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

世界大事：日本大地震。賈柏斯逝世(Steve Jobs，1955年2月24日－2011年10月5日)。金正日死亡(김정일，1942年2月16日－2011年12月17日)。

開心：在網路上聯絡大學同學

出版：學術論文集《遊目騁懷：文學與美術的互文與再生》(台北里仁書局)

學術會議：5場

公眾演講：3場

傷心：好友盧明瑜離開世間

夢幻：無意中在法國普羅旺斯吃到松露羊肉燉飯，後來才曉得那裡是法國最重要的松露市集小鎮
http://www.provenceweb.fr/e/vaucluse/richerenches/richerenches.htm
http://www.escapade-resto.blogspot.com/

初體驗：買新加坡Toto彩券。諮詢律師法律問題

生氣：被小人騷擾欺侮

感動：接到讀者從報社轉來的手寫信，特別欣賞我寫的開封記遊〈東京夢花落〉

成就感：被學生「尊為衣代宗師」，「捨不得下課」

失望：被友人背叛出賣

驚喜：在新加坡慶祝中華民國百年國慶酒會，看到林慧萍表演，勾起回憶
糊塗：手機遺忘在計程車上，從此失去幾個電話號碼。孩子的錢包在學校被偷，那是去年好不容易在日本尋尋覓覓，從東京、京都到大阪，終於買到的One Piece錢包

空前絕後：坐火車看新加坡風景。7月1日以後，城內的丹絨巴葛火車站關閉，新火車站在北邊關閘

失敗：委曲未必能求全。姑息就會養奸

領悟：西瓜靠大邊。吃嗟來食的人沒有原則。

驚險：在飛機上遭遇颱風亂流，寫好了遺囑

著迷：彼得杜拉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 : 1909年11月19日-2005年11月11日）


2012年的期許：「日知其所亡(無)，月無忘其所能」

呷Kantang

Rojak, 南洋風味sal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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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加坡友人跟我說，她是「呷Kantang的」。

此地人的語言被戲稱為rojak，一種大雜燴的沙拉。我吃過的rojak內容不盡相同，大概各家自有妙方，食材隨性，馬來rojak和印度rojak也各具風味。一般常見的rojak放小黃瓜、鳳梨，還有沙葛、綠豆芽、薑花根、炸豆乾、油條，攪拌蝦醬、檸檬汁、辣椒醬、糖，再撒上花生粒，鹹甜酸辣，滋味雜陳。

像rojak一樣，沒有固定的形式和章法，「摻摻」著講，就是「新式英語」和「新式華語」的特色吧。用英語的語法說華語，於是說「轉右」、「走直」；用華語的語法說英語，於是說”You go where?” “Eat yourself”。有時因為翻譯的不同，「新式華語」的意思和我們理解的不同，比如「周日」是”weekday”，不是星期天；「接客」是”reception”，不是特種營業的用詞。還有「做工」是「上班」，「還錢」是「付帳」。

這些差異，略知一點英語和華語的人，理解不大成問題，難的是夾雜了方言和馬來文，新加坡人說得流利，我怎麼就是聽不懂，猜也無法猜。

我問她：「妳吃了什麼？」我曉得「呷」的意思。

她笑了笑：「啊！妳不懂咩？」

“Kantang”是馬來語馬鈴薯的意思，正確的拼法是”Kentang”。像馬鈴薯一樣，外表是褐色，內在是白色，指受西式教育，洋化的華人。台灣形容這種人是「香蕉」，外黃內白；到了南洋，膚色變深，成了馬鈴薯。

相對於”Kantang”，受華文教育的華人被叫”Cheenah”。這個字比”China”還帶有輕蔑的涵意，雖然起初”Kantang”也有「假紅毛(洋鬼子)」的感覺，不過在崇尚英語，以所使用的語言為社會階級、身份地位象徵的新加坡，不會說英語會被瞧不起，”Cheenah”甚至被認為有挑釁的心態，曾經被政府官員提醒不可造成社會衝突。

