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柏楊．李敖

魯迅、柏楊、李敖，這三個名字讓你聯想到什麼？

大師？政治犯？知識份子的良心？

3月18日李敖去世，當天下午接到《聯合早報》的採訪電話。不久，廣播電台和電視台也來邀約，要我談李敖。從未到過新加坡，卻在2005年訪問大陸時說新加坡人笨，李敖讓新加坡人不能服氣，想當然爾。他的死訊引發新加坡媒體關注，有些超乎我的預期。

2008年柏楊去世時，我接受過新加坡電視台的專訪，還提供了幾張柏楊曾經被監禁的綠島「綠洲山莊」照片。談柏楊，我也想到了李敖，他們同樣由於政治問題入獄，出獄後的人生道路大不相同，柏楊被時代洪流推向成為捍衛人權的鬥士；李敖積極反擊所有他認為的敵人。掛名柏楊翻譯的大力水手卜派（Popeye）漫畫被糾察說譏諷執政者，李敖表示：柏楊無心，也不敢「汙辱國家元首」。後來這位維護柏楊的「戰友」反目成仇，在他的帳簿裡增添一筆。

柏楊和李敖的「以筆為劍」前有所承，那就是魯迅。魯迅、柏楊、李敖都擅長寫作雜文，也都具有反傳統的批判精神。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針砭「禮教吃人」；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揭露中國人劣根性的「醬缸文化」；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譏諷成見陋規，影響了不同世代的讀者，尤其是和作者一樣帶有「憤怒青年」氣息的讀者。他們「語不驚人死不休」，痛快淋漓的「罵功」，既讓讀者有渲洩怨懣的效果，對於安於現狀、未思反省的人們，不乏啟迪之功。

魯迅、柏楊、李敖，憑藉他們各自的文字本領坐到某種「寶座」級的位子，我想到的是：是什麼促使他們被看見？被認識？擁有知名度和影響力？

其中之一的關鍵，是媒體。

中國現代文學的興盛，除了教育普及、白話文寫作，讓讀者容易接收作者的思想情感，獲得共鳴，重要的是刊載作品的平台，也就是十九世紀末開始大量開辦的報紙和雜誌。到了二十世紀初，隨著民國建立，更有創新的需求。1919年的「五四運動」，喚響追求新知和思考國家前途的呼聲。自由、民主、科學之中，最能夠得到認同的，莫過於「自由」。如果說「天賦人權」，自由是與生俱來，不需要門檻條件，對於嚮往自由的年輕人，自由的崇高價值甚於生命和愛情，鼓吹自由、踐行自由的作家，自然成為青年讀者的偶像。

魯迅、徐志摩、郁達夫等人，在婚戀情感方面都是身體力行者，而他們的偶像化過程裡，依靠的就是文字和刊載文字的媒體。他們把自己的人生經歷寫成供人羨慕或仿照的文本，經由報章廣為人知。有研究指出，魯迅從1912年到1936年的收入，平均每個月大約是國幣420元左右(約合現今人民幣15000元)，收入主要的來源是稿費和版稅。

柏楊晚年專事寫作，收入的主要來源也是稿費和版稅。報章媒體和出版事業養活了作家，和作家共生共存，共同塑造了作家的形象。讀者經由閱讀文字想像作家風采，保持和作家文字「若即」、本人「若離」的關係。

李敖的自我經營因應時代的媒體變化而有明顯的自覺意識。他從文字背後的作者，躍上電視的「名嘴」，觀眾看到的─紅色夾克加深色眼鏡的李敖「標配」，使他有清楚的可辨識度。他表演意味濃厚的「拿出證據」動作，以及揭密式的陳述、嘻笑怒罵的語彙，特別讓剛接觸這種「出格」招術的大陸觀眾覺得新鮮有趣。

所以，從文字和從視頻裡感到的李敖便不盡相同，在不同地區和不同時間點閱讀/觀看李敖的人，反應有所分歧，也就可以理解了。魯迅和柏楊沒有李敖的視覺媒體機會，即使都揮舞著文字刀筆，畢竟無法施展嘲弄、炒作、操控媒體的力道。

李敖說魯迅在大陸被過份炒作；在他的電視節目裡為批評「新加坡人笨」緩頰，反被指為愈描愈黑…至於他的小說《北京法源寺》「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查詢諾貝爾文學獎的正式的網站，交叉比對，立見分曉。互聯網媒體和大數據之於李敖的兩面刃性質，和魯迅、柏楊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大師？政治犯？知識份子的良心？

