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May,2011.夕陽.答YS

很美的夕陽

我那時也想拍下

又覺得像是大驚小怪

走到街上

已不見彩霞

回頭張望

只有都會的塵埃

謝謝你替我留存了那一刻的感動

也願它陪伴你

找到屬於你的

未來

新加坡是「文化沙漠」？還是「文化荒島」？

從在新加坡教書開始，我就發現：這裡的學生大多數都「很聽話」。這好像也是一般人對新加坡的印象。
「很聽話」的前提是：有要對方執行的指示。
學生大概很不習慣我這種讓學生有多重選擇，經常回答：「你決定啊，都可以。」的老師。
要學生寫一篇讀書心得報告，學生會來問：「我寫某某人的某某書可不可以？」
我說：「我在課堂上說過了嘛！只要是『書』，都可以。」
「可是那本某某書不會很深，很學術…」沒自信的樣子。
我說：「你決定啊，我沒要求一定要寫很深很學術的書。」
「可是老師喜歡我們寫很深很學術的書吧？」明顯來「揣摩上意」。
我不知道該再說什麼，我曉得直接規定寫某一本書的讀書報告事情會簡單得多。
但這裡是大學。
學生也常常希望我「指出重點」。
我後來明白，所謂「重點」，就是「老師考試會考」的題目。
一次在唐詩課，我介紹「近體詩的形成與基本格律」。齊言、雜言、絕句、律詩、平仄、押韻、對仗…沒有情致意境，就是一些做詩的常識和規則，學生們似乎很難馬上理解。
我即使舉了詩例，效果也有限。一頭霧水的聽眾，可能有些已經要進入夢鄉。
「老師，這些考試都會考嗎？要背嗎？」有人問。
「不會。」我直接說。正想解釋：這些都是基本常識，就算不寫舊體詩，中文系的學生也應該知道…
「呼～」彷彿來自地心的集體齊聲長舒，那一口氣，放下多少擔憂！
老師說不會考的，就不是重點，不曉得也沒關係──邏輯是這樣推理的嗎？
為什麼那麼「怕輸」？多讀了準備應考的內容，結果沒出現在考題裡，就輸掉了嗎？
「我不知道你要的是什麼。」學生抱怨課堂上的口頭報告不知從何著手。
我說：「這是你們學習，不是為我，我指定了作品，你們好好讀作品，說說作品的涵意。不是『我要』什麼，而是『你們想』表述什麼…」
這些和學生交往的過程，對我是很好的「文化體驗」。也讓我學著如何和學生溝通，明白他們的想法和困擾。畢竟，一個「因材施教」的教學方式，才是對學生有效果的學習。我常開玩笑說：「我是『有叫無累』──『有叫我老師我就不會累』！」
願意學習，足夠的求知慾，是我非常欣賞新加坡學生的地方。
孩子在新加坡求學，每次聽他打抱不平，說老師對考卷的嚴格批改，我逐漸了解，我教的大學生，那麼小心翼翼應付功課的原因了。
我不是批評新加坡的教育，只是指出現象。
一位長輩告訴我：「台灣人比大陸人和香港人難適應新加坡。」
我看我孩子，在台灣讀過幾年書，培養了他愛隨心所欲的性格。但是在新加坡，還是乖順點好，日子會容易過些。
英文成績不好，是學英文的時間比人短，情有可原。可是，怎麼最強項(也是唯一有信心的)華文都沒考好呢？
閱讀測驗題，大意是講奶奶年紀大了，記性不好，常常忘記東西擺在哪裡，家裡的人總是忙著幫奶奶找東西。這一天，奶奶又忘了她的老花眼鏡，大家東翻西找，終於在客廳的茶几上找到了！
注意，問題來了！
請問：奶奶的老花眼鏡到底放在哪裡？
讀者都知道答案吧？──「在客廳的茶几上。」
為什麼連這麼簡單的問題你都答錯呢？
孩子寫：「茶几上。」
老師沒給他分數。標準答案就在閱讀測驗的文章裡──「在客廳的茶几上。」
孩子說：「不寫『在客廳』就不行嗎？茶几不放客廳，難道放廁所裡嗎？」
而且，之前有過教訓：「不可以寫在指定寫答案的橫線以外，那也不算分。」
「在客廳的茶几上。」答案很長，孩子粗手粗腳，字也寫得大剌剌，準會超出答案線。
我和他幾番溝通，盡量配合老師的要求，去和老師爭辯沒有用，回家生氣也無濟於事，媽媽知道你能掌握學習的功課就好了。我們但求及格升級，順利畢業，分數和名次並不重要。
最近，中學生的孩子又和我說起他對考試標準答案的不能信服。
題目大意是：有人說，新加坡是文化的□□，缺乏文化內涵。
標準答案是什麼，各位看官都知道吧？
「沙漠。」
恭喜你！答對了！
「你連『文化沙漠』都不曉得嗎？」我真意外。
孩子振振有詞：「新加坡很小，沙漠很大！新加坡怎麼會是『沙漠』呢？新加坡潮溼，沙漠很乾呀！」
那麼，你的答案是什麼？
「荒島。」他說，新加坡本來就是個島。
我說：「『文化沙漠』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講法，和新加坡大不大，乾不乾沒關係的。」
「你是中文博士你告訴我，誰規定只能說『文化沙漠』的？我認為『文化荒島』更貼切。新加坡有上百年的歷史，不像沙漠什麼都沒有，荒島還有野生動物和樹木…」
好吧！各位看官，新加坡究竟是「文化沙漠」？還是「文化荒島」呢？