如果加上近年來大量的中國移民和短期工作者，新加坡的華人人口遠超過75%，但是華語並沒有因為人口比例而占優勢。看看政府單位、文化藝術機構的網站就清楚，華文的界面比韓國還不如，用我新加坡朋友的話說，那些政府官員都是”Kantang”。

1979年，新加坡政府推行「講華語運動」，那是為了統一不同的華人方言族群，主張用華語取代方言。嫁到新加坡的台灣歌手黃鶯鶯(Tracy Huang)在1980年代，唱過推廣講華語運動歌，歌詞是：

國家要進步，語言要溝通。就從今天起，大家說華語。
不分男和女不分老和少。不再用方言，大家說華語。
聽一聽，記一記，開口說幾句。多親切、多便利，簡單又容易！

1990年代開始，一心想分「中國崛起」大餅，新加坡政府強調華語的商業價值，隨著講方言的人口逐漸凋零，講華語運動轉向年輕人，以介紹華人風俗和流行文化為媒介。

到了21世紀，採用更多年輕人的語彙，像「講華語，酷！」、「華文，誰怕誰！」的標語，目的都在維護雙語教育的政策。

事實是，講英語的優越感已經根深柢固。

2004年，新加坡教育部針對初入學的小學一年級華族小孩調查，發現平常在家裡說華語的，有43.6%，少於說英語的47.3%。華族社群不免為此憂心忡忡。

2011年，新加坡前內閣資政李光耀先生，在他的新書《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華文版首發式上，特地以華語演講，指出：「要在新加坡生存，沒有英語會很辛苦，沒有華語則一定會後悔莫及。」

我不曉得新加坡華人不懂華語是否會「後悔莫及」，不懂英語的辛苦是千真萬確的。

一天在家裡社區的大門外，由於時間還有餘裕，沒有打電話，就在路邊等計程車。旁邊一位華人中年婦女告訴我，她等了二十多分鐘，都沒有空計程車。

「為什麼不打電話？」我問她。看來，我必須打電話叫車了。

她苦笑回答：「不懂得打。」

我頓時明白，自己有如問百姓「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

可能她沒有手機，更可能她不會說英語，即使打了電話，也沒法溝通。

「需要我幫妳嗎？」我再問她。

她搖搖頭，離開朝街對面走去。

我想到，不會說英語，假如遇到非華族的司機，還是雞同鴨講哪！

2011年是新加坡的「選舉年」。先是國會議員選舉，而後有總統選舉。和台灣一樣，無論說什麼語言，一人一票，候選人要抓住選民的心，就得和他們說一樣的話，在台灣叫「搏感情」。

於是在政見發表會上，尤其是反對黨的候選人，華語和福建方言成為拉近和選民距離的利器。 新加坡的方言族群，以福建人為大宗，因此即使不是本籍福建，有的華人還是說福建話。至於華語，除了面向土生土長的新加坡華人，還有不少從中國和台灣來，成為新加坡公民的新移民，是候選人爭取選票的「隱形票倉」。

大選的結果，執政52年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簡稱PAP）仍然保有國會大多數席次，然而所有反對黨聯合起來的支持率，將近40%，幾乎要與執政黨平分秋色。

這些新上任的反對黨國會議員中，小學時從台灣移民到新加坡，後來成為公民的陳碩茂律師，十分亮眼。他的政見發表會，用了新加坡的四大語言和福建話，即使馬來語和印度淡米爾語只是開場，他的「誠意」，相信不僅新加坡選民，台灣人都能理解。

10月18日陳碩茂就任議員的國會講演，在新加坡的華文報紙喧騰一時。他的華語演說，用了《論語》裡孔子論政的幾個典故，說「君子和而不同」；又把反對黨和執政黨的關係比喻為魏徵和唐太宗。

