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囝仔

福建話叫調皮搗蛋的小孩「猴囝仔」，你看他蹦蹦跳跳，古靈精怪，真像隻小猴子！有時大人被弄煩了，會生氣罵道：「猴死囝仔！」

但是大人通常對再怎麼無理取鬧的孩子還是很寬容的，而且越年長的老人家越疼愛猴囝仔。先父在世時，勸我別嚴厲管教孩子，總是說：「他還小，小孩子皮嘛！」我不服氣，頂撞道：「我們兄弟姐妹小的時候，你還不是說打就打，說罵就罵？」

猴子比猩猩個頭小，就顯得年輕，顯得毛躁，就算被人豢養，還是不脫野性。我讀的女子中學，校工伯伯養了一隻猴子，牠只聽主人的話，太撒潑時也會討打。我們有時經過牠，沒留神接近了，即使被栓著，牠還是冷不防衝過來掀我們的裙子！聽到我們的尖叫聲，校工伯伯從屋裡鑽出，哈哈大笑。有同學罵道：「猴死囝仔！」我說：「牠本來就是猴仔！」

雖然猿和猴是兩種不同的動物，讀到李白詩「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我腦海裡浮現的，還是猴子的形象。1997年趕在三峽大壩興建完成前想去看白帝城，行程先去了都江堰，路旁有人賣水果，同車的一對東北母女買了一袋，我問說：「這是什麼？」女兒大約十七八歲，說：「獼猴桃。」

獼猴桃？沒聽過。

我問小販：「這是奇異果(Kiwi)吧？」

中年男子小販一口煙吸過多的黃板牙，道：「不是，是獼猴桃。」

我捏了捏那水果，硬梆梆的，不是奇異果，我吃過的奇異果都是軟軟的。我拿起獼猴桃嗅了嗅，嗅不出氣味，奇異果有一股酸香的。

於是我也買了一袋。

後來去峨嵋山，地陪說山上有猴子，會向人乞食，還會拉人背包和眼鏡。同團的人不知怎的，都很興奮，拼命要爬上山去看猴子。我坐在涼亭裡等，旁人都問我幹嘛不上山？我說：「猴子有啥好看？動物園裡有的。」皮猴子我是領教過的。

「這裡看猴子不花錢哪！」有人說。

那一次旅行，每到一個景點都有小孩子來兜售紀念品小玩意兒。起初我買了一兩個，只要看見成交，四面八方就有更多的小孩飛奔來纏著我賣東西，團團圍著我寸步難移。我隻身擋不了，只好躲逃，甚至被追著跑，倒像是我做了什麼壞事似的。

到了小三峽，小舟擱淺在溪中流，我們被困在船上動彈不得。附近放眼望去杳無人家，卻有一群孩子湊向我們。他們赤裸瘦骨嶙峋的上身，僅著短褲，站在水裡，一手把著我們的船舷，要我們買他們另一手裡握著的，叫做「菊花石」的化石。那石塊像個中餐盤般大，表面灰黑色，部分灰白色的紋理，像是菊花瓣。叫價100元人民幣，我有些心動，但是這樣大的石塊，我怎麼帶回台北？

我說：「你這塊太大了，我帶不了。」我接過沈墊墊的石頭，一隻手還有些拿不穩。

那男孩聽了，搶回石頭，鑽進水裡，拿起一塊手掌大的給我看，也說是菊花石，要價50元。我說，還是太大。

他又鑽回水裡，拿起另一塊掌心大小的，說：「這塊行了吧？10塊錢。」

這可真是東坡先生說的：「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呀！這大大小小的石塊，就直接朝水裡一抓，撈上來就是一百五十的，也太容易了吧。

「容易？」他朝水裡啐了一口，說：「妳下來撿兩個我看看！」

明知我困在船上，敢情是朝我叫板？

近年去大陸次數較多，但少見景區糾纏觀光客的「猴囝仔」了。我那一袋從都江堰一路巴巴地行過三峽，搭乘飛機從武漢經香港偷偷帶回家孝敬父母的獼猴桃，原來就是又酸又澀的奇異果！

