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佾舞有點長

9月是教師節的月份。新加坡、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學生紛紛來向我祝賀，好像整個月都在過教師節，真是幸福。

台灣的教師節在9月28日，紀念孔子誕辰。這是已故的台灣師範大學教授程發軔(1894-1975)先生根據《史記》和曆法推算出來的。不同的曆法推算出的孔子生日不同，且不細說。就連孔子的生年，兩岸學者的看法也有一年之差。程發軔教授推算孔子生於西元前551年，到今年(2013年)是2563年。中國大陸則根據《榖粱傳》，推算孔子生於西元前552年，到今年是2564年。

韓國呢？我手上「秋期釋奠」的典禮程序冊封面，寫的是「孔夫子誕降2564年」。

超過600年歷史的韓國成均館大學，本來是朝鮮時代的國家國子監大(太)學，全國最高的教育學府。成均館的講堂「明倫堂」牌匾，還是明代出使朝鮮的狀元朱之蕃所題書。每年春秋兩期祭祀先聖先賢的「釋奠」儀式都在大學裡的國寶級古蹟舉行。

「寫的是漢字呢！」我在名錄上簽寫了自己的名字，身著傳統朝鮮儒服，頭戴烏巾帽的幾位老先生圍觀著說。朝「獻誠函」聊表敬意地獻納了一萬韓圜，他們頻頻致謝。

我注意到在我之前簽名的人士寫的都是韓文。我的名字韓國漢字音有「醫藥粉」的意思，為避免引起誤解，我一般不常用。愈來愈少人懂得漢字的韓國現代社會，能用漢字寫自己的名字彷彿是古典的教養。

「釋奠」儀式的「大成殿」及殿前的廣場佈置已經就緒，席位也大致坐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鄉校代表們大多穿著傳統儒服，也有的穿官員禮服，不明白的人乍臨此地，恐怕會以為在拍攝古裝韓劇吧？

繞到小院，幾位頭戴黑禮帽，身穿紅色長衫袍，足登黑長靴的女孩子正在整裝聊天。我問她們：「是要表演佾舞吧？」

她們點點頭，是成均館大學舞蹈系三年級的學生。問她們緊不緊張，她們吱吱喳喳說：「才不會呢！我們都跳過好次回了。也許第一次跳的人會緊張，其實挺簡單的。」

知道我是特地從外國來觀禮，而且不是第一次觀禮了，她們驚呼：「有那麼好看嗎？」

我說：「對外國人來說，很特別的感覺。」

「八佾舞有點長。」她們說。不能算是「有趣」，但慎重其事裡有著「參與感」的開心。

每排八位，八排共64位的「八佾舞」，是「釋奠」典禮裡的重要節目。多年前初次觀看成均館的春期釋奠，曾經驚訝跳八佾舞的佾生幾乎都是女孩子，這和台灣由中學男生擔任佾生的情形很不一樣。近年來，台灣也有女佾生了，不過黃袍衣綠腰帶的裝束還是另一番形貌。

穿著傳統服飾的祝祭人員從「大成殿」後方的「明倫堂」出發，魚貫進入會場。盥手儀式過後，依司會者唱報，行奠幣禮、初獻禮、亞獻禮、終獻禮、和分獻禮等等，大禮時行四次跪拜。除了崇祭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子和孟子「五聖」，還有仲由(子路)等「孔門十哲」、朱熹等「宋朝六賢」，以及韓國的李退溪等十八位賢者。

在各階段的祭禮過程中，都有雅樂和八佾舞。手執長麾和竹籥的「烈文之舞」，音樂優美舒緩，舞者顧盼生姿。跳「昭武之舞」時，改持盾牌和斧鉞，音樂剛健明快，舞者生氣蓬勃；尤其是隊伍裡的男佾生，更有雄強架勢。

典禮告成之後，我隨著人群排隊登「大成殿」，在殿前捻取香木屑置於祭爐，行鞠躬禮。許多民眾在行禮時跪拜叩首，那尊崇敬仰的態度，使我想起有次在韓國延世大學演講時，我口口聲聲談「朱熹」，現場提問的老師則尊稱朱熹為「朱子先生」。我請教她：「直接說『朱熹』是不是很沒禮貌？」她笑著回答：「我們尊稱習慣了。『朱子先生』就是『朱熹』的韓國名字啦。」