白紙黑字──新加坡教會我的事

不想把寫作當成情緒發洩的管道，雖然有時沒有聽話對象，忍不住想一吐苦水。
總覺得還是等事情告一段落，心情平穩一些後，再整理寫出來。
還考慮，要公開多少個人的私事？要用怎麼樣的心態說？
歲暮年關，虎虎生風的這一年，飛馳奔波的這一年。打破自己記錄的十一場演講，八個國際會議。三度造訪日本關西，南至印尼，北達拉托維亞，預期中的活動和意料外的旅行……帶著行李驛動，亞洲、歐洲、美洲。直到12月29日，搬離校園裡的宿舍，遷移到新居，2010年的「動」，總算告一段落。
然而，心情並沒有平靜。
裝修新居的過程，讓我又被新加坡教訓了一件事。這件事在將近五年前初來乍到時已經知道──在新加坡，凡事要記得「白紙黑字」，以文字為依據，口說無憑。所以人們即使同在一單位辦公，也要靠電郵留下記錄。
裝修房子前，已經和裝修師說過，打算12月29日搬家，有一個多月的時間施工，得到「沒問題」的回答。
丈夫提醒我，要「白紙黑字」，要估價單，要寫明幾月幾日開工，幾月幾日完工。我要了估價單，但沒有訂契約，我在台灣不止一次裝修過房子，從來沒訂過什麼契約。我後來問了台灣的朋友，他們都沒有訂過契約，有的連估價單也沒要，有些工程不複雜，口頭講講就好。
我能夠說，因此，台灣人比較可靠，能夠彼此信賴嗎？
裝修師是新加坡一位長輩介紹的，我在「妳有必要這麼兇嗎」這篇文章中說過，有人介紹年輕的裝修師，結果他非但沒有準時赴約，還對我嗆聲。我對這位長輩提起，他說他的朋友從事裝修工作，也是老南大的校友，孩子也讀現在的南大。
10月初和裝修師劉先生見面後，才知道他的孩子不但畢業於南大，還是我教過的中文系學生。劉先生談起過去在老南大文學院上課的往事，以及孩子目前的工作情況，我由於種種外緣的因素，沒有把他當普通的商人對待。
即使我依他要求，開出一萬元支票，他沒有給我收據，我也沒表示什麼。後來丈夫提醒我：要「公事公辦」。於是請劉先生開立收據，他在2010年11月9日的估價單上寫了收款。
房子在11月24日交屋，25日開工。主要是兩個浴廁和廚房重新裝修，以確保防水。其他零星工程有：更換五台冷氣機和所有照明設備等等，他介紹窗簾製作，我自己選購家俱。
12月24日左右，工程還在進行，我看了屋內零亂的狀態，很擔心無法如期完工。我一直和劉先生溝通，29日一定要搬，他滿口答應沒問題，說幾組工人一起做，兩三天就會好。
丈夫覺得劉先生的話不可輕信，畢竟急的人是我們，他立刻放下工作飛到新加坡「監工」。這一看，才發現我完全沒「社會化」，許多事項沒「白紙黑字」，對劉先生開的估價單一毛錢沒殺價，照單付款。我說了我信賴劉先生的種種外緣因素，南大、長輩介紹、學生的父親…
「婦人之仁」，原來正是我的死穴。
我從劉先生那裡知道，2010年年底，是他經歷過裝修生意最好的時機，他手上就有5間房子在裝修。
即使在10月就溝通過，一個多月的工期，12月29日那天，我們的新家還是在工程進行中。
我有兩組落地書櫃，劉先生本來說12月25日要來替我拆卸，結果臨時他說太忙，沒有來。之前請搬家公司來看搬運的物品，同時估價，搬家公司問書櫃，我告訴他們會自己負責拆卸組裝。
結果，搬家當天，工人看書櫃還沒拆卸，老大不高興，說要加錢，而且說我們耽誤了他們的時間。我只好千拜託萬拜託，請他們行行好。「不保證拆了能和原來一樣的裝回去」，他們說。
「不保證」這句話，我在新加坡常常聽到。我送衣服給洗衣店清洗，洗衣店也說：「不保證能完全洗乾淨。」這和台灣的洗衣店說的：「盡量給你洗乾淨，洗不掉也沒辦法啦！」意思是一樣的，給人的感受截然不同！
不管怎樣，總是要拆要搬。這兩座落地書櫥，其中之一是三架組合而成，高達180多公分，劉先生在新家幫我組裝，說是書架變型，又說搬家工人沒標明木板順序，他們兩方各執一詞。總之，三架只裝了兩架，其餘的木板都報廢了。
已經搬進新家，工人還在家裡走動，我們三番兩次溝通，請劉先生早日完工，實際情況是：每次說了9點多來施工，沒有一次準時，白白耗費我們的時間在家等待。我還必須去學校工作，在家與學校之間計程車奔波，疲憊不堪！