陳碩茂的演講反應不一。欣賞的人推崇他演講的內容很有中華文化水平，新加坡少見；聽不懂的人說他太文縐縐，誰是「魏徵」？誰是「唐太宗」？和新加坡政治有什麼關係？

就像我應邀參加過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的活動，會中有政府官員致詞，被認為是新加坡建國以來唯一有「官方支持」的五四紀念活動。又像有的人質疑新加坡今年紀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意義：「他們建國，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這觀點似曾相識。以前台灣的某位教育部長，也說過「『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和台灣有什麼關係？」

這位部長一定不喜歡”Cheenah”，縱使他是靠研究和教學中華文史起家。至於他喜歡「呷蝦米」，我就不得而知了。

新加坡人不是華僑

我經常要提醒自己，你們與我不同。

雖然我們都以流暢的華語交談，各自操著不同的口音和腔調，努力想說得像標準的北京普通話，並且羨慕那些侃侃而談，出口就是漂亮的，聽得順耳舒服的聲音的中國人。 我曾經在課堂上向你們致歉，我因為生長環境和學習的背景，不能完全使用如今中國大陸慣用的語彙和發音。在教到「西湖十景」時，我說到我曉得中國大陸的發音，「蘇堤」的「堤」不是如我從小學到的，讀作「ti」的二聲，而是一聲的「di」。我說，如果對方是中國人，我會用他們聽得懂的發音，讀成「di」，但是你們不同，我解釋，我習慣說「ti」的二聲，「知道」與「習慣」有時南轅北轍(這個「轍」字，台灣讀che4，大陸讀zhe2)，更何況其中尚無絕對是非對錯。就像我在中國時說「垃圾」為「la ji」，把「暴露」講成小學時老師一再禁止我們讀錯的「bau4 lu4」。

因為你們不是中國人，也不是如我一樣的台灣人。

我一直念茲在茲，我們不同，共同的華語不能表示我們溝通無礙，你們大多數的人不是「華僑」，而是相對於我，不折不扣的「外國人」。

你們是新加坡人。

我也不喜歡台灣的政客稱呼你們為「華裔的新加坡人」。

「華裔」，只不過顯示你們的祖先來自中國，數十年前，甚或數百年前。「華裔」的指稱過於一廂情願，想把你們和台灣拉成一氣。

在如今講求「全球化」，文化交雜混血得難分彼此的時代，講述一個人的血緣和出生，意義何在？

「Where are you from？」問的是你的國籍，還是來歷的地點呢？

2002年我在韓國學韓語的同學，就告訴過我，最厭惡人家問她這個愚蠢的問題。

她的父親是香港人，母親是韓國人，她出生在香港，在新加坡受教育到中學，後來到澳洲短暫唸過大學。十八歲的她，遊歷過世界許多地方，母語是英語，也能說廣東話，為了更了解母親的母國，把小時和外婆說過的韓語重新拾起，她離開澳洲，來到韓國的校園。

「Where are you from？」在還不知道對方的韓語水平時，我們通常在課間偷偷說英語，她用韓語回答我：「你究竟要問什麼？」

她的長相，黝黑的皮膚，嬌小的身材，隨性的裝扮，以及說英語時的腔調，很容易猜得出，來自新加坡。

但她說，她不是新加坡人。

然後是一連串她去過的國家，以及，這一回，她從澳洲來。 「

華僑為革命之母。」

從前我們的老師教導過我們，時常引述的孫中山的這句話，你們說，沒聽說過。

我們的差異其實比我預期的大。

大得多。

我從不會用對台灣學生的標準來要求你們，你們說，他們從小學華文長大。

我問過我的韓國學生，為什麼選擇研究中文？

為了更瞭解自己母國的文明與文化。

那來源，那推動影響的力量，就在鄰近的地方。

漢字，以其強大的表述功能與力量，在韓國長達一千五百多年。即使後來有了表音的朝鮮拼音字母，漢字仍是主要的書寫記錄的工具。

你們也不得不使用漢字。

而在「想像的共同體」建構之下，1965年不得不被分離獨立出的國家，如今趾趾高氣昂地屹立著。

不明所以的台灣政客，還羨慕你們，心嚮往之。想學你們把「國語」改稱「華語」。「華語」的「華」，在新加坡指的是種族，在台灣也是一樣嗎？

我在新加坡國家歷史博物館，看到了李光耀先生宣布被迫建國時的影片，他數度哽咽，頻頻以手帕拭去激動的淚水，歷史沒有給新加坡選擇的餘地。新加坡人從此不是「華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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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2700