大成殿的正位是一張太師椅，上置「大成至聖文宣王」的牌位。供桌上陳列肉和米，銅爵裡有酒。供桌前設一對白蠟燭和香爐。沒有孔子「神像」，更沒有插滿膜拜者的香枝。

韓國人祭祀的是「我們的孔子」？還是「世界共同的智者」？我不是虔信的儒學者，在成均館大成殿跪拜的也是少數的韓國人。孔子說過：「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禮樂儀式的真義，只有從心得見。

穿插在一個半小時祭禮中的八佾舞的確有點長，那些完成表演後的青春笑臉不只在韓國首爾，2013年9月28日，你可以在山東曲阜、在台灣台北都看得到。

(2013年10月1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卡斯提拉砂糖粒

石崎融思「唐館圖繪卷」局部

      (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

吉田修一的小說《7月24日大道》裡，女主角把生活的城市長崎幻想成葡萄牙的里斯本，每天通勤的路線便是在「7月24日大道」。我不知道長崎和里斯本的地形是不是真的一模一樣，坐在叮叮噹噹的地面電車裡，我想到的是美國的舊金山，海港城市特有的氣味，送往迎來的行旅聚散。

偶爾一聲輪船的汽笛，讓上下坡坂的我佇足遠望，尋找海的方向。那是通往世界的出發點，也是接受八方文化的登臨口岸。

在長崎閒晃，經常能看到寫著某某發祥地的碑柱，鐵路、保齡球、國際電信等等現代化的交通與娛樂；飲食方面更是洋洋大觀：日本最初的西洋料理、罐頭工廠，至今仍在營業的茶碗蒸元祖餐館、創製什錦湯麵(ちゃんぽん)的酒樓…。1570年開港的長崎，比起日本其他地方還早接觸外來的科技與文明，我並不訝異這些物品起源於長崎，我好奇的是─怎麼知道？如何考察出？見到圖書館裡整排整架的「原爆」(原子彈爆炸)史料和文學，珍惜歷史和愛好記錄的日本民族性果然不讓人驚怪了。

來到長崎之前的「長崎概念」，就是台灣版的「長崎蛋糕」。加了蜂蜜的「長崎蛋糕」，和傳說創始於長崎，把義大利麵、咖哩、日式炸豬排、炒飯等放在一盤的「土耳其飯」(トルコライス)在土耳其當地吃不到一樣，被改造了的台灣版「長崎蛋糕」，可以說是砂糖和蜂蜜的交換演出吧。

 《7月24日大道》裡長崎和里斯本的重疊應該是有背景的，至少，開港後首先來到長崎的商船，就是發自中國和葡萄牙。一般認為葡萄牙傳教士傳入了雞蛋混合麵粉加砂糖的蛋糕作法，稱為Castella(カステラ，卡斯提拉)。本來經營米和砂糖生意的長崎福砂屋在1624年向葡萄牙人習得了製作方式，開始了卡斯提拉的販售。

卡斯提拉的靈魂原料是砂糖。季羨林先生的巨著《糖史》為我們展開了恢宏的食糖歷史長卷。季先生發現英語的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cre，俄文是caxap，發音都很接近，根源就是梵文的sarkara與巴利文sarkkhara，推斷認為蔗糖是從印度經由波斯傳入歐洲。

中國古代用糯米製糖，稱為「飴」。「甘蔗」一詞來自西域，大約要到三國時代，中國才有蔗糖。唐太宗曾經派人前往西域學習熬糖方法，在敦煌文獻裡記錄的「煞割令」就是梵文的sarkara。中國對製糖的增進改良，明朝末年發明了精製白砂糖的技術，這種白砂糖在印度叫做cini，意思是中國糖。

砂糖在古代日本被當成喉藥，奈良東大寺正倉院的《種種藥帳》裡，記錄了唐朝輸入的砂糖，非常珍貴。十六世紀起從中國和葡萄牙、荷蘭進口到長崎的砂糖貿易促進了長崎經濟的繁榮，長崎儼然是砂糖的代名詞。「長崎很遠」這句話被用來揶揄捨不得放糖的料理。有數據統計，1759年輸入長崎的砂糖，金額相當於現在的24億日円。

在規定長崎中國商人居住的新地，以及葡萄牙和後來的荷蘭人居住的出島，都有專門儲藏砂糖的倉庫。畫家石崎融思(1768-1846)繪於1801年的「唐館圖繪卷」裡就有寫著福建運來的「白砂糖」和「冰砂糖」的畫面。

