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溪畔夜聽《鄉愁》

貴陽花溪的「東舍」，是巴金與蕭珊新婚時居住過的地方

小時侯

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

我在這頭

母親在那頭

長大後

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

我在這頭

新娘在那頭

……

小韻流暢地背誦著余光中的詩篇《鄉愁》，紮著馬尾的頭髮隨音律節奏上下晃動。

我微笑著看著她，花溪河的水聲潺潺，輕風略帶涼意，小韻剛結束晚自習，和父親一起來看媽媽的朋友─「新加坡來的台灣阿姨」。

父親是仡佬族，法律學教授；媽媽說自己「應該是彝族，被領導說『畫入黎族吧』，就變成了黎族人」，和海南島的黎族人一點兒關係沒有。父母的外表和語言、習性完全無異漢人，我看小韻也覺得和大陸其他城市的中學生沒有兩樣，穿著運動服、球鞋，在升學壓力下喘息著。

這兩天老師才教過《鄉愁》，小韻就全記著了，說：「這首詩挺好，好唸。」

我問她知不知道余光中是誰，她點點頭，說：「老師都教了。」

我讓她歇一歇，吃點水果。小韻的媽媽點了清香的都勻毛尖，我問她喝不喝茶？她看了看媽媽，媽媽倒了一杯給她。知道我是台灣人，小韻的媽媽特別囑咐店員，水果盤裡多擱些「聖女果」，原來是台灣的小蕃茄。

這茶座位於貴陽花溪的「東舍」，是巴金與蕭珊新婚時居住過的招待所，也是巴金完成小說《憩園》的所在。我們選了搭建在河上的露天角落，桌上一杯熒熒的燭光。

店員要求先結帳，說要下班了：「你們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吧。」為我們燃起驅蟲的蚊香，之後，兩層樓高的「東舍」便漆黑如墨，我們座椅旁的立燈也滅了。

小韻一直很好奇地看我，擔心失禮，發現我也在看她，便低頭喝茶。她說茶杯燙手，以口就著杯沿輕啜，媽媽說這樣不好看，便坐直了身子，拿牙簽插聖女果，插不住，牙簽追著水果跑。媽媽說：「手是乾淨的吧？拿起來吃也行。」

她嘴嚼著蕃茄，媽媽說：「妳是不是要問阿姨什麼？」

她搖搖頭。

「昨天不是妳們英語課還學了新加坡？」媽媽提醒她。

她一口嚥下，想了想，說：「夜間動物園的動物為什麼不睡覺？」

「妳去過夜間動物園嗎？」我反問她。

「沒有。」她說：「課本上介紹的，新加坡有夜間動物園。」

「寶貝妳想去新加坡夜間動物園玩兒的吧？」小韻的媽媽喜歡叫人「寶貝」、「親愛的」，昨天我聽她叫她的同事，還以為那是她的姐妹。

小韻點點頭：「想。」

我問她還想去哪裡？她說：「美國、歐洲…」

媽媽搶著說：「小韻的英語挺好的，小時候我們幾個鄰居還給她們同級的幾個孩子合請過加拿大的英語老師給她們加強發音，妳記得吧？妳那個英語加拿大老師叫什麼來著？」

小韻還沒想起老師的名字，媽媽又說：「我們這裡雖然是小鄉下，好的老外老師也是有的。」

「妳想去旅行？還是留學呢？」我問小韻。

小韻說：「不知道。」

一旁靜靜聽著的爸爸開口了：「旅行不難的，簽證麻煩一點。」又說：「等她考完高考，我們就要帶她出國旅遊。去台灣也行，關鍵是台灣還沒對貴陽開通旅客自由遊」

「是啊是啊！」媽媽說：「大學畢業，就出國留學，最好移民去！」

我問小韻：「妳想移民嗎？想移民去哪裡？」

媽媽說：「去哪裡都比我們這個小鄉下強！越遠越好，去了就不要回來！」

「小韻，妳如果移民去了，就更能體會余光中的《鄉愁》了。」我說。

「鄉什麼愁哇！全世界哪裡沒有中國人？哪裡吃不到中國菜？還有網絡視頻電話哩！」自信滿滿的媽媽說。


(2015年6月13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新加坡的世界遺產

照片說明：德川義親(左)。田中館秀三(中)。Corner博士(右)。那位女士身份不詳。

如果申請成功，新加坡植物園將是國內第一個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認可的世界遺產。

