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提拉砂糖粒

石崎融思「唐館圖繪卷」局部

      (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

吉田修一的小說《7月24日大道》裡，女主角把生活的城市長崎幻想成葡萄牙的里斯本，每天通勤的路線便是在「7月24日大道」。我不知道長崎和里斯本的地形是不是真的一模一樣，坐在叮叮噹噹的地面電車裡，我想到的是美國的舊金山，海港城市特有的氣味，送往迎來的行旅聚散。

偶爾一聲輪船的汽笛，讓上下坡坂的我佇足遠望，尋找海的方向。那是通往世界的出發點，也是接受八方文化的登臨口岸。

在長崎閒晃，經常能看到寫著某某發祥地的碑柱，鐵路、保齡球、國際電信等等現代化的交通與娛樂；飲食方面更是洋洋大觀：日本最初的西洋料理、罐頭工廠，至今仍在營業的茶碗蒸元祖餐館、創製什錦湯麵(ちゃんぽん)的酒樓…。1570年開港的長崎，比起日本其他地方還早接觸外來的科技與文明，我並不訝異這些物品起源於長崎，我好奇的是─怎麼知道？如何考察出？見到圖書館裡整排整架的「原爆」(原子彈爆炸)史料和文學，珍惜歷史和愛好記錄的日本民族性果然不讓人驚怪了。

來到長崎之前的「長崎概念」，就是台灣版的「長崎蛋糕」。加了蜂蜜的「長崎蛋糕」，和傳說創始於長崎，把義大利麵、咖哩、日式炸豬排、炒飯等放在一盤的「土耳其飯」(トルコライス)在土耳其當地吃不到一樣，被改造了的台灣版「長崎蛋糕」，可以說是砂糖和蜂蜜的交換演出吧。

 《7月24日大道》裡長崎和里斯本的重疊應該是有背景的，至少，開港後首先來到長崎的商船，就是發自中國和葡萄牙。一般認為葡萄牙傳教士傳入了雞蛋混合麵粉加砂糖的蛋糕作法，稱為Castella(カステラ，卡斯提拉)。本來經營米和砂糖生意的長崎福砂屋在1624年向葡萄牙人習得了製作方式，開始了卡斯提拉的販售。

卡斯提拉的靈魂原料是砂糖。季羨林先生的巨著《糖史》為我們展開了恢宏的食糖歷史長卷。季先生發現英語的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cre，俄文是caxap，發音都很接近，根源就是梵文的sarkara與巴利文sarkkhara，推斷認為蔗糖是從印度經由波斯傳入歐洲。

中國古代用糯米製糖，稱為「飴」。「甘蔗」一詞來自西域，大約要到三國時代，中國才有蔗糖。唐太宗曾經派人前往西域學習熬糖方法，在敦煌文獻裡記錄的「煞割令」就是梵文的sarkara。中國對製糖的增進改良，明朝末年發明了精製白砂糖的技術，這種白砂糖在印度叫做cini，意思是中國糖。

砂糖在古代日本被當成喉藥，奈良東大寺正倉院的《種種藥帳》裡，記錄了唐朝輸入的砂糖，非常珍貴。十六世紀起從中國和葡萄牙、荷蘭進口到長崎的砂糖貿易促進了長崎經濟的繁榮，長崎儼然是砂糖的代名詞。「長崎很遠」這句話被用來揶揄捨不得放糖的料理。有數據統計，1759年輸入長崎的砂糖，金額相當於現在的24億日円。

在規定長崎中國商人居住的新地，以及葡萄牙和後來的荷蘭人居住的出島，都有專門儲藏砂糖的倉庫。畫家石崎融思(1768-1846)繪於1801年的「唐館圖繪卷」裡就有寫著福建運來的「白砂糖」和「冰砂糖」的畫面。

古代韓國的甘味來源主要是蜂蜜，甜點「藥果」放了蜂蜜，有學者認為「藥果」的「藥」指的就是蜂蜜。十五世紀的琉球和日本北九州有贈送朝鮮宮廷砂糖的記錄。直到十九世紀，韓國才逐漸有加砂糖製作的甜品。

砂糖在古代日本如此特殊高貴，卡斯提拉底層一粒粒清楚完整的砂糖，原來是要顯示真材實料呀！在砂糖產地台灣，人們恐怕會以為那一粒粒未溶解的砂糖是師傅攪拌不夠均勻的敗筆吧？