俱「亡」矣。

2018年 3月 2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饒宗頤星洲寄情

饒宗頤2016年墨寶

2月6日早上，我的「微信朋友圈」幾乎被饒宗頤先生去世的消息刷屏。未聞百歲耆老饒公身體有恙，驚聞噩耗，難以置信。向香港和澳門的師長友人求證，不幸為真。

在台灣工作時，饒公是學術諮詢委員，我和同事在千禧年來臨之際，選取四個歷史轉折階段，即魏晉南北朝、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晚明以及晚清為範圍，以「世變中的文學世界」為研究計畫主題，重新審視文學書寫和時代變遷的關係。當時被詢問：「為何沒有討論晚宋到元初的情形？」一言中的，那正是我們力有未逮的領域啊！

有時聽饒公帶著潮州腔的華語比較吃力，後來曉得，不是口音的問題，是我知識背景薄弱，不能企及饒公的學養深度和思考高度的緣故。

開始從事一點南洋研究，饒公的《新加坡古事記》成為我重要的參考書。此書是他在1968年赴新加坡任教前著手蒐集，整理了大量二十世紀以前的史料，鉤畫出新加坡的古代形貌。「欲明一國文化，先明該國歷史」，抱持著這樣的想法，我私心以饒公為典範，繼《新加坡古事記》的時代下限，想描寫二十世紀的新加坡華人藝文風景，於是有《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一書的構想和寫作。

《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裡提及的都是藝文界的人物，包括徐志摩、徐悲鴻、淩叔華、蘇雪林、鍾梅音等人在新加坡的因緣故事。我曾經想寫另一些在新加坡的學者生命歷程，以及他們的貢獻，其中，當然不可忽略饒宗頤。

當我讀到胡曉明教授《饒宗頤學記》裡，關於饒公任教新加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和主持中文系系務，本來九年的聘期，卻在五年後的1973年提前離職的原因時，內心五味雜陳。據書裡記敘：

我在新加坡時心情不太好，那個時候新加坡壓中國文化。新加坡本來請我擔任九年的系主任，但是我到了第五年就呆不下去，跑掉了。因爲我是那裏唯一的中文系教授，而那裡卻又根本不提倡中國文化，只提倡中國語，沒有「文」， 學學華語就够了。

可以明白饒公的體會。饒公在他編於1972年的詩集《冰炭集》序言裡談到：「雖無牧之後池之蘊藉，庶幾表聖狂題之悲慨」，將他「胸次羅冰炭，南北阻關山。我愁那可解，一熱復一寒」的極端與鬰悶，比擬杜牧被貶黃州寫的〈齊安郡後池絕句〉，以及司空圖的十八首〈狂題〉。

饒公提前離開新加坡返回香港，任職期間，還去耶魯大學和台灣中央研究院訪學研究，前後約一年多不在新加坡。近日，澳門大學楊斌教授對饒公在新加坡的經歷研究有得，我則請教了和饒公過從甚密的梁榮基老師，並在梁老師府上親賞饒公和梁老師的唱和及合作書畫作品。我想，有梁老師在新加坡接待饒公，饒公的新加坡歲月，委實也有樂事。

梁老師畢業於新加坡大學，主修數學，兼修中文。在二次大戰前還未正式入小學時，就在私塾學習《大學》、《論語》、《古文觀止》等傳統經典，並練習大楷和小楷書法。大學畢業後，老師在維多利亞中學執教，後來獲得政府獎學金，前往香港大學進修，師從饒公和羅錦堂教授，寫作《白話小說溯源》碩士論文；又從彭襲明(昭曠，1908-2002)學畫。後來負笈台灣大學，在鄭騫教授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詞學理論綜考》。

梁老師說，每逢周末載饒公及夫人外出用餐，飲茶談藝。饒公在他寫於1973年秋日，仿查士標的山水畫上提及：「在星五載，週必相見，臨分在近，殊難為懷。垂楊千縷，髣髴灞岸時也。」有時梁老師會陪同饒公去位於東海岸的收藏家陳之初「香雪莊」，或是位於樟宜的收藏家楊啟霖「袖海樓」觀賞書畫。饒公最喜歡的，是去花柏山賞月。饒公到新加坡的第一個中秋節，有詩〈戊申中秋夜月全食，鼓琴待月〉，別有情致。

2016年10月，梁老師應邀到廈門華僑大學開展，饒公特地親書「又山書畫」為圖錄題字，這或許是饒公少數的生前最後墨寶。

2015年香港大學主辦「饒宗頤教授百歲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可惜我因故未能成行，錯失再與饒公見面的機會。我請饒公賜正的拙著《蘇軾題畫文學研究》，忝列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三萬冊的「選堂文庫」裡。學術與藝文，是饒公永恆的寄情，也是我始終仰望的日月。

部分內容刊2018年 3月 10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