嫌麻煩，怕疏忽，各種帳單最好是辦自動轉帳(Giro，新加坡叫「財路」)。方便之餘，缺點就是不大會留意開銷。

收到電話費的通知單，被突然發現的高額愣住──打了那麼多的國際電話嗎？

仔細瞧瞧項目，不是國際電話講長了，是孩子發了2700多通簡訊(SMS)。

一個月發2700多通簡訊，有沒有搞錯？

一個月2700多通，換算下來，一天要發90多通！

怎麼可能？

在向電話公司確認之前，先問問孩子，讓他核對帳單。

印象中，上個月和再上個月沒有這麼貴，你真的發了那麼多簡訊嗎？

住在學校的宿舍時，沒有申請家用電話，一人一支手機，就這樣年復一年。小學不讓學生帶手機，偶爾必要時，我寫字條給孩子帶著，請老師通融。上了初中，學校仍不讓學生帶手機，孩子膽子大了，說就算被沒收，大不了下課後再去辦公室找老師討回。

我提醒他千萬別因為手機惹事生非，別忘了「違禁品」口香糖事件的那把冷汗…

扣除白天上課的時間，加上周末假日，孩子有多少空暇發簡訊呢？

發是發了，可是誰記得誰算過發了幾通？他一點沒放在心上。

何況，他說：「不是有『學生配套』，學生發簡訊是免費的呀！」

對了，當初買的手機、辦理的「配套」，是有這麼一項。

於是打了電話去詢問。

語音接聽，按服務選項的號碼，轉來轉去，半個多小時還沒聽見真正的「人聲」。

第二天直接坐計程車去電話公司服務處。先排隊20多分鐘，等Information center的人「初步診斷」，然後拿號碼條，等候「專人」解決。

「你們是有『學生配套』沒錯，可是你們沒有繼續申請…」長頭髮染得很黃，拿了我的身份證件在電腦螢幕上敲。

什麼叫「繼續申請」？我們沒有換號碼，合約也沒有過期…

「是嗎？讓我check一下…」她離開座位，不知去了哪裡。

回來後，再敲擊鍵盤：「你們有『移動』，你們換了。」她說。

「我們沒有換。」我說。

孩子說：「有啦！我買了新機子。」

是了，上個月他的手機被偷，買了新的。

雖然換了手機，可是電話號碼沒變哪！這就等於「異動」嗎？

她說：「你們還是學生嗎？要再申請學生配套，才能享受免費SMS。」

我不服氣：「我買新手機，也是在你們公司，為什麼那時沒告訴我要再重新申請學生配套？」

她搖搖頭：「我哪知？」

不必爭辯，這種「自認倒楣」的經驗多了。

你都是發簡訊給誰呢？

問了也是白問。

好像是村上春樹說的，一個人一生大概認識兩百多個朋友。孩子一度自豪地告訴我，他的Face book有超過300個朋友(現在可能更多了)。

村上龍的小說《最後的家族》（タナトス，Thanatos），用神話故事裡死神美少男的名字為題，寫蝸居的青少年宅男，偷窺鄰居家庭暴力的故事。宅男想拯救受害的婦人，在封閉中萌生帶毀滅傾向的英雄意識，那絲絲入扣的心理刻畫，讀來既殘忍，又過癮。

