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兔不見了

圖片來自網路

全球已經出售900萬本啊？東野圭吾的"ナミヤ雑貨店の奇蹟"(解憂雜貨店的奇蹟)自2012年出版以來創造的銷量，不知道算不算這個閱讀寒冬的溫暖奇蹟。

900萬本，包括許多翻譯本，我讀的中文譯本當然也是其中之一。覺得《解憂雜貨店的奇蹟》算不上推理小說，穿越時空加上懷舊故情，也算不上我讀過的東野圭吾小說裡最精彩的作品。

只能說，很容易讀，很容易懂，很容易產生共鳴，完全符合可能暢銷作品的條件。

然後就是小說改編的舞台劇和電影，繼續拉動小說的覆蓋面。

沒有特別期待，也不知道電影演員，就當成周末的消遣。即使浪矢老爺爺不可能幫我解除我的煩惱，揉著敲打電腦鍵盤到疼痛不已的手臂和手指，我走進了黑暗中的解憂雜貨店。

咦～送進雜貨店鐵捲門郵件投遞口的第一封信，並不是小說裡寫的月亮兔小姐寫的──電影導演和編劇一定有什麼想法吧。寫信給雜貨店的老闆浪矢老爺爺，說出想要諮詢的煩惱，投入打烊後拉下的鐵捲門郵件投遞口，隔天就可以在店後側的牛奶箱裡拿到回信。三個同在孤兒院長大的小偷躲進不再營業的雜貨店，穿越到1980年，陰錯陽差接到信件，回覆了32年前的諮詢。於是，諮詢不僅是安慰，還有預言，勸告變成引導：日本經濟起飛、泡沫破滅、互聯網、手機…。

小說裡出現的求助者有「月亮兔」、鮮魚店的歌手、熱愛披頭四，自稱「約翰藍儂」的少年、徘徊於「錢途」的「迷茫的汪汪」。電影稍微合併了和音樂有關的部分，完全刪除了月亮兔的故事。

月亮兔是接受培訓的運動員，猶豫著是否要放棄可能參加奧運的機會，好好陪伴即將不久人世的男友。對於沒有看過小說的觀眾而言，電影裡沒有月亮兔毫無影響。我想到的是，小說和電影的「互媒性」（intermediality, 跨媒體性），「改編」的「再製造」和「再創作」帶給觀眾的視聽愉悅程度。

由於不願透露真實身份，月亮兔隱去了自己擅長的運動項目。在小說裡，被強調和放大的是她的迷惑和擔憂，至於她本人則是面目模糊。這裡便呈現了媒體轉換時如果要「忠於原著」便產生的困境。讀者閱讀時，從文字想像小說人物的形象，電影把小說具像化、可視化，如果小說人物不夠明確，甚至像月亮兔這樣故意隱藏個人線索的角色，便難以表現。

電影版《解憂雜貨店的奇蹟》採取的是全知的敘事觀點，小說裡的敘事觀點有時由第三人稱承擔，就可以解釋一些內容的隱喻和巧思。比如，「解憂雜貨店」的名字，原文是「ナミヤ雑貨店」，ナミヤ是店主人的姓，可是這家雜貨店為什麼能替人解憂呢？電影裡沒有傳達這一層的意味，小說裡藉著店主人接受雜誌採訪而透露原委：

「一開始是我和附近的小孩子拌嘴，因為他們故意把浪矢（namiya）念成煩惱（nayami）。因為廣告牌上寫著，接受顧客訂貨，意者請內洽，他們就說，爺爺，既然這樣，那我們可以找你解決煩惱嗎？我回答說，好啊，任何煩惱都沒有問題，沒想到他們真的來找我商量。」

作家經常使用的語言諧音或換位的技巧，以及日文的漢字、假名書寫方式造成了錯置，使得"浪矢"（ナミヤnamiya）被聯想/扭曲成"煩惱"（悩みnayami），孩子們調皮，說這是一家煩惱的雜貨店，接受煩惱，於是成了「解憂」。

熟悉日本文化的讀者和觀眾不難感受到，這是充滿"負罪"與"報恩"思想的作品。小說的布局更像是單元連續劇，人物的對話十分自然生活化，當被拍成電影，就顯得非常「小品」。

電視劇是靠對白演繹情節，是「聲音敘事」；電影則是用畫面，靠調動視聽感官的「影像敘事」。電影給觀眾畫面與畫面之間的聯想(蒙太奇)，一個鏡頭可能很長的時間，即使角色沒有說話。小說裡沒有的浪矢老爺爺和舊情人一同看信的情節，就是運用了電影能超時空重疊的視覺語彙。電視劇則更要求節奏，要「發生一些什麼」。

有沒有月亮兔不要緊，電影版《解憂雜貨店的奇蹟》，發達了懷舊的「淚腺經濟」。

2017年 10月2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在香港談文圖學

香港天星小輪上

探討文本和圖像的學術，我稱之為「文圖學」(Text and Image Studies)。近幾年致力於文圖學的研究拓展，寫了《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一書探討文圖學的建構，本書獲得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出版獎助，入選2016年新加坡《聯合早報》年度好書。我在大學開設文圖學專門課程，也應邀於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韓國、中國大陸等地演說，和更多同好分享。2017年，承蒙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邀請，文圖學的聲音在香港發散。

