶泡飯粉，還有納豆。
「你敢吃納豆？」
印象中，孩子從來沒吃過納豆。
「納豆加醬油，淋在熱騰騰的白米飯上…」，他比手畫腳，根本是「蠟筆小新」裡學來的動作。
「可是，納豆的味道很怪，連日本人有的都不敢吃…」
在「櫻桃小丸子」卡通裡看過，世界上的人類有兩種，愛吃納豆的，和討厭納豆的。
「我是屬於愛吃納豆的。」
「你不敢吃的啦，你連cheese 都不喜歡，味噌湯也很少喝，怎麼會愛吃納豆？」
「我喜歡納豆。」他斬釘截鐵地說。
滿載而歸之前，要以美食畫下美麗的句點。
我不會因為一碗蚵仔麵線而在口腹之外充實滿足；而日本超市旁，名叫「Tampopo」(蒲公英)的拉麵店，卻吸引我毫不猶豫要走進去吃上一頓。
伊丹十三的電影「Tampopo」浮現腦海，那為了煮一碗道地美味的拉麵的虔誠，把平凡無奇的常民食物變成精神與情感的寄託，包圍著我，幻想著主廚是否也像影片中的人物，認真地對待他的客人。結果我並沒有失望。(然而，並非所有本地的日本餐廳都水準一致)。
第二天，孩子依樣畫葫蘆吃了納豆醬油飯，一碗沒吃完，就說吃飽了。

親愛的K，這封信寫了好久好久，過程中發生了許多的事。而今，櫻花早已凋謝，綠葉成蔭，是菖蒲和紫陽花的季節了。
納豆，還在我的冰箱裡。

溥心畬的誤會

(傳)〔宋〕李公麟「麗人行」圖卷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陳之初先生(1911-1983)「香雪莊」舊藏的一些畫作與文物，將於2007年5月3日起至9月23日，配合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亞洲之美」特展與觀眾相見。
這次展出的香雪莊舊藏品中，前清「舊王孫」畫家溥心畬(1896-1963)的一幅手卷特別吸引我的注意。
溥儒，字心畬，是清朝道光皇帝的曾孫；咸豐皇帝異母之弟，叱吒於晚清政壇的恭親王奕訢的孫子；末代皇帝溥儀的堂兄。現今北京著名景點「恭王府」，便是溥心畬出生及成長的府邸。
香雪莊收藏的溥心畬「臨李公麟麗人行圖」是一幅設色精美的絹本畫卷，畫的是八位身著唐代服飾的男女(其中一位懷抱一個女童)騎馬出行的場面。由題目可知，這幅畫是臨摹北宋畫家李公麟(約1041-1106)的「麗人行圖」。在畫面尾端，溥心畬題了詩句：「雪幰雲旗胡馬肥，漢家千里送明妃。珮環委地生秋草，朔雪南來無處歸。」解釋他所畫的是旌旗飄揚，浩浩蕩蕩的漢家軍馬護送王昭君出塞和親的故事。
然而，應陳之初先生邀請，在這幅畫後題跋的饒宗頤教授卻不認同畫家對自己作品的詮釋。饒教授轉引借用了杜甫〈麗人行〉的詩句，題詩道：「請看近前丞相嗔，長安水邊屢揚塵。銀鉤妙筆工描繢，緞匹春蠶更可人。」「馳驅正是出宮門，秋草何曾塞日昏。老眼誤題堪絕倒，雲旗雪幰待重論。」又補充說：「心畬摹寫李公麟麗人行圖，乃工麗絕倫。伯時原物尚存故宮，可以覆按，而王孫題句作明妃出塞，蓋出一時誤記也。」饒教授認為：溥心畬臨摹李公麟(字伯時)的「麗人行圖」，李公麟的畫作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內容畫的不是溥心畬說的昭君出塞，而是諷刺楊貴妃姐妹專擅濫權的故事。
溥心畬誤會了。
溥心畬為什麼誤會呢？
溥心畬身為皇族，經眼和收藏的名家逸品不勝枚舉，照理說不至於欠缺對於畫作意涵的基本常識。「麗人行」的畫題，源於杜甫〈麗人行〉詩：「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在大好春光中騎馬出遊的，正是楊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和秦國夫人。
這一幅典雅細緻的「臨李公麟麗人行圖」，與台北故宮博物院題名為李公麟畫，推斷為南宋或其後的摹本「麗人行圖」相比，不僅唯妙唯肖，而且淡雅清新，沒有一番長期臨摹的功夫，是難以完成的。我們甚且猜想：很可能溥心畬臨摹的作品，正是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那幅，而那幅作品上，明代書法家張文淵和錢溥清楚標誌了「麗人行」畫的就是楊貴妃故事。
難道溥心畬是想「自出新意，不襲古人」，創立對於畫作的獨特見解，推翻以往將「麗人行」的題目定義為楊貴妃故事的常規？
還是，果真如學識淵博的饒宗頤教授所指出的：「蓋出一時誤記」？
其實，翻開中國仕女畫的圖象檔案，歷史上的名女人最常入畫的，莫過於王昭君、楊貴妃，以及東漢末年在動亂中被俘擄至北方，被迫與胡人生子，後來又被曹操以重金贖回漢地的才女蔡文姬。
王昭君、楊貴妃、蔡文姬，三位命運迥然的女子，都以「騎馬出行」的形象流傳於世。現藏吉林省博物館，題名為張瑀的「文姬歸漢圖」，以及大阪市立美術館，畫家題為宮素然的「明妃出塞圖」，也在人馬旗幟的整體構圖方面如出一轍，使得學術界至今不能斷定畫題──是文姬？是昭君？還是…楊貴妃？
迷離、重疊與交錯的，不只是溥心畬筆下的楊貴妃與王昭君，我們所欣賞的畫中美人，究竟是誰？或者，「究竟是誰」重不重要？
走出深閨的畫中美人，還有不肯與帝王同座，甘願步行於後側的漢代班婕妤。而與班婕妤相反，大剌剌與衛靈公同車的寵妾南子，則讓孔子叨念著「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甚至還因為孔子與南子見面，讓子路老大不高興，孔夫子「對天發誓」(一說是「直言以告」)，表示自己絕無貪色妄念。孔子和南子的「八卦」，到了朱熹時還沒完沒了，朱子說：「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它。」聖人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難免有「出格」之事啊！
從溥心畬的誤會，我想到了古來中國女性與交通工具的有趣關係：能不能與君王同車？騎馬「和蕃」還是「踏春」？纏足的婦女如何行動？慈禧太后的汽車生日禮物，1940年代上海月份牌和印刷廣告中的美女與自行車……
逾越千年至今的麗人們一路行來，她們的身體與交通工具接觸，呈現了性別、道德、權力、慾望等等多姿多采的風貌。2007年5月10日晚間，我將以「
麗人行：走進中國女性美的時空」為題目，在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向您娓娓道來。