問問身邊的友人，島國有個世界遺產，什麼心情？什麼想法？

興奮、光榮、期待，增加本國自信、給金禧國慶很好的禮物…。

也有人表示「沒有什麼」。不會像一些世界遺產變成景區，參觀費用瘋漲，給政府帶來滾滾財源，新加坡植物園基本是免費向公眾開放，是不是世界遺產，影響的首不在營收利益。

以前住在大學宿舍，假日想帶孩子去植物園走走，孩子說：「校園裡這麼多大樹，還有印尼八哥和啄木鳥，這裡已經是植物園了！」

我告訴他：植物園不但有很多樹，還有很多花，是花草樹木的家，一個美麗的大公園。

帶著過去遊台北植物園的印象逛新加坡植物園，發現這裡不但清幽，還有一份雅緻。知道是英國殖民時期就成立的機構，卻總想著這裡彷彿貴族的苑囿，開放給老百姓享受些園藝的樂趣。

東方園林喜歡以小觀大，納山川天地於湖石流水，景隨物移，步步見新。新加坡植物園不刻意造景，讓人目不暇給的各種花木是主角，不待人的賞玩品評，它們在那裡自然展示自己，引發人對它們一探究竟。

是的，我們很快放棄品頭論足的主導權，花木不再是向我們爭美的少女壯男，它們是活生生萬物的一部分，類型各殊。同樣的，我們也只是萬物的一部分，膚色、語言、體態各殊。

東方園林的人文眼光難免有價值的判斷和意義的追求；而在植物園，我們只看到生命的各種表現形式。雖然人可以經由育種及雜配的手段，培養和改變植物，但那之前，思考的是認識它們、了解它們的原理，而後才是技術的操演作用。也就是說，在植物面前，沒有先驗的宇宙論和世界觀，沒有「實然」和「必然」，只有「已然」─它已經在那裡，你不必「見青山多嫵媚」，青山見你，不是青睞，也不是白眼，你是個脊椎動物。

在生物的世界，人在自己製造的戰爭中自相殘殺，能夠擺脫「敵」、「我」的對立，共同探析和理解生物世界，現在想來，也還不是輕易的事。1942年2月，新加坡被日軍占領，和所有機構一樣，植物園也被接管，當時的副園長Edred John Henry Corner (1906-1996)在他的回憶錄裡，記敘了日據時期的生活和經歷。

Corner博士出生於倫敦，父親是外科醫生。由於天生有些口吃，他知道自己當不成老師，於是轉向生物研究，對真菌和苔蘚特別感興趣，大學畢業後便來到新加坡植物園工作。日本占據新加坡，他不忍心13年的研究心血被無情地破壞，和日本東北大學來的地質學家田中館秀三(1884-1951)一起，向有「馬來之虎」之稱的山下奉文（1885-1946）將軍直接談判，包括植物園、博物館、圖書館的文化資產都應該受到保護。

山下奉文不敢對文物造次，由於背後有軍政顧問德川義親(1886-1976)的督導。德川義親侯爵是尾張(今名古屋)德川家的第19代當主，也是個植物學家。Corner博士的回憶錄，便是在得知德川義親死訊之後寫的，出版於1981年，書名是The Marquis: A Tale of Syonan-to(侯爵：昭南島的故事)。石井美樹子於次年將本書翻譯成《思い出の昭南博物館》(昭南博物館的回憶)。

田中館秀三在1943年7月歸國，接著到任的是京都大學植物生態學家郡場寛(1882-1957)。郡場寬和Corner博士共同研究熱帶植物，催熟了Corner的「榴槤理論」。

Corner博士不諱言日本人對華人的殘酷殺害，也沒有美化和他合作研究的日本學者多麼仁慈寬大，掠奪與占有，本就是侵略者的目的。在日本戰敗後，Corner博士寫到郡場寬教授桌上的手槍，兩人的俘虜/監視者身份互換，該如何面對這樣的景況？

在Corner博士的書裡，我注意到他用了「尊敬」這個字詞，是對學問、對學者，也是對大自然的尊敬。唯有懂得「尊敬」的人，才能超越一時的對立，善待眾生。Corner博士的公子John K. Corner寫了My Father in His Suitcase: In Search of E.J.H. Corner, the Relentless Botanist,另一視角的植物學家人生。      

如果要說新加坡植物園呈現的世界遺產，我想，是我們對於人與物的「尊敬」，以及「超越」對立的態度，這無須聯合國認可。

2015年5月1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2015年7月5日，新加坡媒體報導，新加坡植物園通過申請，成為世界遺產

四月望雨聽歌謠

這個四月，世界上好多地方在鬧水荒。島國新加坡經過3月29日國葬的暴雨洗禮之後，擦乾了涙水，重新振作精神，回到生活的軌道。我主持的南洋理工大學「台灣文化光點計畫」舉行了最後一場公開藝文活動：「四月望雨：台灣流行音樂長廊」；以及好友梁文福睽違35年的音樂作品演唱會「友情的細水慢慢流」。兩位「流行音樂之(教)父」豐富了我的四月，充盈著歌謠與回憶。