這一次，我規畫了三個環環相扣的主題，首先是概述性質的「文圖學與城市生活」(2月24日)，介紹文圖學的基本觀念、構成原理，以及操作方式。文圖學立基於文學、文化、藝術史，相較於過往討論的「詩畫關係」，涉及範圍更廣，也更能切合現今社會。文圖學可做為學術研究的主題、方法論，也可應用於行銷傳播的文案設計，在城市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我展示了自己隨手拍攝的標誌、招牌、景觀雕塑照片，言簡意賅地向聽眾朋友介紹。

冒著攝氏十一度的寒風而來，講廳裡大家聚精會神，和我一同發表對屏幕上畫面內容的解讀和看法，反應十分熱絡。我想：文圖學是民主的，人人都能發言，人人也都能享受其中的意味。

經由電子郵件和社交媒體，聽眾很快地向我傳達了見解，一位朋友說：

難得聽到老師介紹文圖學，很棒！感謝！令我感到，文圖學就好像是生活的學問，本來就是人類的智慧，也是易學難精的學問，需要更多門學術根基，才可穿越古今。

另一位朋友說：

謝謝老師你好，星期五的圖片很精美，明天也會來的，經過兩天思考，我基本上是認同老師的研究思路(原本我還在困擾到底可不可行和如何與自己既有的知識體系進行聯繋，這兩天看心理學的書，好像有點像老師教的理論…)，要加油喔，謝謝老師給我們這麼精彩和具啟發性的課堂。

第二講，延續文圖學在行銷傳播的應用，我以三種容易成癮，具有物質依賴性的鴉片、香煙和成藥為例，談二十世紀商業廣告文圖學(2月27日)。從「清明上河圖」的店招和宋代商品廣告，談到香港、新加坡、上海、台灣的報紙廣告。其中不少勾起聽眾回憶的片段，使得歡快的氣氛裡流露溫馨。

順著文圖學在二十世紀商業廣告的蓬勃興盛，時代演進到邁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當前。我的文圖學第三講便從互聯網世界談起(2月28日)，從Facebook，任天堂3DS遊戲機，到B站彈幕。衝擊著視覺和價值觀的二次元世界，對90後的Z世代人類卻是日常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和聽眾們一起設想──做為文圖學的消費者、接受者，也可能是創造者、傳布者，我們可以怎樣處理人際和人機(器)關係呢？

在香港談文圖學，聽眾有教師、有學生、有社會人士，發言的語言有普通話、粵語和英文，多元並陳，新鮮的經驗。

語短情長，最後以「我見，我思，我存在」，總結三講的內容，希望大家有所收穫。聽眾朋友來握手話別，祝福道謝，依依不捨。我未能一一好好回覆，謹以此小文做為紀念。

回到新加坡。文圖學的話題仍在香港持續溫度。有聽眾朋友給我看她拍攝的商招廣告，呼應我談「文圖學與城市生活」的話題，在日常中品味別樣的視覺經驗樂趣。也有朋友舉一反三，將我談的傳媒文圖學廣告，應用在交通工具上，提出研究香港電車車廂廣告的想法。

醞釀，發酵，文圖學在香港日後的科研成果，不可忽略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精心安排，慷慨公開的免費講座。一座市井氣息濃厚的商場旁，連結著書卷氣洋溢的一所大學，我在那裡分享所學；在圖書館閱讀；在書店選購，中午時分的校園現場音樂演奏，將是2017年春天香港之行的印象留聲。

 刊登於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南風》，2017年 9月

當文青還不是髒話

卡夫卡常去的咖啡館Café Louvre(衣若芬攝)

認識他時，他是林松輝。來到新加坡，才曉得他是殷宋瑋。

我們在台灣大學度過風雨斜陽交映下，處處花團錦簇的1980年代後半場。我也從他的書和他的演講裡，知道那是他，以及一些來自新加坡的同學的「文藝青年」養成階段。

縫合彼此的記憶碎片，新加坡藝文發展史裡的台灣滋育，那麼深刻且強大地吸收到他們的血脈，力擊到心臟，以致於畢業後還要飛「回」台北，到那一家咖啡館的窗前，伏案，或是打開筆記本電腦，用當年的姿勢，寫作。

是的。文藝青年是有話說的。

寫作是「話語」的一種，美術舞蹈戲劇電影音樂…都是表達的方式。你看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早年不也是醉心於音樂，想當歌手？歌手音樂人Bob Dylan去年受青睞得獎，有人質疑：歌詞是文學嗎？翻翻宋代文學史你就知道了。

我們是「文藝青年」的時代，不刻意自覺是「文藝青年」(至少我沒有，即使我擔任校刊《臺大青年》的副總編輯)；我們過了「青年」的年紀，「文藝青年」被簡稱「文青」，聽說英文叫hipster，然後，「文青」要被定義、被塑造、被批評、被「文青」…。