浴廁和廚房的檯面，依劉先生建議用黑色大理石石板。我們發現表面很晦暗，原來在工場沒有拋光打磨就送來安裝。工人後來補打磨，飛揚的石灰掉落在我們的新家俱、新廚具、廚具裡的碗碟和新被褥上！
除夕，孩子依先前和同學所約，請幾位同學來新家做客。我們早準備好新的鋪地床墊，孩子說要和同學們玩通宵。晚上七點多，同學們紛紛告辭，孩子說：「他們說我們家亂七八糟。」
是的，還有工人在敲敲打打。孩子房間訂做的書橱還沒有門，滿是令人頭昏的強力膠味！(我在台灣也訂做過貼壁書橱，從來沒有刺鼻的強力膠味)。
除夕夜九點過後，工人離開，我們才能去附近的商場吃晚餐。回家再看台北的跨年煙火轉播，孩子說：「民國一百年，妳大概有特別感覺吧！？」
我笑著搖搖頭，只說很累。
孩子睡在客廳，房間裡書橱的強力膠味道實在受不了，我也很擔心他會中毒。2010年，別了！
2011年是被門鈴吵醒的。8點多，今天工人怎麼這麼早來？
丈夫去應門，是社區管理員。有鄰居「投訴」我們，垃圾堆放在公共空間。
「投訴」這個詞，我在台灣幾乎沒聽過。頂多是「控告」，那是非常「大條」的事情，才會「指控」、「申訴」。在新加坡，小孩子都會說「投訴」，好像是家常便飯。
昨晚裝修工人沒有把垃圾處理運走，就堆在我家門邊。嚴格說來，並沒有占用多大的走道位置，可是管理員怒氣沖沖，拔高了嗓門，像是我們犯了大罪一樣。我告訴他，會請裝修工人趕快來搬走。他還追問：「多快？幾點搬走？」
大新年的早晨，遇到這種事，丈夫終於忍無可忍。
我也心力交瘁了。
等孩子房間的書櫥和廚房的壁櫥裝好門，1月5日，我們和劉先生結帳。本來還要做的部分都別做了，我們實在奉陪不起。我1月6日要回台灣開學術會議。我們都不能再承受了。
除了沒有施工的項目，我們要求扣除部分金額，雙方協商了我們要付的尾款。
我從台灣回來後，依約寄出支付尾款的支票。
母親來新加坡小住，看到粗糙的裝修和超過6萬新元的價格(不連家俱)，直說我被騙了。廚房爐具傾斜，煮菜時火力不能平均，母親把整座瓦斯爐拆開檢查，原來是因為台面不平。大理石面板怎麼也擦不乾淨，我說了搬家進來才打磨的事，母親提起當初說要來幫我「監工」，我還口口聲聲裝修人很可靠，不必勞駕。我很後悔，果真是「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啊！
「是妳比較倒楣，還是新加坡人做生意做事都這樣？」母親的問題，也是我想問的啊！
最令我氣惱的，是我一直強調浴室的浴簾桿要用不鏽鋼管，牢牢固定住兩端，浴室是家裡很容易發生意外的地方，非注意安全不可。劉先生卻堅持只用塑料的伸縮桿，草率地用雙面膠帶黏貼在牆上。用不到一個月，浴簾桿果然脫落，還打傷了孩子！
我寄出尾款金額後，劉先生又寄了一張帳單來，說我還欠他錢。最近，又寄來催款的信件。
明明1月5日已經結帳，我按照那金額全數付款了，又寄來我從沒見面的估價單，和當初的估價單許多項目不符。
利用我對人的信任，讓我承擔信任人的後果，這是新加坡又教會我的一件事。
寫出這些，不是要博取讀者的同情，更不是藉此「投訴」。我思考的心得是：
1. 人來人往的移民社會，為了自保，人們因此需要法律。資本主義社會裡，人好靠打官司以維護自己，美國就是一例。
2. 儒家說的「言必信，行必果」，「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是建立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
3. 社會的穩定結構，取決於可維繫的人際關係，而非以利益為目的的人際關係。也就是儒家說的「利」「義」之辨。
4. 我並非儒家信徒，而是愈來愈理解儒家的觀點。如果說道家從境界形態上探求人類存在、文明存在的終極意義；儒家關心的是「人之所以為人」，「異於禽獸」的本質。
5. 佛陀三寶三皈依，世人都是我們的菩薩。人人有他的「業障」，不能「自修」，就永無開悟解脫之時。我崇拜的佛不在經典儀式，而在日常生活，在工作中認真負責，問心無愧。