我的孩子，和許許多多同世代，被電子器械圍繞陪伴成長的青少年一樣，靠著手機和網路，構設他們的交友天地。

一天90通簡訊，這是寂寞的15歲。

過了幾個月，我無意間再仔細瞧瞧電話費通知單──4622通簡訊，謝謝您的惠顧。

Bound．Bomb

2011年12月15日晚上，新加坡地鐵發生「史上最嚴重」的故障，南北線大癱瘓，數千乘客被困在列車裡超過一個小時；數萬乘客因為地鐵服務中斷五個多小時而行程受影響。在此前後，地鐵的故障事件仍有所聞，激起民怨。

很少搭地鐵的我，竟然「躬逢其盛」，目睹了地鐵站的擁擠和混亂，以及「不知何去何從」的茫然。

自從2010年12月29日結束「寄人籬下」的校園宿舍生活，除了偶爾「進城」，我的「行動路線」主要是依賴巴士和出租車往來於家裡和學校。新家的窗外，遠方就是地鐵的高架軌道，時可聽見列車運行的聲響。

一個有地鐵的城市，不管是在地面還是地下，總給人「現代化」的便利感，尤其給外來的旅客或居民安心感。

新加坡的巴士不像台北，沒有「語音報站名」，連跑馬燈顯示站名也沒有，很多新加坡人自己都不大會坐巴士，因為搞不清楚。住在校園裡時，大樓對面就是巴士站，而且只有一線巴士，坐到終點就是最近的地鐵站，用不著擔心。新家的後門口，有好多線巴士，我「研究」了一下，看不懂。

因為大部分的站名都是「BLK」加數字，也就是政府組屋的樓房編號，除非了解它們的位置關係，只從那些編號，根本看不出巴士的行駛路線。所以，即使有「語音報站名」，或是跑馬燈顯示，對我還是一頭霧水。

我後來學會了一個原則，如果要去的地點不在地鐵站附近，就不必傷腦筋去轉乘巴士。經驗顯示，我詢問過的巴士站等候者，幾乎都只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該坐幾號巴士，對同一巴士站的其餘路線一問三不知。

總之，還是地鐵方便哪！

話說那晚，和友人在政府大廈站附近吃過飯，準備打道回府，地鐵站內外人山人海。我一般在周末「進城」，不曉得平日也是如此熱鬧。還沒進站，看見幾位穿深藍色制服的民防部隊青年，似乎在巡邏。廣播的內容聽不清楚，我和友人起初都以為是商家在促銷商品。走得離站閘近些，聽到模糊的”bomb”──是地鐵站發現疑似炸彈？或是煙霧彈嗎？

看人們紛紛走出站閘，我猜是被疏散。新加坡的地鐵站內沒有垃圾桶，據說就是為提防恐怖份子作亂。

雖然如此，我和友人還是刷卡進了站，想確認怎麼回事。一位華人中年婦女，應該是地鐵的工作人員，向我們搖搖手，示意我們離開：”No Train! No Train!”

看來如我們猜想，有安全顧慮了。那位婦人告訴我們，從B出口出去，改搭巴士。我和友人邊出站邊商量，我們都不知道從這裡怎麼搭巴士回家，決定坐出租車。

走上平面道路，出租車供不應求。我們順著人潮往前走，有工作人員高聲宣告：”Transfer shuttle bus!” 我問他shuttle bus在哪裡？他說再往前走。再問他shuttle bus是去哪裡？他說：多美歌、烏節，終點宏茂橋。

都不是我要去的地方呢。怎麼辦？他問我要去哪裡？我說了，他往地下指：那裡沒受影響。

我們又回到地鐵站內，問方才指揮我們出去的婦人，她說：「東西線正常。」

搞了半天，是我們聽錯了，廣播說的是”north bound”，根本沒有”bomb”！

後記：

新加坡MRT(Mass Rapid Transit)開通於1987年，一直以「零故障」自豪。

MRT故障事件被認為是繼選舉之後，2011年新加坡最受群眾關注的大事件。餘波盪漾未歇，新聞媒體和網路上的討論非常熱烈。此事件暴露的營運管理、責任追究、彌補措施等等自不在話下。和本文談到的語言問題有闗，是一位華族國會議員指出其他族群的英語能力不佳，後來他坦承失言，表示道歉。許多乘客也不滿車站沒有華語廣播。

