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1/14

郁達夫在星洲的最後一夜

在怡和軒看到三角形的麻將桌,很好奇。

麻將桌不大,三邊各安置了椅子和打麻將的設備,整個房間都是一樣形式的桌椅。

這座成立於1895年,新加坡歷史最悠久的華人商會俱樂部,原來別有乾坤。梁元生教授在談論林文慶遊走於中西文化之間的大作中,將怡和軒視為具有溝通「中學」經歷與「西學」背景的華商,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場景。

怡和軒幾度整修,但是打三人麻將的風氣應該不是二次戰後才形成。牌桌上的社交應酬聯繫了感情,流傳著訊息,比起四人一桌,三人麻將更容易湊數「開打」吧。

接待我們參觀的韓山元先生指著怡和軒一樓「先賢館」的地面,說:「這就是陳嘉庚走過的地方!」

陳嘉庚為怡和軒及華僑抗日運動貢獻卓著。在陳嘉庚進入我的認識範圍之前,我是從書法家潘受先生的詩裡讀到「怡和軒」的名字,知道郁達夫在此地度過他星洲生涯的最後一夜。〈怡和軒與諸友夜坐追話郁達夫之死〉說:

嚴警烏啼寇壓城,當時共此議宵征。陸游家國於詩見,杜牧江湖載酒行。耿耿三年支萬忍,遲遲一死換千生。招魂何處收殘骨,徒博虞初說部名。

詩後有詳文注解:
一九四二年二月,達夫自新加坡圍城出走,其小電船原為洪永安備以供余與永安兩家眷屬用者,約定五日黎明開往鄰近之蘇門答臘小島。余告知達夫及李鐵民皆欲同行。先一夕乃同下榻怡和軒待發。達夫所攜小行篋,衣物數事而外,有白蘭地酒一瓶,牛肉乾十餘塊,《詩韻》一部,曰舟中可唱和也。相與大笑,酒、三人立盡之。達夫又言胡愈老等數人尚無以為計,餘念與永安兩家別購得西行船票,行期為六日。因商得永安同意,將小電船坐位,盡讓與之,遂分途。達夫既至蘇門答臘,化名趙廉。嗣為日寇所得,命充通譯。三年間,全活甚眾。寇降,懼平日罪行,多不能逃其耳目;又早知其人即郁達夫,乃密害之以滅口,竟無有知其死所者。

周兆呈先生編撰的《世紀傳承──怡和軒三慶特刊》提到過這件事,「作家身影」攝製小組也訪問了潘受,談郁達夫出走印尼的經過。郁達夫1938年12月起受邀編輯《星洲日報》,與文化界友人過從甚密,潘受是其中一位。郁達夫在香港出版批露夫妻失和事由及細節的《毀家詩記》,潘受作詩勸和:「何當一笑忘陳跡,重結鴛盟寄海涯」。

郁達夫的行李裡有一部《詩韻》,還說可以和友人舟中唱和,有的人因而說:可見詩人性情,瀟然灑脫。鈴木正夫《蘇門答臘的郁達夫》書中指出,郁達夫的手提箱裡,還有林語堂委託他翻譯的《京華煙雲》英文稿。

詩人逃難,果然和常人不同,但是可以就此認為詩人「置死生於度外」嗎?

在新加坡三年多,郁達夫寫下大量的政論和散文,以及舊體詩詞,這位五四新文學的健將,到了南溟海外,儼然愛國戰士與青年導師。尤其是在他主編的報上登刊酬酢的舊體詩詞,一派傳統文人的調勢,還遭受過讀者的不滿。他在〈骸骨迷戀者的獨語〉裡,坦承自己對於猶如「骸骨」的舊體詩詞的獨衷:「像我這樣懶惰無聊,又常想發牢騷的無能力者,性情最適宜的,還是舊詩。你弄到了五個字,或者七個字,就可以把牢騷發盡,多麼簡便啊。」