後記：

新加坡新傳媒報導，2010年1到11月，消費者協會就接到1187起投訴，比2009年多了25%。裝修商稱，2010年底到2011年農曆春節，工程量比往年多30%。

新加坡「聯合早報」報導，全新加坡約1600家合法登記的裝修商。2011年遭投訴者約1250件。

浴室洗手台的栓塞故障，孩子幫忙修，割傷了手。他氣得大叫：「我們到底在這房子住了幾年？！」

陳亞妹的身分證明書

陳亞妹出生於1922年，如果她還在世，今年88歲。

為什麼我覺得她已經不在了呢？

說不出所以然。

陳亞妹的身分證明書記載，她的名字讀音是Tan Amui，非常普遍的福建女孩的名字。

她住在檳城。昭和19年(1944)她22歲，9月26日到10月25日，整整一個月期間，她屬於海軍佐柄部隊。

身分證明書顯然是海軍崎田部隊的制式規格，手寫黑色字體油印的模造紙上，只有住所、姓名、年齡和任用期間是藍色鋼筆填寫。把「崎田」兩個字雙紅線畫掉，右邊一樣的藍色鋼筆字，補書「佐柄」。

這一片輕薄薄的身分證明書，大約一般成年女性的手掌大小，卻負載著沈重的歷史軌跡和寧可遺忘的記憶。

1942年3月5日，由日軍統管的新加坡中文報紙《昭南日報》刊登了一則「徵集接待婦」的廣告，內容是：「募集各民族接待婦數百名，年齡17到28歲。被采用者每月報酬至少150元，每月休息一天。」

當時，檳城最大的中文報紙《光華日報》已經因1941年12月19日日軍占領檳城而停刊。陳亞妹的工作是從報端得知，還是經人介紹？或者被海軍部隊「相中」？

陳亞妹並沒有在她工作一個月之後撕毀這張身分證明書，或許那一個月的任期只是形式上的登記；她的肉身終會消亡，而這張比肉身更容易碎裂的紙頭，卻完完整整地保留下來。那上面沒有任何陳亞妹在海軍部隊的工作內容，歷史學家告訴我們：她是「慰安婦」。

1944年當慰安婦的陳亞妹，她的人生氣息，可能從她在佐柄部隊工作時便已經結束了。根據統計，在1943年8月，軍方在檳城發放了3萬個保險套。檳城的日軍「慰安所」裡，除了當地的婦女，還有從吉隆坡「運載」來的。占慰安婦比例較大的中國大陸、朝鮮和台灣的婦女，是否也同時存在於陳亞妹的身邊？