至於我家的「猴囝仔」，長得高大雄壯，早就不屬猴了。我拿出印有陳文希一雙紅猿的新加坡幣鈔票，說：「今年是猴年，你記得以前我講過《西遊記》裡的齊天大聖孫悟空，你看新加坡的鈔票上也有……」

「好啦！好啦！」他揮揮手，說：「知道妳是博士懂很多啦！恭喜發財，紅包拿來！」

哎，還是「猴囝仔」。

(2016年 2月13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我是I

新加坡華人姓氏方言譯音對照表

我有一個稀見的中文姓氏，「衣」姓翻譯成英語、韓語和日語，都有不同的意思和混淆。

每次上網訂購機票或住房時，最麻煩的是不能完全按照護照上的英文姓氏填寫，因為電腦系統不接受只有一個字母的姓氏，偏偏，我就是只有一個"I"字。如果輸入一個"I"字，畫面上便會出現「錯誤」的提醒。起初不明就理，我反覆重新輸入，就是不斷被卡在當頁，前進不得。電腦只會問我：「是否正確？」「是否如護照所示？」，我"Yes""Yes"地答應，結果都是「無效」。

按照漢語拼音，「衣」是拼成"Yi"，我在首次出國前才申辦護照，把個人資料和照片一股腦兒交給旅行社，壓根兒沒想到需要一個英文名字，或是中文名字的英語拼寫。等到翻開手裡辦妥的護照，才發現奇怪──我注意到的是「若芬」被拼成"Lo-fen"，顯然這個粗率的翻譯者不大會發捲舌音，「若」變了"Lo"！

當時我還很阿Q地以為，這是為洋人著想，"Ruo"是挺難唸的。訂機票時，問題來了，姓不能只有一個字母，但是已經無法立即改變既有的護照內容。於是，那家自作聰明的旅行社把我的姓"I"，多加了一個字母，"II"。

機票是搞定了，在機場又出了問題──「妳的機票名字和護照名字不符」。幸好那次是隨學校的參訪團出國，三言兩語，放我登機。行程中幾度轉機，我一路提心吊膽，生怕被落在某個機場動彈不得。

聽說過漢語拼音之外，還有「韋氏拼音」(Wade-Giles Romanization System)嗎？受限於早年台灣政府的意識形態，拒絕中國大陸的橫向書寫和簡體字，還包括漢語拼音，「衣」在「韋氏拼音」裡是"I"，我就是"I"了。

在韓國，提起我的姓「衣」，很容易被誤解。「李」姓在韓國，是和「金」、「朴」等姓並列為人口眾多的大姓，「李」的韓語發音，就是「衣」。所以，說韓語時還好，「李」、「衣」不分，蒙混過關；如果對方知道我來自台灣，想和我用中文交談，我就必須再做解釋──我姓的是「衣」，不是「李」。

我的日本朋友喜歡和我開玩笑說：「妳有一個占便宜的好姓！」是呀，我也不得不承認，我是得天獨厚的，いい(好的)的發音，正是「衣」呢。"衣先生はいい先生です"(衣老師是好老師)。

到了新加坡，我的姓名更加容易錯亂。習慣直接照中文名字轉換成英語，"I, Lo-fen"，不說明的話，有人稱我Professor Lofen, Professor Lo，還有人從Professor Lo轉回華語，稱我「羅教授」。

我說：「我不姓『羅』，我姓『衣』。」

「什麼『衣』?」對方不解。

「『衣服』的『衣』。」

「有這種姓咩？」

「有的。我就是。」

對方有時瞠目結舌，還問我是不是漢人。

趁著更新護照，我要求把"I"姓改成"Yi"，沒想到並不簡單。最直接的影響是，我在新加坡的所有個人檔案都要變更，牽一髮而動全身，只好打消念頭，在護照上加個別名附註了事。