(本文之部分內容刊登於2007年5月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小津安二郎在昭南島

性格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簡單的說，就是人的況味。如果你不能傳達人的況味，你的工作等於白搭。這是一切藝術的目的。

──小津安二郎(Yasujiro Ozu, 1903-1963)

1943年6月，小津安二郎以「陸軍報道部映画班」軍屬的身份，前往當時被日軍改名為「昭南島」的新加坡，那年十二月，他即將滿四十歲。從1927年開始拍攝「懺悔之刃」，十六年來總共導演了三十九部電影。

小津在昭南島的任務是為了他所屬的松竹電影公司拍攝戰爭影片，一部以緬甸戰線為主題的電影「遙遠的祖國」，那時昭南島已經落入日軍掌控一年多。

東京大學蓮實重彥教授研究指出：自從日軍在1943年5月阿圖島(Attu Island)全軍覆沒，太平洋海域已經受制於美國，小津的隨行人員冒著生命危險，途中船隻受到美軍攻擊，一度轉往菲律賓避難。眼見戰況慘烈，小津心知拍攝工作無法達成，被困在昭南島，反而「因禍得福」，在戰爭結束前大量觀賞了被日軍沒收的外國影片，尤其是美國的電影。

當時也在昭南島的小出英男，登錄了日軍占領時期存在於馬來和新加坡的電影標題，編著《南方演藝記》一書，書中除了美國電影之外，還有馬來、印度、中國、埃及等各國的電影──小津可能看過其中的哪些電影呢？

一般說來，研究小津的學者還是比較強調他所看過的美國電影。小津第一年就看了上百部美國電影，恐怕當時的日本導演中無人能出其右。具體的片子，包括John Ford的「驛馬車」(Stagecoach)、Alfred Hitchcock的「蝴蝶夢」(Rebecca)、Victor Fleming的「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以及Orson Welles的「大國民」( Citizen Kane )。蓮實重彥教授在《電影的狂人．小津的留白》裡引述小津的話說：「如果卓別林的電影得62分，『大國民』可以得85分。」傳聞看過「亂世佳人」的日本隨軍記者還讚嘆說：「難以戰勝製作這樣的電影的國家…」。

