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葉蕭蕭紅似火

日本奈良秋景

夏志清遺漏了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捕捉了的，1980年代以來，一波又一波的「蕭紅熱潮」，已經有數十部蕭紅傳記、評傳和研究專著的藝文界、學術界，可能會在這兩年登上頂峰，如果我們相信影視媒體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大於書籍的話。

接連著有兩部以蕭紅的一生為題材的電影上映─霍建起執導的「蕭紅」，以及許鞍華導演的「黃金時代」，該是華語電影史上少見的現象。或許，應著夏志清的那句話，張愛玲下來就是蕭紅了。加上方興未艾地圍觀「民國範兒」，比張愛玲境遇悲慘、情路坎坷、英年早逝，生死於1949年前的民國女作家，正是當下消費的好對象。

個人傳記式的電影「蕭紅」，塑造了「懷孕也好、病危也好」，接近她、了解她的男人都會愛上她的「文學洛神」蕭紅。「黃金時代」則引用1936年蕭紅寫給男友蕭軍的信：

窗上灑滿著白月的當兒，我願意關了燈，坐下來沈默一些時候，就在這沈默中，忽然像有警鐘似的來到我的心上：「這不就是我的黃金時代嗎？此刻。」於是我摸著桌布，回身摸著藤椅的邊沿，而後把手舉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確認定這是自己的手，而後再看到那單細的窗欞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經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是在籠子過的。

所以，「黃金時代」不是民國、不在中國，是在蟄身的東瀛，一個自我囚拘的籠子裡。

也可以說，蕭紅31年的人生，就是在掙脫被家庭和傳統桎梏的籠子，飛到以愛情為名的另一個籠子，繼續束縛。

兩部電影都是倒敘式的手法，「蕭紅」從女作家臨終前在戰亂淒惶的香港，向照料他的仰慕者駱賓基回顧自己的一生。「黃金時代」仿照口述歷史的方式，讓蕭紅周邊的友人從各自的觀點和接觸經驗談他們所知道的女作家。前者是文藝愛情片；後者是模擬紀錄片。對於不大認識蕭紅的觀眾，前者較容易親近，看為婚戀自主而離家出走的女主角，與自己曾經拒絕的未婚夫同居懷孕，後來被拋棄，再和男作家蕭軍同居，產下一女後送人撫養。蕭軍的不忠讓蕭紅心碎，經魯迅協助，東渡日本靜養寫作。返國後正值對日抗戰，與粗獷的蕭軍個性相反的端木蕻良打動了蕭紅，兩人結婚，蕭紅產下與蕭軍生的兒子，兒子離奇夭折。蕭紅和端木蕻良避難香港，最後孤孑病故於斯。

「黃金時代」適合偏愛解析的蕭紅讀者，旁徵博引，考察史實的探求傾向，雖然謎團沒有答案。導演剪去了蕭紅的情愛糾葛戲，大篇幅鋪陳魯迅之愛才，蕭紅對魯迅的崇拜和思念。

魯迅和蕭紅是否有曖昧關係？許廣平如何無奈地包容他倆？我不能多說。我猜想，魯迅對蕭紅的關懷，是由於她活生生是易卜生《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裡摔開家門，出去追尋自我的「娜拉」。1923年魯迅演講過〈娜拉走後怎樣〉，指出了娜拉的下場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他說：「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蕭紅困於經濟，魯迅鼓勵她寫作維生，她經常寫寒冷與饑餓，那是深刻的身體感受，她在愛情的美夢裡不能掩藏的現實。

有了稿費和版稅的蕭紅，在信裡對蕭軍說：「對於自己的平安，顯然是有些不慣，所以又愛這平安，又怕這平安。」

蕭紅恐懼什麼呢？是慣於不安而擔心眼前的平安是虛幻？是害怕這平安終究是在籠子裡，自己沒有勇氣飛出去？

電影「蕭紅」的英文片名是Falling Flower，用的是端木蕻良說的：「落花無語對蕭紅」。我要說，花落了，化為泥，今年不是去年花。蕭紅最好是呼蘭河邊的一株樹，即使柔弱，秋風起時落葉飄舞，紅紅火火，每一片都不甘心死亡，想飛到世界的牢籠之外。