那「接待婦」「每月休息一天」的廣告，原來指的是女性的生理周期。動亂的戰爭期間，珍珠港事變、馬來亞淪陷、英軍投降、大檢證…，早在1941年12月13日，殖民政府湯瑪斯總督就下令撤離在檳城的歐洲人──人人自身難保，自求多福。歷史在某幾個發生大事的時間點，讓敘事者和記錄者稍稍駐足，然後匆匆翻到下一頁。

尋常百姓還是過著日子，頭頂著不測風雲，眼看著生老病死，活下去。成年女性還是有生理期；被迫、被騙、被任何手段成為慰安婦的女子還是忍受著印有「突擊一番」的保險套。日本政府每年製造兩千萬個「突擊一番」，檳城軍區收到了三萬個，這是怎樣的數目？

戰敗國急於銷毀過去的惡行，慰安婦的身份後來改為護理人員和洗衣工、幫傭。陳亞妹為何需要這張身分證明書？是否和台灣慰安婦李玉串1943年被送往印尼一樣，做為隨軍隊「移防」時的通行證？

戰爭結束二三十年後，才有人願意挺身控訴遭受過的奴役和殘虐，縱使無論如何，她們已死的青春生命不能復返。

像枯葉般的陳亞妹的身分證明書，成為歷史的一枚標本。感謝馬來西亞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珍藏並且展示了這一枚標本。我在有關慰安婦的研究論著裡，從未看過如此的文件，讓我有了鮮明的印象。

空中之聲，鏡中之月，水中之花。願不平與冤屈的靈魂，能在後人的反省中，得到平撫。

(2011年母親節，獻給天下所有的母親，以及無緣當母親的女性。)

(馬來西亞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因個人研究需要，特允拍攝照片，謹此致謝。)

2011年5月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後記：

2014年6月2日再訪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得知有歷史學者循身分證的地址找到了陳亞妹的家和後人，她的遺照掛在牆上。

追隨高更去峇里

高更Where Are You Going(1893)，Hermitage Museum

陳宗瑞「峇里女人」(1952)，Singapore Art Museum

「追隨高更去峇里」，這是個不成立的題目，高更(Paul Gauguin, 1848-1903)不曾去過印尼的峇里島，更遑論有他的後繼者追隨而去。

然而，二十世紀初期開始，前往峇里島旅遊、創作，以至於長期停留的歐洲和美洲藝術家，或多或少，都在意識底把峇里島比擬想像為高更晚年移居的大溪地群島(Tahiti Islands)。德國畫家Walter Spies (1895-1942)(1927年到峇里島)、荷蘭畫家Rudolf Bonnet (1895-1978)(1929年到峇里島)、墨西哥畫家Miguel Covarrubias (1902-1957)(1930年到峇里島)、比利時畫家

Adrien-JeanLe Mayeur (1880-1958)(1932年到峇里島)等等，都各自以其妙筆，向世人展現了峇里島的旖旎風光。

雖然在居留異族島嶼、從事繪畫創作的行動上仿傚高更，這些畫家在技法和風格上並不全然對高更亦步亦趨。Miguel Covarrubias是漫畫家；Rudolf Bonnet長於粉彩畫。Le Mayeur較多承襲高更，他出生於布魯塞爾，有貴族血統，在1920年代效法高更去大溪地旅行，留下仿造高更的”Two Women on the Beach Tahiti”。Le Mayeur1932年到峇里島後，主要以峇里島傳統legong舞的舞者Ni Pollok為模特兒。舞蹈、自然風景和寧靜的生活是Le Mayeur最喜愛峇里島的因素，他後來和Pollk結為夫妻，兩人在峇里島生活了26年。1958年他因癌症返國治療，病終於比利時。他的居處於1957年成為個人美術館，1985年Pollok過世後，正式對外開放。

高更雖然是Le Mayeur的偶像，Le Mayeur大部分的作品還是比較接近早期印象派畫風。相對於歐美畫家的異趣，一些華人畫家的峇里風情畫延續了高更的樣式和特色。