古代韓國的甘味來源主要是蜂蜜，甜點「藥果」放了蜂蜜，有學者認為「藥果」的「藥」指的就是蜂蜜。十五世紀的琉球和日本北九州有贈送朝鮮宮廷砂糖的記錄。直到十九世紀，韓國才逐漸有加砂糖製作的甜品。

砂糖在古代日本如此特殊高貴，卡斯提拉底層一粒粒清楚完整的砂糖，原來是要顯示真材實料呀！在砂糖產地台灣，人們恐怕會以為那一粒粒未溶解的砂糖是師傅攪拌不夠均勻的敗筆吧？

台灣版「長崎蛋糕」用被認為營養價值很高的蜂蜜取代平凡的砂糖，好像甘味接近韓國，又是獨到的在地口感。吃卡斯提拉有異國的浪漫；吃台灣版「長崎蛋糕」就是懷舊的鄉情了。

(2013年9月2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你是「國蹦」，還是「國黑」？

我的周圍，有「哈韓族」也有「嫌韓族」。

哈韓的朋友把去韓國旅遊當成辛勤工作的最好慰勞，去韓國像是「行灶腳」(到廚房似的經常)。我雖然研究韓國，但很少看韓劇，演藝人員知道的也不多，再加上他們大概不少人整容過，覺得有些人長得挺像，就更難辨識了。去韓劇的拍攝現場親身體驗，是近年來流行的旅遊方式，因而捧紅了濟州島、江原道等地方。有次無意間發現我的住處離「咖啡王子一號店」不遠，惹來友人尖叫，直說要到韓國看我。

在我的臉書上談韓國大小事，有時會引來嫌惡韓國的留言。就連談蘇東坡，我成立的「愛上蘇東坡」粉絲團，也有人諷刺說：「韓國人又要說蘇東坡是韓國人了吧？」

討厭韓國的人，往往是因為一些真假言論流傳─「韓國人說豆腐是他們發明的」、「韓國人說端午節是他們的節日」、「韓國人說孔子是韓國人」…這些「歸屬權」的認定，造成國際間的不快，也造成有學術良知的韓國歷史學者的困擾，並且嚴重影響了韓國的形象。

這些總愛誇張歪曲事實的韓國人，最近網路上給了他們一個名號，叫做「國蹦」(국뽕, gukpon)。「國蹦」的漢字詞是我翻譯的，是「國家」(국가, gukka)的「國」(국, guk)和「philopon」(히로뽕或필로폰)的「pon」(뽕)組合而成。

Philopon就是Methamphetamine(甲基安非他命)，是一種中樞神經興奮劑毒品，俗稱冰毒。「國蹦」的人，像是吃了毒品，產生自信滿足的愉快幻覺，甚至依賴毒品，不吃就會感到沮喪而無力。我將這個韓語詞譯為「國蹦」，因為他們一談起國家很偉大，就會自我膨脹而振奮蹦跳，一旦遇到不樂於承認的事實，就像洩了氣，情緒低落。

      簡單地說，「國蹦」就是極端的民族主義，類似的情形不只存在於韓國。韓國的社會集體性，加強了或者說提供了「國蹦」的溫床。

      初學韓語的時候，常被問到：「為什麼學『我們的話』？」我即使曉得對方說的「我們的話」就是指韓語，還是覺得不習慣。韓國人稱呼自己的家人，總是要說「我們的」─稱自己的父母親「我們的父母親」；稱自己的孩子「我們的孩子」；稱自己的老婆也說「我們的老婆」，對方當然不會把「我們的」誤解為「共有」。

      也許韓國的「我們的共同感」使得說「我們的」比說「我的」親切，「我們的」帶著概念上的「分享擁有」。那麼，如果強調個人主義，主張自我意識，就是違反了「我們的」社會習俗，容易遭受「不合群」的批評。

      這可以說是儒家宗法制度的現代體現，個人必須在群體中得到接納和認同。過於疏離的話，不但會被排斥，失敗的人際關係往往導致失敗的人生。遵守「禮」，成為維繫人際關係的基本教養。

      愛「我們的」民族、愛「我們的」國家，都是無可厚非的，這才凝聚團結的力量，只是不宜過度。

       

      另一種極端的「國黑」(국까，gukga,국가+까다，揭露國家汙點)份子，則喜歡抨擊抹黑自己的國家，同樣也應該避免。

過猶不及，「國蹦」和「國黑」，都是韓國的自我反省。我「哈韓」或「嫌韓」的朋友或可一思。

(2014年1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