台灣版「長崎蛋糕」用被認為營養價值很高的蜂蜜取代平凡的砂糖，好像甘味接近韓國，又是獨到的在地口感。吃卡斯提拉有異國的浪漫；吃台灣版「長崎蛋糕」就是懷舊的鄉情了。

(2013年9月2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你是「國蹦」，還是「國黑」？

我的周圍，有「哈韓族」也有「嫌韓族」。

哈韓的朋友把去韓國旅遊當成辛勤工作的最好慰勞，去韓國像是「行灶腳」(到廚房似的經常)。我雖然研究韓國，但很少看韓劇，演藝人員知道的也不多，再加上他們大概不少人整容過，覺得有些人長得挺像，就更難辨識了。去韓劇的拍攝現場親身體驗，是近年來流行的旅遊方式，因而捧紅了濟州島、江原道等地方。有次無意間發現我的住處離「咖啡王子一號店」不遠，惹來友人尖叫，直說要到韓國看我。

在我的臉書上談韓國大小事，有時會引來嫌惡韓國的留言。就連談蘇東坡，我成立的「愛上蘇東坡」粉絲團，也有人諷刺說：「韓國人又要說蘇東坡是韓國人了吧？」

討厭韓國的人，往往是因為一些真假言論流傳─「韓國人說豆腐是他們發明的」、「韓國人說端午節是他們的節日」、「韓國人說孔子是韓國人」…這些「歸屬權」的認定，造成國際間的不快，也造成有學術良知的韓國歷史學者的困擾，並且嚴重影響了韓國的形象。

這些總愛誇張歪曲事實的韓國人，最近網路上給了他們一個名號，叫做「國蹦」(국뽕, gukpon)。「國蹦」的漢字詞是我翻譯的，是「國家」(국가, gukka)的「國」(국, guk)和「philopon」(히로뽕或필로폰)的「pon」(뽕)組合而成。

Philopon就是Methamphetamine(甲基安非他命)，是一種中樞神經興奮劑毒品，俗稱冰毒。「國蹦」的人，像是吃了毒品，產生自信滿足的愉快幻覺，甚至依賴毒品，不吃就會感到沮喪而無力。我將這個韓語詞譯為「國蹦」，因為他們一談起國家很偉大，就會自我膨脹而振奮蹦跳，一旦遇到不樂於承認的事實，就像洩了氣，情緒低落。

      簡單地說，「國蹦」就是極端的民族主義，類似的情形不只存在於韓國。韓國的社會集體性，加強了或者說提供了「國蹦」的溫床。

      初學韓語的時候，常被問到：「為什麼學『我們的話』？」我即使曉得對方說的「我們的話」就是指韓語，還是覺得不習慣。韓國人稱呼自己的家人，總是要說「我們的」─稱自己的父母親「我們的父母親」；稱自己的孩子「我們的孩子」；稱自己的老婆也說「我們的老婆」，對方當然不會把「我們的」誤解為「共有」。

      也許韓國的「我們的共同感」使得說「我們的」比說「我的」親切，「我們的」帶著概念上的「分享擁有」。那麼，如果強調個人主義，主張自我意識，就是違反了「我們的」社會習俗，容易遭受「不合群」的批評。

      這可以說是儒家宗法制度的現代體現，個人必須在群體中得到接納和認同。過於疏離的話，不但會被排斥，失敗的人際關係往往導致失敗的人生。遵守「禮」，成為維繫人際關係的基本教養。

      愛「我們的」民族、愛「我們的」國家，都是無可厚非的，這才凝聚團結的力量，只是不宜過度。

       

      另一種極端的「國黑」(국까，gukga,국가+까다，揭露國家汙點)份子，則喜歡抨擊抹黑自己的國家，同樣也應該避免。

過猶不及，「國蹦」和「國黑」，都是韓國的自我反省。我「哈韓」或「嫌韓」的朋友或可一思。

(2014年1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長夏

突然驚醒發現自己躺在新加坡家裡的床上！

回神想了一下，是囉！兩天前剛從研修的首爾飛回新加坡，到家放置行李後便驅車直奔學校的中文圖書館─「台灣文化光點計畫」的簽約暨贈書會場。如今大功告成，睡了個好眠，竟然忘了身在何處。