(2014年11月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共和春炸醬麵

 我沒趕上吃共和春炸醬麵，我去「共和春」的時候，它已經歇業三十年。

磚造的二層樓建築，入門後拾級而上，樓上是接待大宴小酌賓客的寬廣空間。天花板的彩繪富麗堂皇，廊柱和欄杆都是喜氣洋洋的大紅色，頂棚開狹方形的天窗，透進明朗的自然光亮。韓國仁川市政府耗資65億韓圜(約580萬美元)收購這幢二十世紀初山東匠人興建的樓房，復原「共和春」餐館的面貌，成為韓國第一座炸醬麵博物館。

很難說炸醬麵是「共和春」餐館的招牌料理；也不像長崎中華街的「四海樓」被認定為什錦湯麵(ちゃんぽん，Chanpon)的元祖，但畢竟，它見證了炸醬麵從山東到韓國，輸入、改良、拓展的百年興衰衍化。

1907年移民韓國仁川的山東人于希光(1886-1949)，為慶祝辛亥革命成功，「迎接共和國的春天」，在1912年開始經營「共和春」。在那之前，自1883年仁川開埠，圍繞清朝領事館(今仁川華僑中山學校)聚居的中國人，已經把家鄉的豆醬拌麵在異國稀里呼嚕吃將起來。

「共和春」本來是兼營住宿的客棧，後來擴大餐館部門，餐飲生意愈來愈興隆，取代了客棧。和華僑聚居的「清館」區毗鄰的日本租界商賈，是仁川中華餐廳的主顧；1930年代，炸醬麵登上菜單，日語和韓語都直接音譯「炸醬麵」，發音毫無困難。把肉末和洋葱等食材混炒在豆醬裡，澆淋在麵條上，攪拌著吃，吃來也簡便。

就是這樣簡單便利，份量也足夠，炸醬麵始終是韓國中華料理最實惠的餐點。不過，要以大米為主食的韓國百姓接受炸醬麵，還是托工業化和經濟發展之福。韓國政府於1964到1977年間倡導鼓勵米、麵混食運動。運動中宣揚麵食對健康和國民體格的益處，連帶地，適合人們口味，改良成偏甜的韓式炸醬麵也漸漸普及。

1970年代，是韓國炸醬麵的全盛黃金時期，「共和春」餐館躍升為仁川首屈一指的中華料理名店之一。正是由於炸醬麵的廣受歡迎，1980年代起，韓國廚師逐漸取代了日益減少的華僑，許多中華餐館易主，徹底「本地化」的結果，使得老店「共和春」走入了歷史。

和如今動輒一碗5000韓圜相比，1970年代150韓圜一碗的炸醬麵多麼便宜！即使如此，那時能吃上一碗炸醬麵可不輕易。

「炸醬麵哪，是想起來就幸福愉快的味道！」

有一年韓語課程結束後，返國前我請兩位老師吃飯。斯文英俊的黃老師是班主任，俏麗活潑的金老師擅長教會話。兩位老師都說想吃中國菜，我們散步走進大學附近一家餐館，兩位老師一入座，菜單都沒看，不約而同點了炸醬麵。

哪有人請客吃炸醬麵的？

我問兩位老師還想吃什麼？這是我第一次在韓國吃中國菜，還真不曉得有什麼菜色。

金老師說：「對韓國人來說，最熟悉的中國飲食就是炸醬麵呢。」

黃老師補充道：「以前韓國很窮，很少外食，普通人家只有慶祝生日和孩子畢業典禮那天才去吃館子。到中國餐館，沒多的，點一碗最便宜的炸醬麵就高興極了！」

炸醬麵搭配烤鴨和糖醋肉、雜拌菜的組合可能有點奇怪，看兩位老師大快朵頤，即使不大習慣，我也放懷大嚼，這第一碗韓國炸醬麵，滿是甜意。

炸醬麵博物館的資料說，韓國一天消費700萬碗炸醬麵。韓國人怎麼讓炸醬麵深入生活，成了國民美食呢？

我想，最該歸功於不畏晴雨風雪，騎著車，車尾綁繫食箱的送餐伙計。這種打電話訂餐的外送服務，在二次大戰之前就有，現在靠著智慧型手機，更是無遠弗屆。只要你能說出身處地點的電線桿編號，或是任何顯著的識別物件，哪怕是在農田裡、在公園、在山上，一通電話，食物就到，真是太便利了！

炸醬麵完全合於韓民族求快的急性子，和動畫「炸醬麵女孩Pucca」一樣，即刻行動、想愛就愛。這種迅速簡明、乾脆俐落的「炸醬麵精神」，早就超過了韓國人戲稱「炸醬麵」的華僑，鼓舞韓國，衝向世界。