日本戰敗，小津當了六個月的俘虜，1946年2月，回到滿目瘡痍的東京。

佐藤忠男的《小津安二郎的藝術》出版於1971年，是日本第一部重要的小津研究專著。曾經是《東京物語》助理導演的小說家高橋治，著有《虛幻的新加坡》和《絢爛的影繪──小津安二郎》；和小津長期合作編劇的野田高梧，著有《小津安二郎集成》；以及小津的攝影師厚田雄春與蓮實重彦合著的「小津安二郎物語」等書中，都將小津在昭南島的兩年，視為凝聚他個人藝術風格的重要階段。

尋覓小津的「昭南島經驗」在他日後電影生涯中的印記，藉著「茶泡飯的滋味」裡從南洋回來的士兵之口，形容新加坡是個有趣的地方，棕櫚樹令人喜歡，天空清澈，他唱起了軍歌：「我兄弟首次外出，努力打擊敵人，他很勇敢，卻在戰爭中陣亡了。現在我介入，手裡捧著他的骨灰。在新加坡早晨的街道。兄弟們，看那平靜的藍色海洋，看那閃亮的南十字星。我們日以繼夜地驅散敵軍，我們一起看見出擊軍隊。」

不像黑澤明在電影「夢」中，戰後倖存的指揮官向不承認自己已經陣亡的全隊士兵鬼魂痛陳戰爭的愚昧與荒謬，說道：「他們說各位為國捐軀，你們卻死得毫無尊嚴…」，一場美其名為「光榮之役」，卻在連連自我安慰「玉碎」的破滅中付出生命，究竟所為何來？小津的電影裡沒有特別提出對戰爭的控訴，他仍然絮絮叨叨訴說著家庭裡的瑣事，只不過把戰前偏重的「父子關係」轉為戰後的「父女關係」，而且充滿著蹉跎女兒終身大事的焦慮，這反覆呈現的主題，以「簡靜」的運鏡手法，被恭維稱作「隱忍」美德的極致。

小津沒有直接對戰爭「交代」和「表態」，引得一些中國觀眾不滿，甚至因為劇中人吟誦效忠日本天皇的詩句而加以撻伐。將1990年黑澤明的「夢」和1963年就去世的小津加以比較，在時間的延續與思慮的沈澱上都有立足點不平等的問題。小津難道是劊子手的幫凶嗎？

1937年9月至1939年7月，下級軍官小津在中國大陸的日記後來被公開，田中真澄《小津安二郎與戰爭》裡收錄了小津的「陣中日誌」，其中記錄了一位中國婦人因為女兒被強奸而去找日軍部隊長理論，部隊長召集全員士兵詢問，沒有人承認犯下暴行。部隊長對老婦人說：「你要找的人不在這部隊。」老婦人正點頭，就被部隊長殺害。部隊長慢慢地擦拭刀，收回刀鞘裡。

眼見這一幕的小津，寫下「部隊長慢慢地擦拭刀，收回刀鞘裡」的小津，是否如同他的電影一樣，無聲地揭示了戰爭的殘酷？

假使不是「無聲」，搭配「軍艦進行曲」的小津最後一部電影「秋刀魚之味」，也受到不欣賞的觀眾詬病，指責小津對日本發動侵略毫無悔意。

我並非要為小津辯護，文學藝術作品與創作者能否承載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責任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秋刀魚之味」的尾聲，男主角在女兒出嫁後當天來到小酒館，酒館的女老闆要服務生為曾經擔任艦長的他播放「軍艦進行曲」。這支日本海軍的戰歌在電影中至少出現過三次。聽著「軍艦進行曲」，酒館裡另外兩位客人之一模仿大本營戰報說：「帝國海軍今天早晨5時30分在南方海上和敵人交戰。」另一位客人接著說：「結果戰敗了！」兩人相視而笑，重覆說著：「結果戰敗了！」男主角也偏過頭，朝他們倆笑了笑。

如果電影裡「早晨5時30分」的海上交戰不是隨口捏造，那或許就是指1945年4 月1 日的沖繩之役，那一刻，美國戰艦開始炮擊日本海軍，也正是那場戰役中，4月7日大和艦沈沒。