「台灣文化光點計畫」是由台灣企業家尹衍樑先生捐款，台灣文化部統籌，目的是讓更多國際友人接觸和欣賞台灣藝術文化。活動的形式可包括藝文展演、講座、工作坊、研討會等等。

在今年三月間接到「台灣文化光點計畫」的申請邀請，我獲得了系主任和同仁的支持，向文學院和大學的國際事務處請示，同意我做為本校「台灣文化光點計畫」的主持人，和幾位同學集思廣益，由我撰寫企畫案，代表大學參與國際競選。

平時的課程教學、論文指導、學術研究、專欄撰稿等等工作已經幾乎占去了我大部分的時間，再加上主持「台灣文化光點計畫」，我能否負荷得了？在願意承擔這項任務之前，我猶豫考慮了幾天，和家人及學生商量，沒想到鼓勵和回應很熱烈。

主持「台灣文化光點計畫」不是我的「正業」，從大學時代擔任過系學會主席之後，我很少再主辦文康活動。我之所以承接這項任務，抱持的是希望經由各種類型的活動，探索「區域文化．普世價值」，並且和大學的教育結合，培養更多愛好藝術文化的種子。

在我任教的大學中文系，明年即將成立滿十年。我們的課程裡本來就設有豐富的文學文化內容。不分中外古今，不拘表現形式，華語文是我們基本的教學語言，我們的研讀教材沒有語文限制。可以說，「台灣文化」早就在我們的課程裡，她是整個華人文化的一份子。

台灣和新加坡同樣處於亞洲區域，同樣是多元文化共存共榮的地方，台灣創發生產的文化藝術，貢獻於世界，分享於全球。我想，透過「台灣文化光點計畫」舉行的各種活動，或許能夠讓我們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反思個人自身─我的存在意義，我的人生價值。

今年六月間，我收到通知，我校的「台灣文化光點計畫」遴選為全球十二個第一批執行此項目的大學之一。起初的「紙上談兵」，即將付諸實現。

2006年我和家人帶著三大箱兩小袋行李，從台灣移居到新加坡，開始了我新的教學生涯。工作多年，獲准從今年五月中旬到明年一月中旬在海外研修。

我在韓國首爾完成第七本學術論著─《雲影天光：瀟湘山水之畫意與詩情》（台北里仁書局出版）的最後校正，寫作中韓文學交流的論文，接待過到訪的同事友人，匆匆專程趕回新加坡，準備「台灣文化光點計畫」的簽約暨贈書儀式。

8月30日下午兩點，儀式正式舉行。感謝提供場地和人手，大力協助的我校中文圖書館阮陽館長與同仁，以及蒞臨現場見證此歷史性一刻的所有行政主管、師生、同好、媒體工作友人們。雙方備忘錄簽署之後，南大的「台灣文化光點計畫」立即啟動。我們公布了facebook網頁"台灣文化·光點南大 x 逗鬧熱"(www.facebook.com/ntuspotlighttw)，廣邀世界各地的朋友一起參與。

達成了這次返回新加坡的任務，我又要拿起行李飛回首爾。今年的韓國特別炎熱，高溫持續，用電吃緊，政府規定公共場所（包括地鐵、巴士等交通工具）的冷氣不可低於攝氏26度，街上人手一扇，都呼這夏天可真長呀！

自從移居新加坡，我的夏天綿延無已；到了北國，暑氣仍跟隨著我。在韓國的圖書館揮汗，不禁想念新加坡的清涼。


(2013年9月2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阿里不是郎

餐飲料理、有線電視、人造衛星…，冠上「阿里郎」(아리랑，Arirang)，便表徵韓國(朝鮮)民族文化。在日本，韓裔人士成立了聯繫韓國、朝鮮和日本人的「文化中心阿里郎」（文化センターアリラン），發行《アリラン(阿里郎)通信》刊物。紀念四百年前朝鮮通信使出訪的「嚴原港祭對馬阿里郎祭」，是長崎縣對馬市每年八月的大慶典。今年年初，由於日韓兩國對佛像歸屬問題懸而未決，停止了往來活動，連帶地，「阿里郎」的名稱也被削除，成為「一掃泡菜之色」的「嚴原港祭」。