 (2014年10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不必再演了，李香蘭

李香蘭  網路照片

給你看她的照片，你會認出她嗎？你認出的她，叫什麼名字？李香蘭？潘淑華？山口淑子？Shirley Yamaguchi？大鷹淑子？

不同的名字，是她不同的人生階段所代表的不同身份。

你說，她是「李香蘭」。這三個漢字，日語是Ri Koran；華語是Li Xianglan；粵語是Lei Hoenglan，都是她，也都不全是她。

說她「雙面伊人」；說她「東方之鶯」；說她「亞洲天后」，人們給她的封號無論怎樣冠冕堂皇，我想都不及日本學者谷川建司把握得貼切─她是不斷打造和生產「李香蘭神話」的人。

我曾經在一篇名為〈活成一則傳奇〉(2010年3月1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的文章裡說過，郁達夫和張愛玲都懂得「先把自己活成一則傳奇，把生命寫成文學，再讓後人求索探尋。」李香蘭比郁達夫及張愛玲更勝一籌，她跌宕起伏的傳奇人生，非但華麗精彩，一個人活出了好幾個人的生命樣態，更超絕的是，她不甘平淡平凡的性格，不斷否定或修繕自我，不斷自我重塑，不斷在扮演世人心目中無可匹敵的角色，你叫她什麼名字都行。

2014年9月7日，原名山口淑子的李香蘭在東京去世，各大媒體都報導了這則新聞，透過媒體的報導用詞和重點，顯示了李香蘭給予人們的歷史記憶和評價，且看：

日本《朝日新聞》：山口淑子女士死去，曾以女優李香蘭、原參議院議員活於世

中國《新華網》：日籍歌手李香蘭病逝，享年94歲，曾以漢奸罪被捕

韓國《朝鮮日報》：日帝製造的「中國之花」結束波瀾萬丈的94年生涯

台灣《聯合報》：「夜來香」李香蘭人生謝幕

美國《華盛頓郵報》：Yoshiko Shirley Yamaguchi是個歌手、女演員和政治家，她的人生是一系列的化身

.韓國媒體強調她因主演「支那之夜」受矚目，而獲得金日成青睞，願意接受採訪。中國和日本學者筆下的她，則呈現有意思的反差，我想這不能不「歸功」於研究態度、口述採訪與翻譯傳播的效果。

李香蘭出版了三本自傳，分別是《李香蘭．我的半生》(1987年，和藤原作弥合著)、《李香蘭自傳：戰爭、和平與歌》 (1993年) ，以及《此生名為李香蘭》(2004年)。三本自傳都署名作者是「山口淑子」，書名冠以「李香蘭」，可知她對利用「李香蘭」符號有著高度的自覺。三本自傳都有中文譯本，其中第一本就至少有三部譯本，首先是在日文本初出版的第二年，即1988年問世。同書另一部中文譯本在1994年加上了「在中國的日子」的標題。2008年同書又出了台灣的中文譯本。可以說，《李香蘭．我的半生》是中文讀者窺看「李香蘭」最便利的書，因此，書中一些自我迴護的內容也就影響了一些中文學者對於她的看法。

日本學者聽李香蘭表示：「當時我還只是個十幾歲的少女，只是按照大人們要求的去扮演交給我的角色。」「因為無知和恐懼而刻意隱瞞自己的真實國籍。」「在歷史的夾縫裡求生存」…種種言論，就不那麼輕易抱持「同情的理解」。四方田犬彥將李香蘭置於東亞的框架下理解，並比較了李香蘭和原節子。田村志津枝的《李香蘭的戀人：電影與戦爭》寫的是台灣文人劉吶鷗，字裡行間揭穿了李香蘭自圓其說的許多破绽。

戰後的李香蘭，回到日本恢復本名「山口淑子」。去好萊塢發展又成為Shirley Yamaguchi。到香港拍戲再轉回「李香蘭」。再回日本主持電視節目、擔任記者、踏上政壇18年，隨著第二任丈夫大鷹弘去世，「大鷹淑子」最後以「山口淑子」畫下人生句點。

應該注意的是：無論頂著哪個名字，她始終積極不懈，把快要被歷史淡忘的「李香蘭」起死回生；她一直要站在主流，扮演成功的傑出角色。她的意志力和奮鬥力，是二十世紀女性罕見的例子。

安息的「李香蘭」，不要再演了!

留給已經演出，而且必定還會一再重演的電影、音樂歌舞劇、電視劇、漫畫，乃至於電玩，繼續替妳演下去吧。 

(2014年10月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