凝煉的詩句比長篇的語體文還適合表達國破家亡的憂思,在印尼寫的《亂離雜詩》大部分是七言絕句或律詩:「長歌正氣重來讀,我比前賢路已寬」,自詡情況優於文天祥的郁達夫,實則是藉由書寫,呼應古典和歷史,來安慰自己對於生命威脅的恐懼吧。

挪威城市建築學家諾伯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 1926 - 2000)認為:一個空間裡的活動與其記憶,構成了「場所精神」(Genius Loci)。我尋思著怡和軒的「場所精神」,聚焦在那一晚──陳嘉庚已經離開;郁達夫可能在此打了三人麻將,在臨行前乾盡一瓶白蘭地酒;潘受在此讓出了他的船票。

那是1942年2月4日,郁達夫在星洲的最後一夜。


(2008年12月2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活成一則傳奇

鈴木正夫《蘇門答臘的郁達夫》是我讀過少數非常像偵探推理小說的學術論著。

考據的工作本來比較枯燥乏味,如果探討的問題又稍微冷門,感興趣的人不多,甚至會流於學者個人的癖好,讀者反而不以為然,或是根本不屑一顧。想來有點可憐吧,處心積慮,嘔心瀝血,願將真相大白於世,偏偏世人不領情。

人們難道都只喜歡看情愛私祕,陰謀險計嗎?人們可能也關心離奇命案吧?比如名人之死。《蘇門答臘的郁達夫》先天大概有此優勢,作者追蹤郁達夫的死因,日本、新加坡、印尼群島,鐵鞋踏破。問題是:郁達夫是誰殺害的,要緊的重點在哪裡?

一般認為,郁達夫被害有兩種可能,一是被相識的人出賣,暴露他的真實身份;一是被戰敗的日軍滅口,以杜絕他揭發戰爭期間的惡行。鈴木正夫本著日本學者孜孜不倦的執著研究精神,展示了歷史的真相。歷史的真相結果並不出乎中國人意料,精彩的是訪問調查的過程,宛若上窮碧落下黃泉,還原戰時的樣貌。作者幾乎沿著郁達夫出走的路線一一親身經歷,末尾若有神助的大白,一張憲兵Y受命的紙條,寫著「支那人趙」,讓下達扼殺郁達夫之令的上司D無所遁形(p 231),我們終於能夠正大光明推崇郁達夫為抗日烈士了。

然而,郁達夫的身份暴露的起因,還是要回溯到他在巴爺公務公共汽車上,協助翻譯日本士兵的問話。佯裝商人,化名「趙廉」,假使始終悶不吭聲,郁達夫的日語才能不會顯露,他是「仗義」而行嗎?還是骨子裡,有一種難以掩藏埋沒的自負?後來擔任日軍翻譯,郁達夫解救了一些華僑和印尼人的危機,頗令後人敬重。話說回來,明明是個酒商,卻嗜好博覽群籍,尤其是外文書,還會寫中日文詩,怎不讓人懷疑他的來歷?是他太輕信日本軍人,以為能苟且偷安嗎?

說到底,這是詩人的本性,一種願意外現才華的本性。郁達夫的作品直截公開個人的隱私,彷彿「事無不可對人言」,他的作品,就是他的人生寫照。他是以自己的生命歷程為素材,鋪寫成個人的文學之路。

從《沈淪》到《毀家詩記》,「私」的我可以坦然轉化為「公」的我,私人的情慾恩怨,可以公布到社會,到所有不相干的讀者眼前,滿足他們對作家的好奇。或許,讀者未必好奇,但是作品讓讀者參與作者的人生,作品要多姿多彩,作者的人生便要起伏跌宕。

失去了華麗光芒舞台的張愛玲,在海外再沒有驚世駭俗的愛恨情仇,便黯然失色,連她的筆也沈寂了。郁達夫也是一樣的,醇酒女人作為寫作的調劑和刺激,放言高論,不甘平凡,炎荒小島也疏離不了他的八斗高才。

先把自己活成一則傳奇,把生命寫成文學,再讓後人求索探尋。《蘇門答臘的郁達夫》,好看,因為郁達夫死後還有傳奇。

2010年3月1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http://www.zaobao.com/yl/yl100314_00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