日本「去阿里郎」的事件，和近幾年中國和韓國爭相熱擁「阿里郎」相比，微不足道。2011年，中國國務院將朝鮮族民謠「阿里郎」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引起韓國關注。早在2009年，韓國便曾經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將國內現存最古老的江原道「旌善阿里郎」歌謠登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當時並未列進審核。此後，大學、國立民俗博物館、旌善阿里郎研究所、韓民族阿里郎聯合會等等公私團體，經由主辦各種大大小小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展覽會、音樂會、演唱會、慶典活動，韓國積極地推廣「阿里郎熱潮」，並且把中國的競爭視同加強「申遺」的動力。

2012年12月，包括「旌善阿里郎」在內的不同地域風格和唱法的「阿里郎」，例如珍島、密陽、忠州的「阿里郎」，以及歌詞的疊句形式，全部被收納入「阿里郎」的範圍，向聯合國「申遺」成功。

「阿里郎」是值得珍惜和分享的人類共同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東亞乃至全球傳唱未歇。大家曉得「阿里郎」是什麼意思嗎？

或許受到漢字翻譯的影響，聽到「阿里郎，阿里郎，阿拉里喲」的歌聲，總以為「阿里郎」是個人名，難怪在中文世界裡，會把「阿里郎」解釋成「我的郎君」；再加上歌詞裡有「翻越山嶺」，於是又說「阿里郎」是山名或地名。

請教了韓國友人，回答說：「沒有特別意思的。不是指人，也不是明確的地方。」

這就怪了！怎麼和中國人的理解不一樣？還有幾個淒美悲慘的故事被附著在「阿里郎」的歌曲裡呢。

2012年4月，韓國國立民俗博物館的「阿里郎特展」蒐集整理了相關的史料和文物，我才明白中國人對「阿里郎」「相當然爾」的理解，其實有很大的落差。此特展後來在日本、美國和俄羅斯巡迴展出。

「阿里郎」(아리랑)三個字是韓語「音譯」，韓國學者研究它的語源和原意，提出了許多迥然的見解，包括來自 標注「我離娘」(아이랑，Airang)、「我耳聾」(아이롱，Ailung)、「樂浪」(락랑，Rakrang)等等；也有學者認為「阿里郎」只是歌謠引首的起興感嘆之聲，沒有具體的含意，林林總總，共有十多種可能性。比較常被提出的「我離娘」說，是基於歌詞裡有分離的內容。而「我耳聾」或「啞耳聾」，則是傳說朝鮮時代末期興宣大院君重修景福宮時橫徵暴歛，激盪民怨，於是百姓哀呼「但願我耳聾，不聞願我耳聾」。這些近似的發音，逐漸演變成如今的「阿里郎」。

不管是哪一種可能性，歷史記錄裡的「阿里郎」都不早於十九世紀末，其中有西洋傳教士的記載，也有韓國文人的筆記叢談。即使誕生流傳於民間，所謂「始於高麗時代(十一世紀)」、「千年阿里郎」的說法，都嫌誇張。

現在普遍歌唱的「阿里郎」屬於京畿道的曲調，有三段歌詞，最常唱的是第一段：

아리랑 아리랑 아라리요

阿里郎，阿里郎，阿拉里喲！

아리랑 고개로 넘어 간다

阿里郎，翻越了山頭

나를 버리고 가시는 님은

棄我而去的你呀

십리도 못가서 발병난다

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病痛

這段歌詞見於1926年羅雲奎(1902-1937)導演的電影「阿里郎」，劇情敘述參加韓國「三一獨立運動」的男主角被捕入獄，遭受折磨，精神大受打擊。他出獄後返鄉休養，不料妹妹被鄉裡親日派的惡棍強暴，他殺死了惡棍為妹妹報仇，也再度失去了自由。充滿反殖民色彩的主題，搭配怨怒、詛咒和傷心的「阿里郎」歌謠，很快風靡了全國。

「阿里郎」的強烈抒情意象，很能傳達被辜負者的失落和憤恨。本來的悲情基調，在2002年世界杯足球賽中，尹道鉉樂團用搖滾風嘶吼出「大快人心」之感。2012年倫敦奧運會，則有金昌完樂團高唱，為韓國選手加油助陣。可以想見，2018年平昌冬季奧運會，「阿里郎」的歌聲又會再度響起。

知道了「阿里不是郎」，別介意，就像金基德導演自拍的電影「阿里郎」，直視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喜怒哀樂時都可以來唱一段「阿里郎」，咒罵那人生中總免不了的遺憾，真解氣！

(部分內容刊2013年8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Arirang @ 2018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s