「身分認同」無所不在，你不想認同，人家也會「標註」(tag)你，管你接不接受，那是一張入場的貼紙。場外觀望的人想拿那張貼紙，門路很多，貼紙入荷（にゅうか，進貨之意，文青要懂一點英語以外的外語)，手機自拍，修圖美化，炫耀上傳到互聯網，等著收「讚」。

所以你問我：你(我)是「文青」嗎？看到這篇文章這一句的人，恭喜你！你得到了文青的貼紙！(收集滿一萬張貼紙可以看看能在文青世界換得什麼)

可是可是，「文青」不是有貶義嗎？說人是「文青」是不是髒話？

讓我用粗淺的符號學、經濟學和《道德經》的觀點來試著想一想。

所有的「名稱」，都是製造出來給人「叫」的符號。我是衣若芬，為我命名的長輩要人們這樣稱呼我，「衣若芬」的語音沒有意義，如果你聯想到李白的「雲想衣裳花想容」；或是南宋畫僧「玉澗若芬」；或是某一本言情小說─都是你為「衣若芬」這三個字的組合賦予的內涵。「衣若芬」這三個字的「使用價值」，是能夠讓一個人被指涉，是它的「本來屬性」。

符號一旦有了聲音、外形等等「本來屬性」之餘的意義，比如社會化、商品化，就具有了「交換價值」。假如「衣若芬」成為一個服裝品牌，性格明顯，有一定的市場需求，可以產生經濟效益，便構成營銷的「交換價值」，甚至除了可計量的金錢，還有「附加價值」。

金錢和商品是否等值，所謂「性價比」、「CP值」在商業社會是見仁見智的。「差異化」的現象有時並非自然的結果，而是操作「正言若反」的技術。就像「印象派」、「野獸派」畫家被嘲笑，後來反而拿來自我標榜，沒有特定褒抑的「文青」，隨著消費成為日常，用物質定位個人的存在感，也就成了某種生活態度。

Bernd Schmitt教授研究千禧世代(Millennials，1980-2000年之間出生的人)，尤其重視「文青」及「獨立」(indie)經濟，我覺得文青消費是在流行裡找孤獨；在簡約裡求多義。松輝提到香港的《藝文青》刊物諧音粵語的「偽文青」，自稱虛構的「假作真時真亦假」，十足文青派頭。先不論文青有沒有「偽」還是「微」，我想有深淺濃淡之別吧，能不能享受「隱喻」的樂趣，要靠「煉成」，功夫在「文」不在「青」。

我們的衣著也是文本。松輝演講那天，柯思仁、黃凱德和我，恰好都穿了黑色圓領T恤，各有象徵的圖案。松輝則是白色T恤，當中一個高舉的紅色拳頭，外套藍色格紋襯衫，普普風(POP Art)顏料的白長褲和運動鞋，既叛逆又大眾路線，加上標準的文青深厚框眼鏡和鬍鬚，不愧是深諳此道的高手啊。

當文青還不是髒話(的時候)，很慶幸我們相識。

當文青還不是髒話，當別的XX，才是。

附記：2017年10月6日，林松輝(殷宋瑋)於城市書房談「文青是怎樣煉成的」，黃凱德主持。當晚聊到：什麼是文青的「標配」？我覺得「卡夫卡」是其中之一。拍攝卡夫卡常去的咖啡館Café Louvre戶外一角，是我文青式的假掰。

2017年10月1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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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回應

这一篇短短的专栏文章，作者娴熟的使用了符号学，图象学，互文性的批评理论，在轻松洒脱的笔触下，在各种诗词电影小说图片文学戏仿等文本中，以“文青”为文本间性，营造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互文本的家族大合照。正如巴特在著名的论文《文本的理论》中试图回答的文本时什么？通过作者这篇文章，我们能感受到，文本不是作品，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又是一种意指实践，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是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因此这不是生产的结束，而是生产的过程，相信读了这篇文章的读者，都会不断的跟作者对话交流。

作者通过，记忆修正，将各种文本之间的扩散性影响，通过“文青”的符号，内涵，和图像，将各种文本有机的结合起来。

先是通过回忆，溯源自己的“文艺青年”养成阶段，回到台北的那家咖啡馆。

然后是简洁的联想到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以及上一年度的得奖者，是因歌词创作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再谈及自己的“文艺青年时代”担任校刊《台大青年》的副总编辑。

再以身份认同的概念，来阐释文本间的互相影响。

接着以自己的名字的符号和古诗词的互文关联。

再以经济学理论来阐释一些符号之间的互文性。

再以“文青”一词的内涵，有真伪之辩，来进行互文对话。

接着，以衣着为文本的一个类别，来进行说明。

最后，文中附记，以一张图片，卡夫卡常去的咖啡馆户外一角，与整个文章的文本意指进行互文对话，紧扣主题。通过这一篇简短的散文，我们看到了各种文本之间的互文交流渗透，既含蓄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也对社会上误读误解文青的文化偏见的一种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