留意到"I"是我的姓，大學的電子郵箱註明我的頭銜是"Dr."，於是和大學合作，替我處理業務的旅行社便把"Dr."加在我的名字前面，稱我"Dr. I"。接到電話，如果我說"Hello"，對方會稱我"Dr. I"(Doctor Ai)；如果我開口「喂」，對方就叫我「愛博士」。(還有人叫我「愛醫生」！)

姓"I"不算什麼，剛到新加坡教書時，拿到學生的名單，那才叫一個傻眼！那時還不熟悉漢語拼音，怎想到有人姓Lv(這不是國際名品嗎？)還有，Ng？沒有母音怎麼發？我請學生輪流在名單上寫自己的華文名字──原來啊！Lv是「呂」；Ng是「黃」。可是，姓「黃」的同學也有拼成Wong、Wee、Huang的。我想尋出個規律，比如Chan是「陳」姓，不過Ting、Tan也是「陳」姓；Chan也是「曾」姓；Ting除了可能姓「陳」，也可能姓「丁」……。

太複雜了！

近日，承蒙杜南發先生親自導覽，在新加坡大會堂(Singapore Conference Hall)參觀杜先生策畫的「活力華彩：新加坡華族文化光影展」，看到他歸納整理的「新加坡華人姓氏方言譯音」對照表，從姓氏的譯音追溯移民的省籍和地區來源，一目瞭然，大為激賞！

以後，我可以從姓氏的譯音得知東南亞友人的基本背景，交往更為親切了。至於我呢，姓「李」、姓「羅」、姓「愛」、姓「衣」？我就是"I"嘛！

(2016年1月30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新加坡對我的啟蒙

莫忠明  攝

1月29日，移居新加坡多年，在此做過多場學術和文化演講的我，首次要以作家的身份和讀者見面。

稱之為「書友會」，是想以文會友。2014年和2015年，分別在台北和南京出版了三本散文集─《感觀東亞》、《Emily的抽屜》、《北緯一度新加坡》，視線逡巡於亞洲的大陸和海島之間。看起來像是一口氣把「存貨」出清，實則是醞釀已久，去蕪存菁，機緣來臨，出版便水到渠成。

有人注意到我從2011年起，每年都出版一兩本書，今年伊始，便問我：「2016年可也有新書？」

是的。剛剛完成校對，殺青付梓。

我的「書友會」不算是新書發布，正式的2016年《南洋風華》新書發布會在4月17日國家圖書館。

我選擇了小巧的草根書室做為以文會友的地方，因為它溫馨濃郁的人文氣息。這個城市國家，在陸續關閉了有海景的綜合書店Page One、鬧街上的英文書店Borders之後，是否還容得下一個主要供應華文書的生存空間？

從前曾經去書城對面的草根書室和英培安先生聊天。發現那裡竟然有我在中央研究院出版的《觀看．敘述．審美──唐宋題畫文學論集》，這樣的學術著作進到新加坡，很難有利可圖啊！

新的草根書室還未開業，就由於籌辦第一次南大中文系書展認識了新的店主人們。書店裡的陳設變得活潑多彩，多元的經營，不變的是書香和對華文書的熱情。我知道「讀書」，尤其是讀文學書，和現代人漸漸距離遙遠，我寫過一篇文章，名為〈寫的人比讀的人多〉，人人都是作者，網上發文也是一種表達方式，是否出版，出版成實體書或是電子書，這些都有了不同的看法和判斷。

書友因書結緣，本來作者和讀者各自在書的世界裡寫作和閱讀，相忘江湖就罷了。我不是藝人，無須「拋頭露面」，在大眾眼皮底下耍魔術、賣膏藥，這些技藝我都不行；要自吹自擂，更恐貽笑大方。我想，這是一個機會，公開地，向關愛我的讀者們表達謝意；向數年來淬勵我成熟的新加坡表達感念之情。我要說「新加坡對我的啟蒙」，讓我的人生走到更寬闊的天地。