有「台灣歌謠之父」的鄧雨賢（1906-1944），創作過「四季紅」、「雨夜花」、「望春風」、「月夜愁」等四首膾炙人口的歌曲，這四首歌名的第一個字摘出，就是「四月望雨」。「四月望雨」也成了講述鄧雨賢故事的電視劇和音樂歌舞劇的名稱，鳳飛飛曾經演唱過電視劇的同名主題曲。我邀請了參與過音樂劇演出的楊豐彥先生帶了演出影片來和觀眾分享，借著鄧雨賢的作品，回顧華人流行歌曲的經典。

說起台灣開始有流行歌曲，還要聯繫到上海的電影。1932年，上海聯華影業公司出品，由阮玲玉與金焰主演的黑白默片「桃花泣血記」到台灣上映。當時為了幫助觀眾了解劇情，有擔任電影解說員的「旁白人」(辯士)，「桃花泣血記」的辯士詹天馬應公司宣傳要求，根據劇情寫了歌詞，由王雲峰譜曲，歌仔戲演員純純主唱，傳遍街頭，造成轟動。

從日本學音樂回台灣的鄧雨賢也受邀加入了創作的行列，並由台灣第一位「歌星」純純唱紅多首，深入人心。殖民政府把台灣百姓熟悉的旋律改編成日本軍歌，令原作者鄧雨賢大為不滿，憤而離職，到新竹教小學，來不及目睹日軍敗亡，便溘然長逝。一直到1980年代以後，隨著台灣國民政府對方言的鬆綁，只知歌曲，不知作者的情況才逐漸改觀。

「望春風」是我知道的第一首閩南語歌。小學生的我，隨收音機唱著：

獨夜無伴守燈下，清風對面吹；

十七八歲未出嫁，見著少年家。

果然標緻面肉白，誰家人子弟？

想欲問伊驚歹勢，心內彈琵琶。

我問媽媽；「什麼叫『心內彈琵琶』？」

媽媽說：「囝仔人有耳無嘴。」

我說：「沒嘴怎樣唱？」還有，是怎樣這個女生她喜歡的是臉白白的「表弟」？不喜歡「表兄」？

進了大學，聽說「望春風」是台大的「地下校歌」，第一次找歌詞來看，啊，「標緻」的不是「表弟」呀！

在新加坡聽見「望春風」，別有感觸。好老好老的歌曲，從大洋另一個島嶼飄來的相思，像是從很深很深的水底浮升，化作雲霧，降為雨露。

楊豐彥老師帶著南大中文系喜愛唱歌的同學，選了有代表性的歌曲演唱，同學們談到伴隨著歌曲的成長記憶，那些銘刻在生命中的音符，怎不讓人感謝天地間有如此真切貼心的聲情？

「四月望雨」是溫故；「友情的細水慢慢流」算是知新了。

認識文福之後，才知道我喜愛的一些歌都是文福創作的，他是寫詞譜曲的全才，稱他「新加坡流行音樂教父」毫不為過。和全場五千多人一起沈浸在新謠裡，稍稍補充了對1980年代以來新加坡歌曲的認識。

長達4個小時的節目很緊湊，洋溢著友情的純樸溫馨，經由文福的歌曲和投影相片，呈現了一位音樂人隨著新加坡建國發展的茁壯成熟。投影相片襯底，搭配手寫體的如詩短句，文青風格十足，也讓我想起自己從高中開始編輯校刊，就是同樣的調調，可以說，讓時下年輕人來看，是懷舊的味道吧。

我尤其欣賞「新加坡派」和「細水長流」這兩首歌。我曾經在演講裡介紹過「新加坡派」，這是具體而微的新加坡史，歌詞在演唱會尾聲時加了合於現況的內容，掀起熱烈的掌聲和歡叫。去年慶祝南大中文系十周年，我們選了「細水長流」當活動主題曲，全系師生大合唱。這次文福的演唱會開場和結束都以「細水長流」大合唱，凝聚所有觀眾的情緒，讓我非常感動！

四月望雨，讓歌聲隨雨絲化為涓涓細水，注入新加坡河，流向大海，任潮起潮落，永不磨滅的情懷。

(2015年4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雞鳴桑樹顛

「你希望在你死後留給人們怎樣的回憶？」

這個念頭經常在我腦海裡轉著。最近，轉得特別厲害。

曾經交織在我生命中的大學老師和同學，一別多年，再聽人提起他們的名字，竟已是天人兩隔。生時不牽掛；没時何慼慼，我這後來的思念也許無多少意義，但悄然回首，我慶幸與他們相遇相識過，並且感謝那一段美好的校園歲月。