後來，有一段時間新加坡MRT加報了華語站名。再後來，減為在可能比較多一些華人進出的站，例如「牛車水」、「歐南園」報華語站名。再再後來，恢復了只有英語站名。

2015年7月7日晚間下班尖峰時間，新加坡MRT東西線和南北線同時癱瘓，58個地鐵站因電源故障一度服務中斷長達3個半小時，受影響的乘客超過25萬人，情況比2011年還嚴重。

月光秋千

聽梁文福的音樂專輯「華月心謠」，有如在月光下盪秋千，清風徐來，花影搖曳。隨著旋律，思緒飄向遠方，無邊無際。

《樂記》說：「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文福的藝術創作，無論是文學、歌謠，還是音樂劇，都展現了他「感物」的心聲和華彩。「言之有物」很尋常，難得的是「恰到好處」，不沈重，也不輕浮。

說這張音樂專輯「言之有物」好像有點不對。玖健製作，16首耳熟能詳的文福創作歌曲，由郭勇德指揮，年輕的新加坡華樂團體「鼎藝團」演奏，是一張演奏版的新謠精選集。沒有主唱，不用歌詞，純然的「無言」音樂，把本來文字賦予的歌曲意義，轉化為樂器詮釋音符，使聽者從關注「人聲」，到享受「樂音」。

從「人聲」之美，到「樂音」之情，並不只是抽離歌詞，改編成演奏曲調，讓我們換一種聆賞方式而已。在卡拉OK，我們也處在「歌詞瘖禁」的情況，可是很少人會安安靜靜聽著「配樂」，我們急著唱出歌詞，去「填補」那瘖禁的尷尬，不然就乾脆切換掉那首不熟悉的歌曲。作為陪襯的「配樂」，是抒情或敘事的背景，背景之前，才是主題；沒有文字說明主題，抒情和敘事就不完整。

「華月心謠」裡不依靠文字來說明主題，音樂就是主題；音樂就是抒情或敘事的完整呈現。像禪宗的「不立文字」，「華月心謠」是以樂傳心，以樂傳「感物」的內涵。

研究文學和美術，我的日常生活裡習慣借助語言文字和視覺形象，古典音樂本來沒有歌詞，對我不構成詮釋的困難。抽離歌詞的「華月心謠」，總使我忍不住想跟著哼唱，偏偏不能記得全歌詞，覺得自己面臨「失敗的卡拉OK」的窘境。好幾次，想徹底找出每一首歌的歌詞，沒有歌詞，我不能掌握每一支樂曲。

為何我會產生這種「詮釋的焦慮」呢？我反覆聽著「華月心謠」，逐漸明白自己對語言文字和視覺形象的依賴，已經影響了我的聽覺想像。「華月心謠」不是卡拉OK的伴唱配樂，即使我不能記得全歌詞，一點也不能阻礙我對它的欣賞和喜愛，甚至，我不願被歌詞「引導」我，只想單純聽著、聽著，任音樂帶我去意想不到的時空。

那意想不到的時空，在華樂的縈迴中，可以是很「文化的中國」。不受歷史、地理和政治、社會的圈限，源源不絕汲取古今的文化養分，再成長為創新的作品，回饋於當下。

稱為「文化創意產業」，或是「文化經濟」，文化的「商品化」是世界必然的趨勢。「新謠」加上「華樂」，我想是很巧妙的結合──「(中)華」的音樂傳統，融會「新(加坡)」的地方經驗。用Allen J. Scott在《城市文化經濟學》裡指出的：消費的產品與服務，滲透著「審美屬性」和「文化屬性」。「華樂」的審美和「新謠」的文化，正是合宜傳播於大眾的藝術化商品，也是回應市場需求的有力之作。

在月光下盪秋千，在華樂裡聽新謠，我紛紛擾擾的2011年，如此休止，萬慮澄明。

(2011年12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