我受的新加坡啟蒙開篇於1980年代。那時，台灣和大陸的關係處於緊張狀態，「鐵幕」裡種種，盡是不堪的消息。台灣大學對面的書店門口，會有書攤販售一些來路不明的書，在那裡，我買到了「李厚」寫的《華夏美學》、不具名作者的小說《圍城》。新加坡籍的同學告訴我，還有很精彩的書，比如魯迅的作品。我從台大中文系的歷史，知道台靜農老師和魯迅的關係，知道《阿Q正傳》，卻從沒讀過。

暑假結束後的新學期，我的新加坡同學冒險做了「犯法」的事情。他為我偷偷帶來了禁書《阿Q正傳》，而且還是影印複製本。《阿Q正傳》，被包在襯衫裡搭機越洋而至，增廣了我對現代文學的見識，或者，不誇張地說，完全改變了我因時代、因環境、因教育，對現代文學乃至魯迅的無知偏見。

「新加坡是個自由閱讀的國家」，這是我對新加坡的第一個概念。魯迅對我的啟蒙，是新加坡對我的啟蒙。

來到島國執教後，一個學術專業人員的「玩票」教學，在最後一堂課，同學們依依不捨的淚光裡，徹底重新思考個人存在的意義。「台灣的學術單位不缺我一位研究人員，如果南洋的華文教育需要我，我願意付出。」我是這樣想的。過去我以為，人生要「成就自我，展現能力」；南大中文系的同學們讓我明白：我是由於「被需要」，幫助他人創造他們的人生價值，才是幸福。

遇到逆境，咬緊牙關，想著：「那些打不死你的，只會讓你更堅強」，這是新加坡移民社會磨鍊我的韌性和抗壓性，使我理解：人雖然不能決定自然生命的長度，但是能開闢生命的格局。

書寫，是為了遺忘，文字留存天地，讓讀者記憶，並且替作者繼續活下去。滋潤我的島國，我謹以文字回報。

(2016年 1月 1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海棠依舊

「海棠依舊」在北京故宮寶蘊樓前演出場景

我的手機告訴我，2015年10月13日，我創下了個人一天行走的紀錄，從早上五點半，到半夜十二點，我總共走了30526步。如果一萬步相當於7公里計算，我走了超過21公里！

那超過21公里的距離，接近於橫穿半個新加坡。不過，我的身體移動空間並沒有想像的遙遠，我主要只在北京故宮裡，來回遊觀，從天色濛亮，到夜幕漆黑。

「為這平生一二回」(刊2015年10月17日《聯合早報》)，我在故宮西南邊的武英殿外苦候6個多小時，為一睹「列女圖」、「重屏會棋圖」等傳世名品。然後穿過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進入乾清門，繞過乾清宮，到故宮東北邊的延禧宮，瀏覽有關編纂《石渠寶笈》的史料。

天空是人們說的「閱兵藍」，陽光將宮殿的琉璃瓦照耀得燦爛奪目。出了延禧宮，我租了一個導覽器，手掌大小的塑膠扁盒，上貼有故宮的地圖，每到一處「景點」，導覽器會感應，亮起小紅燈，自動播放該地的解說，清晰扼要。雖然以前也參觀過幾次故宮，最近連續兩年我三度進京入宮開會，較有餘裕在朝廷內外行走，加上導覽器的協助，除了時常被遊客伸長了的自拍棒打到頭，還是挺愉快愜意。