如果沒有繼續讀研究生課程，我大概永遠不曉得羅聯添老師「冬烘」的外表下，其實相當開明。「唐代文學專題研究」課在台灣大學文學院第一研究室，也就是羅老師的研究室授課。我聽說羅老師對研究生特別嚴格，在大學本科時上羅老師的「國學導讀」課已經領教過「學海無涯，回頭是岸」。某日下課，一位同學把羅老師寫的《國學導讀》放在自行車前的籃子裡忘了帶走，跟我說擔心會被偷。

「你擔心車子被偷？還是書被偷？」我問他。 

他歪著頭愣了兩秒鐘，我們都笑了─會有小偷拿走《國學導讀》？那豈不真的是「雅賊」？

果然，過了一夜，《國學導讀》還好端端睡在椰林大道一輛中古自行車的籃子裡。

我說：「可惜，世風日下，小偷都不讀書了，有道是『學海無涯，回頭是岸』哪！」

大學三年級，我被選為中文系學會會長，羅聯添老師是系主任。我們張貼了系刊《新潮》的徵稿海報，海報上寫著西元紀年的收件截止日期。我被羅老師喚去系辦公室，要我把海報上的西元紀年改成民國紀年。我向羅老師說：「海報是新加坡同學設計的，他不懂得我們現在是民國幾年。」

羅老師很不高興，說：「外籍生不懂得，妳也不懂得嗎？」

我理直氣壯地回嘴：「寫西元幾年還是民國幾年有什麼兩樣？」

「共產黨才用西元紀年，中華民國沒有亡！」羅老師說話有很濃的鄉音，但這句話我聽得特別清楚，簡直是震驚了。在那個全台灣戒嚴的時代，一扯到「共產黨」，就是聯繫到白色恐怖，好大的罪狀。

我儘管不服氣，也承擔不了這麼大的風險，覺得還是不要招惹這位意識形態敏感的老先生為妙。只好委婉地請設計海報的同學修改，忘了當時找了個什麼理由，我也怕「共產黨」的聯想會嚇著他。

二十多歲的我，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羅老師為何那樣小心翼翼。系學會會長好像是同學和系主任的溝通橋樑，同學們對系務的意見會想透過我傳達給主任。一位新鮮人向我抱怨中文系的課程太傳統，內容古板枯燥，想轉去社會系。我傻呼呼地以為受同學之託跟主任反應，也許能讓課程安排有點起色，沒想到我以為一向深思拘謹的羅老師竟然毫不考慮地說：「叫她馬上轉系，中文系不需要這種學生！」

前幾年我在報章上讀到一篇好文，作者正是那年被羅老師「命令」轉系的學生，如今是某大學社會系的教授了。

帶著對羅老師的敬畏心情聽羅老師說：「兩個星期交一篇報告，研究生要懂得獨力做研究，題目要自己找，不要寫人家寫過的論題。」

雖然在修這門課之前探聽過，有心理準備了，一旦真的開始隔周做報告，才曉得在「學海茫茫」裡載浮載沈，哪裡是岸？我的研究生課第一次報告，談張九齡的詩，就被羅老師批評了一頓，狠狠的一桶冰水。來不及整理情緒，馬上就要鑽進圖書館翻書，尋找下一次報告的主題。現在我在《聯合早報》隔周寫專欄，原來是那時磨練出來的啊！

羅老師愛喝茶，上研究生課讓我們泡茶，邊喝邊談。喝茶愜意，泡工夫茶卻不簡單。班上一位韓國學長拜羅老師為論文指導教授，被老師指定泡茶，學長說：「這輩子沒泡茶給女生喝過。」被羅老師斥責：「什麼男生女生！你現在不練習，以後沒機會！」

一次在韓國學長首爾的家裡喝茶，見他熟練的動作，對各種茶葉和茶具的豐富知識，我和他的夫人被「服侍」得妥妥貼貼。我對他的夫人說：「學長在台灣學得了學問，也學得了做個尊重女性的好男人。」這是羅老師身教的貢獻吧。

最後一次上羅老師的課，老師帶我們去深坑爬山，休息時喝茶，讀白居易。老師健步，比我們的腿力還好。氣喘噓噓間，一隻公雞在平瓦房頂喔喔叫著，我說：「這隻雞太懶了吧？都中午了！」