劉海粟(1896-1994)於太平洋戰爭期間流離於印尼，大約繪於1942年或1943年的「峇里舞女」，可能是中國第一幅以峇里裸女為題材的油畫。棕櫚樹和青綠嫩黃的草木為背景，左邊的女子赤裸胸乳，半側身朝畫幅右方望去；右邊的女子戴著大耳環，衣著整齊，直視觀者，兩人都穿著花布紗籠。這種雙姝並美的表現形態，常見於高更的大溪地作品。筆觸直率，色調濃烈，被飽滿的陽光和豐裕的雨水充分養育滋潤的自然環境，站在那富饒的土地之上，體態姣好，袒胸露乳的女子，也正和高更拋棄矯作的「禮教文明」，投身原始大地，歸返自然的意願如出一轍。

華人美術界描繪峇里島，最著名的要屬新加坡的畫家。1952年6月，劉抗(1911-2004)和同在南洋美專任教的陳文希(1906-1991)、陳宗瑞(1910-1985)和鍾泗賓(1917-1983)利用學校假期前往傳說中的「畫家天堂」。此前他們對峇里島的認識，要在歸功於Le Mayeur。

Le Mayeur曾經在1933年、1937年和1941年三度到新加坡開畫展，1941年也在吉隆坡開畫展。陳宗瑞早在1934年定居新加坡，欣賞過Le Mayeur的作品。劉抗晚年受訪時還記得看Le Mayeur畫展的啟發，他和Le Mayeur兩人可能是以法語溝通，對峇里有了初步的印象。

1952年的峇里島寫生旅程，令四位畫家眼界一開，發掘表現南洋之美的創作題材，在第二年8月的聯合畫展大放光彩，也被後人視為樹立南洋畫派風格的壯遊。

劉抗等四位畫家在峇里島拜訪了Le Mayeur和他的妻子Pollok，並且在Pollok的安排下介紹峇里少女當他們的模特兒。他們也拜訪了Rudolf Bonnet，在Rudolf Bonnet家做客，攝影留念。

有別於劉海粟人類學家似的，讓被描繪對象直視鏡頭，或側身而立，予以攝像的「番族檔案」式構圖，四位畫家刻意安排模特兒的姿態，她們不是直挺挺地被觀察，而是擺出溫柔婉約的模樣。

劉抗的「畫家與模特兒」繪於1954年，主角是陳文希和峇里女子。劉抗說過，去峇里島時為了簡便，沒有帶油畫的畫具，四位畫家的油畫作品都是回新加坡之後，依素描的底稿繪製。「畫家與模特兒」是一幅「畫中畫」，劉抗畫陳文希正在作畫，陳文希畫的峇里女子俯首垂目，頭戴紅花和黃花，上身赤裸，左手支頤，腰繫橘色布巾，下穿蠟染布( batik)。顯然，模特兒的動作和表情是配合畫家的美感需求「裝」出來的。藍天白雲，青山綠水，鮮花環繞的戶外，模特兒的動作和表情倒是維持過去在畫室裡的格調。

這種格調也見於1957年劉抗的「假寐」(Siesta in Bali)。畫左手環臂，側身倚坐竹藤椅的半裸峇里女子。她右手拈著雛菊，像是剛從牆角的花叢摘下，畫面左邊的芭蕉為她遮蔭。白腰布和白雛菊相應；紅紗籠和紅磚相應；竹藤椅和泥牆相應，近處的芭蕉和遠方的棕櫚綠意盎然，和區隔空間的門闋土牆護衛著假寐中的她。

高更畫大溪地群島席地而坐的原住民女性，喜歡讓她們傾斜著身體，將手臂伸長，支撐地面，以延展人物的形軀。在劉抗的一些素描作品中，也能夠看到類似的練習。

陳宗瑞1952年的「峇里女人」，雙姝並美的結合，和劉海粟「峇里舞女」一樣，兩位之中一位半裸，形成差異。畫中前景女子的水果抵在腰間；後景女子則將水果頂在頭上，彼此對襯。「峇里女人」的構圖和高更”Where Are You Going”相近，都是讓主要人物手捧綠色水果，圍裹紅裙，站在畫面右方樹下，靠近觀者，比例較大。光源來自畫面的左上方，突出人物的臉部輪廓和胸前雙峰的立體感。