就這麼南北東西把故宮逛了個遍，彷彿熱身似的，為了迎接晚上的特別節目──「故宮人」自編自演的院史話劇，「海棠依舊」。

初次聽到「海棠依舊」的劇名，立即想到李清照的詞〈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向我介紹的李在中先生是李霖燦先生的公子，李霖燦先生的《中國畫史研究論集》是我學習美術史的啟蒙書之一，他發現台北故宮博物院鎮院之寶的「谿山行旅圖」上有「范寬」的落款，更是我講述題畫文學不可忽略的一件要事。從李在中先生口中說出的「李莊」、「北溝」……這些我以前在書裡讀到的地名，一下子變得活靈活現。那一頁故宮文物避難播遷的歷史，如今有了話劇「海棠依舊」，讓參與護送文物的前人，發出了時代的聲音。

尤其特別的是，這一次「海棠依舊」演出的場地，正是文物裝箱準備遷移的起點──「寶蘊樓」。寶蘊樓位於武英殿西邊，隔著內金水河，平時不開放參觀，是一棟今年剛好滿百年的西洋風格建築，原本為故宮博物院的前身「古物陳列所」的典藏處。

託友人之福，就在我離開北京之前的幾小時，我坐在寶蘊樓前的觀眾席，躬逢其盛。兩層樓高的紅色磚房，潔白窗框，樓前左右正好有兩株海棠，「海棠依舊」，原來如此。

1933年到1949年，故宮博物院的文物歷經南遷(上海，南京)、西遷(四川，貴州)，以及遷台(台中，台北)。當時參與這項重責大任的人員，如今幾乎凋零殆盡。幸好編劇王戈沒有讓他們埋沒，經由他的巧妙布排，借用了杜甫〈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的敘事結構，製作成三幕劇。選取最具關鍵意義的三個時空：1933年的北平；1944年的四川峨嵋，以及1948年的南京，呈現男主角顧紫宸為護送文物，不惜別妻離子，公而忘私的人生。戲的首末，從台灣返鄉的顧紫宸再見海棠花開，不禁百感交集。

這歷史的現場，露天舞台，民國風味的服飾和語言，我竟忘了演員們其實都是故宮的職工，也忘了今夕何夕。晚風徐來，海棠輕搖，是否招喚著故去的靈魂，同來回味82年前整裝出發時的心情？

王戈後來告訴我，那兩株西府海棠不是道具，它們就種在寶蘊樓前，四月開花的海棠，在劇組排戲的九月間，還開了一朵淡粉色的嬌蕊。

台灣導演鄭文堂2004年的電影「經過」，用動畫搭配角色口述的方式，也談起了故宮博物院文物播遷的史事。劇中男主角在電腦螢幕上打出：「時間只是經過，剛好留在這裡。」似乎文物運抵台灣，乃至於所有「物」與「人」的關係，都是「剛好」「經過」。

回觀「海棠依舊」結尾，青年顧紫宸向兒子講的故事：佛祖的兒子羅睺羅向佛祖索討遺產，於是佛祖讓羅睺羅出家了。佛祖的答覆，是用智慧和慈悲包容對「物」的執迷。

走出寶蘊樓，我和友人沿著故宮西牆往北方的神武門，步履匆匆，我得趕去搭飛機。仰望夜空，依稀可見星子。沒有月亮，沒有燈光，總覺得還聽到別的腳步聲，沙沙沙沙。

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海棠，還是依舊，捲簾人消逝於歲月山河。

(2016年 1月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關著的畫

看見被關在窗戶裡的這幾幅畫，我，套用網絡上常用的俗語──驚呆了！

這，應該不是裝置藝術吧？是為了吸引觀眾靠近一些仔細端詳，把畫關進雙層的窗戶裡，把解說牌平鋪在窗台？

我沒敢拉動窗架，不曉得可不可以打開玻璃窗，看得更清楚點兒。

就站在窗口，移動腦袋，左瞧右瞧，那幾幅被窗欞遮蔽部分畫面的作品，挑戰我一向的觀覽習慣和視覺經驗。

剛踏進新開幕的新加坡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這裡原本是新加坡高等法院和政府行政大廈，就感到目不暇給，迷失在階梯、迴廊和廳室之間，不知何去何從。