2018 Olympics FD 'Arirang'

我不要你死

有的人肉體死亡，精神還一直活著；有的人活著，卻如行屍走肉。

有的人早已化為塵土，我們還時時想起；有的人從我們的記憶中消逝，即使他並未停止呼吸。

自從有學生告訴我：「我最喜愛並且會背誦的唐詩是〈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我對我的工作充滿了「危機感」和「挑戰心」。

我所教的「唐詩」課程，是中文系的選修課，也開放給非中文系的同學選讀。本來預設四十位學生的名額，總是「供不應求」，必須多開名額「消化」長長的「候補」名單。雖然未必皆能足人所願，但好歹我是很有誠意地盡力了。

因此，我常好奇，為什麼大家很想修「唐詩」課呢？

我問學生選課動機，請學生寫出一首「你喜愛並且會背誦的唐詩」的第一句。

這個「民意調查」不必具名，不影響成績，目的是為了幫助我掌握學生們的知識程度和學習興趣，所以完全接受「我沒有任何一首喜愛並且會背誦的唐詩」的回答。我向學生們說：「教育的成就之一是『轉化』。『我沒有任何一首喜愛並且會背誦的唐詩』，可能就是促使各位想要『轉化』的動機。」

「我最喜愛並且會背誦的唐詩是〈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造成我的「危機感」，並不是學生無法區分唐詩和宋詞，而是如果不是託鄧麗君或王菲之口，透過流行歌曲傳播，一代代的年輕人，是否還能記得「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我的「挑戰心」，就在於「不要讓經典死在當下」。宋儒說：「為往聖繼絕學」，倘若「經典」成為「絕學」，甚而斷絕生命，是集體的「文化破產」。

在「唐詩」課，我會列出日本和韓國中小學教材裡的「唐詩」，問同學們有沒有「聽過」？這帶著「挑釁」意味的內容，常讓同學們後來在學期結束時告訴我「感到震撼」。

可不是嗎？經典是人類共享的智慧資源，一個族群的「文化破產」了，並不能阻礙其他族群來繼承。

「你們中文系要學什麼？畢業以後有什麼出路？」類似的問題，每年的校園開放日(open house)都會有家長和學生提出。說起「就業率」，新加坡的中文系畢業生毫不遜色，有可觀的數據。比較特別的是，今年對於課程設置裡有「古典文學」的詢問度挺高，且看以下的對話：

問：「古典文學是學什麼？文言文嗎？」

答：「是的，包括詩詞小說戲曲和古文。」

問：「文言文會不會很難？要不要背？」

答：「難是難，老師會教到你懂。唸多了，就記住了。」(朱子說：看來看去，自然曉得。)

問：「中文系為什麼要唸古典文學咧？」

答：「和英語系讀莎士比亞一樣呀！古典文學是中文系的獨門工夫，你想學英文法文日文泰文可以去補習班學，想學中國古文就要來中文系！」

應著學生對於〈水調歌頭〉的著迷，我開設了東坡文學與藝術的課。

每次講東坡的故事，從他到底是1036年生還是1037年生，到他在常州臨終前的遺言，東坡在我的講堂裡活了一次，又死了一次。

東坡肉怎麼做？有同學蒐集了不同的食譜，在家演練烹調後帶來班上讓大家品嚐。中國有多少用「東坡」命名的景點？學校？和他行跡有關的地方？用他的名號興起的「文化創意產業」？一位同學的父親從海南島帶回來新製的「東坡鴨」，我們輪流「傳閱」那真空包裝的精美食品，很想嗅出裡面的香氣。

這學期我請同學們「推薦給現代讀者，不可不知，不可不讀的兩首東坡詩或詞」。參與的六十位同學，選出了〈念奴嬌．赤壁懷古〉(25票)，以及同為16票的〈和子由澠池懷舊〉、〈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

「死了十年之後，還有人牢牢地記著你，思念你，真不枉費活一場，死了也值得。」我說。

當時全班鴉雀無聲。推薦〈江城子〉的同學寫道：「我整個人呆掉了，熱淚盈眶。」有同學後來回家唸〈江城子〉給媽媽聽，母女倆感動得一時「相顧無言」。

黃侃先生曾說：「死而不亡者壽。學有傳人，亦屬死而不亡。」不只是學術，文學藝術的永恆，就在「死而不亡」。我不但要當「傳人」，而且，我不要你死。

(2013年6月9日，新加坡 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