四位畫家裡，鍾泗賓的畫風最親近高更，也最熱衷於峇里主題。劉抗後來回憶道：峇里對鍾泗賓的影響最大，鍾泗賓到峇里之後，畫風很快轉變，奠定未來數十年突出的藝術成就。1954年的「峇里女子」、1956年的「相會」，高明度的紅、黃、綠，鮮艷奪目，既具有畢卡索的立體派抽象化作法，又富含高更「隔線主義」(Cloisonnisme,又譯「分隔主義」、「隔色主義」)的筆意，運用深暗的輪廓線和平塗的色塊凸顯人物，製造層次分明的視覺效果。或是以白色線條加強色塊間的空間關係，帶有蠟染的趣味。

高更不曾去過峇里島，遷徙自中爪哇的峇里島居民有著數百年的悠久歷史與豐厚的宗教文化傳統，絕非荒涼野蠻的原始部落。因此，去峇里島不是冒險，而像探求，探求那海角天涯一樂土，那世俗之外的桃花源。她在天然裡生長發育，秉承自身的教養風俗，尚未被西方文明同化，正如半裸的窈窕女子，誘引著人們窺看她。奉高更為典範，繼歐美畫家遊歷峇里島的新加坡畫家，把描繪峇里島做為實踐後期印象派畫法，反思南洋美術特質，開創新風格的場域。

初識峇里島，四位畫家有的之後還舊地重遊。他們後來都藝彩紛呈，不再步踵高更。過了十年，葉之威(1913-1981)等十人畫集的同好也遊歷了峇里島，這時，高更的靈魂已然漸漸離開峇里島了。

主要參考資料

瑪戈：《馬來亞藝術簡史》(新加坡：南洋出版有限公司，1963年)。

Singapore Art Museum, Neka Museum, From Ritual to Romance: Paintings Inspired by Bali (Singapore: Singapore Art Museum, 1994).

Kwok Kian Chow, Channels & Confluences: A History of Singapore Art (Singapore: National Heritage Board/Singapore Art Museum, 1996).

The Development of Painting in Bali: Selections from the Neka Art Museum (Ubud, Bali : Yayasan Dharma Seni Museum, 1998).

《劉抗 寫藝人生：素描．粉彩畫》(新加坡：新加坡美術館，2002年)

杜南發：《隔岸看山──書畫名家訪談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

Wei-Wei Yeo, Cheong Soo Pieng: Visions of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The National Art Gallery Singapore,2010)

後記：

南洋美術風格和後期印象派的關係，尤其是受高更影響的說法，早有前輩提出，已經是美術學界的共識。然而，其中具體的情況、作品的比較，還少見論述。劉抗等畫家1952年的峇里之行，有Le Mayeur的啟發因素，Le Mayeur在行動上效法高更，但是比起Le Mayeur，劉抗等畫家的早期西洋畫風，以及劉海粟的「峇里舞女」，更保留了高更的畫法，本文希望指出這種現象，以就教於學者方家。

發表於《南洋藝術》33期(2011年5月)。

爛泥

據說這是新加坡建國以來競爭最激烈的一次民意代表選舉。雖然沒有投票權，我還是把觀察選舉當成認識新加坡的機會。

今天是5月6日「冷靜日」，停止一切競選活動。昨晚便是今年大選最後一次的政見發表會，新加坡叫「群眾大會」。離我住處比較近的群眾大會場所是裕華園(Chinese garden)旁的草場，正好是反對黨之一「國民團結黨」(NSP)的發表會。

以為就在地鐵站附近，結果走了一段路，尋著聲響和其他行人的腳步才到。當時好像聽到的是福建話發言。在頻繁經歷選舉活動的台灣人看來，這種競選期間短(4月27日各政黨提名，5月7日投票)，旗幟和宣傳品相對少的新加坡大選，真是乾淨和安靜得多。我住的公寓只聽過一次隱約的宣傳車廣播，街上的競選看板也很整齊。

如果不是到群眾大會，感覺不到選民對選舉的熱情。在群眾大會場地，看到少數為政黨服務的工作人員發放候選人宣傳小冊子。新加坡「使用者付費」的習慣很徹底，除了小冊子，其他競選的文宣品都要購買，一枝政黨的小布旗2新元。

初估現場大約有五六千人，奇怪的是人們一區塊一區塊地站著聆聽發表。等我走到較空疏的地段，才發現：原來沒有人站的地方淹水了。大概這兩天下雨，草地積水，人們走過，草被踩平，淹上來的是爛泥。

我穿著高跟鞋，摸黑一腳高一腳低走進人群。(現在想想，我湊什熱鬧？幹嘛不就在場外圍觀？)還以為高跟鞋能擋得住濕草坪呢。可見我對「草場」和「民眾」沒有清楚的概念，竟然還穿高跟鞋來參加。