2006年，我曾在這裡欣賞過新加坡雙年展，那次的策展人之一陳維德(Eugene Tan)，正是現任的國家美術館館長。如果回溯和連結9年前和現在的觀展感覺，我想，顛覆視覺慣性、重組展品和展示空間的關係，可能是讓我在「驚呆了」之餘，又反躬自省的契機。

旅行時，最喜愛逛博物館、美術館和文化古蹟。在那裡，經過規畫設計和保留現場，可以具體而微地讓遊客概括認識該地的歷史文化、藝術創作，某種「鑑古知今」的意味。

所以，我以為的有意思的博物館、美術館和文化古蹟，是善於運用文物及藝術品，安置於合宜觀看的空間，輔以文字和影音，講述其自身故事的場所。是現場可見的「物」，被排列組合成故事的元素與情節，引導觀眾進入敘說的次元，從而產生「知」和「感」的理性和抒情反應。

就像拆解招數似的，有時候吸引我、令我驚豔的，並非展品個體，而是歸納衍繹的過程和想像，鋪陳於其中的脈絡和外顯的表達力。我經常站在展場的角落，宏觀全區，像一個置身事外的路人，觀察展場的動與靜。我想知道：觀眾究竟在觀展的經驗裡，獲得了什麼？我走進觀眾裡，聽他們的言談，那是最直接且即時的回響。

在新加坡國家美術館，開館頭兩星期免費參觀的人潮裡，我聽到了帶兩個小朋友的媽媽，指著鍾泗賓的畫說：「看哪！以前曬Kiamhi(鹹魚)就是這樣hang起來的…。」我在心裡補充道：「在50元的紙鈔上，就有這張畫哩！」我聽到導覽人向陳慶炎總統介紹徐悲鴻的《放下你的鞭子》，說徐悲鴻看了王瑩的演出而作畫。我曾在2008年於新加坡美術館演講，談過這幅畫，也寫了〈畫中戲，戲中人──徐悲鴻《放下你的鞭子》〉的論文，研究發現《放下你的鞭子》其實是徐悲鴻在芽籠「江夏堂」畫室「創造」出的「劇照」，是畫家「為情造圖」的產物。看王瑩演出而畫出另一幅《放下你的鞭子》的畫家，是司徒喬。

繼「關著的畫」的「震撼教育」之後，我重新調整了心態，開始思考觀看行為的細化，以及這座新美術館的內在邏輯。

過去我總在現代式的美術館行遊，無論展品是傳統或前衛，都不乏一個有方向、有主題、有次序的指引。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看「翠玉白菜」請上三樓；在巴黎羅浮宮，許多展廳的出入口都有朝向《蒙娜麗莎的微笑》的標示。這是蒐尋(search) 式的觀看，藉由展品分類，容易集中目的。

而在新加坡國家美術館，趨向於後現代式，無一定順序。空間的命名方式，像是 “UOB Southeast Asia Gallery”、“DBS Singapore Gallery”，雖然顯示了展品的區域性，觀者很難明確知道自己要看什麼、會看到什麼，於是隨興瀏覽(browse)。

既然是隨興瀏覽，眼睛未必會聚焦在展品，還包括周邊的空間，以及空間裡其他有意或無意的陳設。為什麼我要介意畫被關在窗戶裡？有誰抱怨過《蒙娜麗莎的微笑》前面的圍欄和守衛嗎？

新加坡國家美術館外，放大了的蔡名智(Chua Mia Tee)作品，蔡夫人李文彥(Lee Boon Ngan)的肖像，被向左傾斜45度角，置於建築物階梯突起的斜坡。無論從哪個視角怎麼觀看，都無法穿透，得到平整的視覺印象。我把這樣的景象當成預告，幾天後再度進入館內，準備更多被「驚呆了」的刺激。

(2015年 12月1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