明明是戰敗了，為什麼還笑呢？是輕蔑？是嘲諷？是戲謔？還是無奈？

小津葬於鐮倉的圓覺寺，墓碑上只有深深鐫刻的一個漢字──「無」。碑側有漢詩：「君元天性佛心人，深搜庶民美與真。緣盡黯浮留不住，去遊三會龍華春。」像是歸結他一生的藝術成就，曾經在昭南島吸取國際電影養份的小津，終於「龍華三會」，得到彌勒菩薩降臨人間般的大徹悟，大解脫。而他想傳達的「人的況味」，則留待我們細細體會。

本文之部分內容刊登於2007年4月2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上下交錯的飛機雲

親愛的K

上次談到「詩意的棲居」，不知不覺偏離了重心，又抱怨起新加坡不佳的餐飲經驗和粗糙的服務水準來。
這個BLOG漸漸有新加坡的朋友來逛，他們自認有「怕輸」的心態(精神?)，我對新加坡的批評有時對本地人而言是大驚小怪，或是根本不重要的。
客居於此，本應「多看少說」，況且文化風俗不同，天下本無均一的價值觀。籠統說「愛之深，責之切」恐怕矯情，但實在我的初衷也不是為了指出自己不滿意的現象，我不是「有力人士」，再怎麼說也無法改變未能盡心的種種情況，例如招不到計程車的惡夢、買到品質很差的東西。最近，用了不到八個月的電子飯鍋壞了，當初因為曉得「便宜沒好貨」，已經挑了檔次比較高的菲利浦牌，大約是台幣三千多元，以我一星期未必使用超過兩次的頻率來算，這電子鍋的壽命未免太短太短，我至今用過的電子鍋有十年以上的時間，從來沒故障過。
這是怎麼搞的？完全沒反應的電子鍋，怎麼插電按開關，就是死了一樣。
去原來購買電子鍋的店家詢問，給了我一個地址，要我拿去修理。去那地區，搭計程車來回，送件和取件總共四趟，車錢足以再買一個鍋子。
這個消費時代，早沒有「永遠」，即使「長久」，也不再標榜。反正用過即扔，再買新的比修繕還方便。
心得是：在新加坡重新衡量「使用壽命」的長短概念，而且不必戀棧舊物。這裡的私家汽車都很新，因為維護不如五年一換。老舊建築物也是，保留整頓不如拆掉重建。於是想到身體健康，千萬要小心，沒有可更新置換的。
在吳祥輝的書《芬蘭經驗》自序裡讀到頗得我心的話：「這是二十一世紀一個台灣人寫回憶錄的新形式：用另外一個國家來寫自己一生最關心的事。」
我對新加坡生活的書寫也異曲同工，與其說我發牢騷，或是取他山之石以攻錯，不如更願意藉著書寫來認識自己生長過、經歷過的地方。什麼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什麼是我始終堅持的價值？在必須循守教化與禮貌的社會規範下，什麼是我真正或願意分享的歡欣與憤怒？
也就是說，這是以異鄉空間中的個體為審視對象，認清自我的某種方式。
我刻意沒有帶教學之外的書籍，除了已經答應撰寫的論文之餘的學術研究資料一概不在此地。放空了的我，直接面對沒有其他關係與身份牽扯的，活生生的自己。
我借閱了學校的電影DVD和社區圖書館的小說，像是補充過去十年失落的養份與滋潤似的，沈浸其中，享受各個非現實世界的豐饒多彩。
書寫真讓我重新找到生存的意義，寫不必送人評審，不必等待合格之後才能出版的文字，沒有退稿的發表真是自由得讓人感謝和感動啊！
看見扭曲的心靈和壓抑的個性得到了舒展，我對上蒼感恩，讓我還有情緒的出口。
那麼，我的個人感受是強於對一個地區的喜惡，我只管寫，不吐不快。
平撫我，振奮我的文字，以其莫名的魔力。是文字傳達了思考？還是思考帶動了文字？總之，我能做的，只是在「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的情境之下，任憑神明或造物者一笑，以文字逐步趨近我想表達的意念而已。
儒家和道家所關懷的課題，猶如天空中兩道交錯的飛機雲。在地面仰觀的我們，以為兩道飛機雲交錯於一點，實則兩雲是在不同的層次，各自經歷各自的翱翔。
我想趨近的，關於新加坡日子的體會，也是經常上下交錯，驢頭不對馬嘴，任意流動飄浮，消散與凝聚，在我無力控制後隨緣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