最近和孩子有好幾次「入境隨俗」或「以文化俗」的爭論。新加坡人一般喜歡穿拖鞋上街，大學生上課也不例外，我寫過一篇「人字拖」的文章，有的學生很贊同，感謝老師關心他們的穿著和禮儀，「文雅」可以變化「粗俗」；不過一定有不少人不以為然吧。孩子在新加坡待久了，同學們都穿拖鞋上街，他也隨俗。一月開學沒多久，他的錢包在學校被偷，裡面有居留證，該去警察局報案，才能申請遺失補發。到警察局這種「官衙」還「服裝不整」，大剌剌穿著拖鞋去，我很不能接受，孩子反而振振有詞─警察局是老百姓去的地方，老百姓就是穿拖鞋的！

好了，去老百姓聚會的場合，還不曉得隨俗，結果就是讓高跟鞋陷在爛泥地裡，不可自拔！

我對新加坡的候選人知道得很少，對今年新崛起的風雲人物佘雪玲(Nicole Seah)略聞一二。站在爛泥裡動彈不得的當兒，聽到歡呼和尖叫、口哨四起，呀！Nicole上台了！

Nicole不是這選區的候選人，不過既然當紅，為自己的政黨趕場造勢，很能吸引群眾，點燃激情。24歲的她，用英語演說，抑揚頓挫，鏗鏘有力，講稿寫得很平實，但她能生動傳達對政治的理想、對國家的關懷。當說到一位付不出80元學費的貧窮孩子的遭遇時，她哽咽落淚，一時語塞。在全場靜默之際，有群眾高喊：「Do’t Cry! Nicole!」「I Love You!」馬上讓其他人也跟著為她加油，頓時口號聲震天響起，我第一次聽到了新加坡人的吶喊。

無論Nicole能不能當選，這位有大將之風的年輕女性，都會是新加坡未來管理階層的菁英。我平時接觸的新加坡年輕人大部分是大學生，還沒有見過像她如此沈穩雍容的。

九點多鐘，人群愈來愈往會場集中，我的腳已經泡在泥漿裡，想到不曉得會不會有小蟲子叮咬，「拔腳」便出。

回程在電線桿上看見一張尋找失狗的海報，主人願意付1000元的謝金給代找回愛犬的人士。Nicole為付不出80元學費的孩子落淚的印象再度浮現。許多國家和社會，都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難題吧？幸好，這裡是新加坡，凍不死人。老舍說，拿兩張報紙蓋蓋就能過夜睡覺的好地方。

新加坡採取強制投票制度，除非人在海外，或是有疾病、生產等充分的理由，否則不能不投票。先父在世時，很重視投票，曾經為弟弟沒有去投票而大發雷霆，我那時勸說：「要不要投票，是他的事，何必管他？」可惜那時沒有對新加坡選舉的資訊，否則，先父應該會很欣賞新加坡，並且做為訓斥弟弟的好教材了。

後記：
新加坡採集選區制，Nicole所屬的政黨在該選區敗給執政黨，於是她沒有當選。

附錄

網上讀到的，關於新加坡選舉的規定，钟庭辉發表於2011年4月1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在新加坡的国会大选中，参与投票是每个有资格投票的公民应尽的义务，投票权是一个成年的新加坡公民神圣的责任所在。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投票资格，并且你的选区出现相互竞争的党派的候选人，那么你有义务在投票日当天，亲自前去选区内制定的投票点，为你所支持的候选人投上神圣的一票。

　　如果你没有投票，那么选举监察官将会把你从你所属选区的选举注册簿上除名。这就意味着，你将失去在随后的总统大选和下次国会大选中投票的权利，并且你也会丧失在总统大选和下次国会大选中作为候选人的资格。

　　如果你想要恢复这一系列的权利，就必须重新提出申请，解释为什么在之前的选举中放弃投票，并且缴付50新元的罚款。

「聯合早報」· 2011大选的相关数据

· 单 选 区：12

· 集 选 区：15

· 总 议 席：87

· 选民人数：2,349,091

选区公布：2011年2月24日

· 解散国会：2011年4月19日

· 提 名 日：2011年4月27日

· 大 选 日：2011年5月7日

· 冷 静 日：2011年5月6日

· 候选人按柜金：S$16,000

· 按柜金没收：得票率少于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