大家七嘴八舌猜這隻雞是怎麼站上屋頂的？羅老師神態自若地說：「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一隻從陶淵明的詩裡飛來的公雞，成了我對羅老師的最後印象。

(2015年5月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沒有李光耀的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學師生寫悼念冊

「政府能讓人民信服，人民就能有幸福。」來自台灣的記者採訪我，問我「沒有李光耀的新加坡」會是怎樣？

我這樣回答。

3月23日，「沒有李光耀的新加坡」第一天，我如常去學校工作，同事們心照不宣地穿著素色的衣服。天藍地青，前一天下午閃電雷鳴，暴雨滂沱的景象已經一掃而盡。

平靜，平常，這個國家失去了一位從前的領導者，我沒有看見任何一雙疑懼不安的眼睛。

“By law.”

我舉了去年隨意塗鴉地鐵的德國青年被警方跨國追捕，回到新加坡受刑的個案。外國人犯法與本國人同罪，這是一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社會。多年前我剛到新加坡，就注意到此地大家喜歡講“By law”，公共標誌也註明 “By law”，十足的法治國家。

然而，依靠法律畢竟只能約束行為，新加坡的「小國意識」和「國民信約」才是基本從精神思想層面形塑「新加坡人」集體認同的重要因素。新加坡政府和百姓直接承認自己的「小」─土地、人口、自然資源…在在令舉國面對生存條件的現實，不敢掉以輕心。1966年就制訂的信約(National Pledge)，四種語言版本，凝聚共同的理念，成為超越宗教和種族的最高原則。

新加坡人給我的總體印象，就是大家都很勤奮。不管是主動還是不得已，大多數的人都是活到老，工作到老，還有一些培訓課程可以促進自我提昇。不像台灣必須度過農業轉型階段，新加坡獨立之初就為打造工商繁榮國家制定方針，幾乎不見像台灣因祖產土地增值致富的「田喬仔」，可以坐享其成。在新加坡，務實是當然的；在台灣，浪漫是美好的。

3月25日，我任教的南洋理工大學舉行了悼念李光耀先生的儀式，數千師生齊聚在禮堂現場和視頻轉播的教室。校長表達了他在1965年8月9日首次聽到李光耀的名字，以及他領導的新加坡建國的消息。學生代表用「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形容李光耀治國的成就。教務長談到他生為一個甘榜小孩，如何受惠於政府的教育政策，終而成為大學教授；他童年的居處讓位給高速公路，組屋裡舒適的設備讓他與家人過著新式的生活。教務長拭淚，我也禁不住模糊了雙眼。環顧四周，許多西洋面孔的教職人員，我們都是懷著肅穆恭敬的心情，自發前來。

我知道，南洋理工大學的校園前身是南洋大學，李光耀處理南洋大學的是非功過見仁見智，在這樣的「歷史場域」緬懷李光耀，別有感觸。課堂上，略顯疲憊的學生告訴我他們排隊去國會大廈向李光耀的靈柩致哀，「一種參與歷史的存在感」─學生表示，即使花了數小時只能匆匆行禮幾秒鐘。一位學生的父親甚至從國外趕回來，拖著旅行箱直奔入綿長的人龍裡。

新加坡政府的辦事效率，人民群眾的守份得體，從學生對排隊情形的描述中可以想像，這就是我告訴台灣記者的「新加坡人的教養」。新加坡人常自覺文化底蘊不如台灣深厚，但是從這些行為舉止觀察，我還是很肯定這樣的規矩秩序。文化不在逢年過節的張燈結綵放煙花；文化在最普通的生活細節裡。

3月29日，大雨中移靈，在海外交換留學的新加坡學生看著網路直播，說他「與祖國同悲」。李顯龍總理在國葬禮致悼詞說：李光耀先生最後一次住院前夕還在上華語課。我想：李光耀是認真充實地走了完一生，他去世後的哀榮顯示了他的成功。人們遺憾他見不到今年8月9日建國五十周年的慶典，據媒體報導：「五十年來，新加坡人富了100倍，長壽17年，這個國家不超過4%的人民失業，政府從來沒有赤字，總是奪下世界最適宜經商環境的第一名。」我不認為這叫「新加坡奇蹟」，這是新加坡全民努力的成果，新加坡人付出了心血和代價，並非「奇蹟」。歸功於李光耀，還有全民的貢獻。

新的一頁歷史正等待被書寫，我不能預測沒有李光耀的新加坡會有什麼變化，至少，維護公平合理的社會，讓大家信服政府的管理而能擁有幸福，是所企盼。

一直很喜歡新加坡國歌的旋律，現在，更願意和所有住在新加坡的人們共勉─Majulah Singapura！前進吧！新加坡。

(2015年4月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