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他远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到新加坡，领到南洋大学的学生证，住进一幢两层楼男生宿舍的二楼，成为南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的留学生。
不到两个月，学校通知他交回学生证，他“被转学”到新加坡国立大学。继续在称为“云南园”的裕廊西校园上课，一切似乎没有什么变化。
那时他已经是列宁格勒大学(今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四年级的学生，系上有两位中国籍的老师，他自认华语有基本的能力，觉得南洋大学的课程太容易了！班主任劝他：“慢慢学，好好学。”被公派到亚洲留学，除了在新加坡实际使用华语，他还初次接触方言，真正明瞭老师的良苦用心--华语，不简单！直到1989年第一次访学中国，1990年代在广州中山大学期间学习粤语，他仍然深感中国语文永远学不尽。
我从2006年7月移居新加坡，任教于南洋理工大学，开始涉猎曾经在同一地点兴学25年的南洋大学史料。翻阅毕业纪念册，才晓得现代文学作家淩叔华、苏雪林；汉学家潘重规、皮述民；书法家黄勖吾、张瘦石；文字学家李孝定，以及我在台湾大学的老师王叔珉、杨承祖等等，都曾经在南洋大学中文系作育英才。他们不但培养了南洋的华文教师、学者、作家、文化界及媒体界的中坚分子，还捐赠书籍、书画和甲骨文藏品，充实大学的图书馆和文物馆。
决定离开在台湾不需要教书的稳定学术研究工作，投身甫创立不久的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陪同第一届同学学习，我的人生转折点，不能不说，是基于感佩那些前辈师长的教育理念。即使南洋大学已经走入历史，他们走过的足迹，对于我这个外人，是日日重复的履痕。
遇见这位南洋大学的末代留学生傅乐吉(Sergey Vradiy)
教授，全然意料之外。他现在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志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专研亚洲社会政治思想史、近代中俄韩外交关系、东北亚近代史。在中央研究院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中，他得知我任教的大学，很兴奋问我现在的情况？知道那里以前是我的“母校”南洋大学吗？他张大的褐色眼睛在金丝框眼镜后面熠熠生辉：“我的中文名字，是我的新加坡尉厚老师给我取的！”
一定要重返旧地，他说11年前受邀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开会，匆匆造访了青年时留学的地方，可惜很多地方都找不到了。我说希望下次您再到新加坡，我们一起找找看。
在暑假的两次旅行空挡，迎来了傅乐吉教授和唐奖教育基金会的王任君秘书。我们参观华裔馆的南洋大学图片展，44年前傅教授求学时的蛛丝马迹，是否能见到？
手机里面的课堂片羽，有师生的合影。1960年南洋大学第一届第一名的Loo
Shaw Chang（卢绍昌）的毕业证书，让我们确认了华语研究中心主任的名字，原来不是姓“陆”，难怪找不到。在网上查到他2010年去世的消息。傅教授似乎内心一沉，说：“他那时很年轻啊！”
雨后天晴，我们再去探查傅教授照片里的实地。咦~他怎么坐在“南大”两个白色大字的草坡中间？
再仔细瞧瞧：哦，不是“南大”，是“南犬”—哦，是“献”字啦！
这是哪里呢？我只知道南洋大学建校纪念碑旁有“自强不息，力求上进”的大字。我们沿着南大湖改建的湿地公园往北走，任君秘书发现对面建筑和照片草坡上的一隅很像。一直走到体育馆，都没有找到类似的草坡。
带着这唯一找不到照片地点的遗憾回家，我想：傅教授想找操场和体育馆，说是在文学院附近拍摄，有没有可能是“传说中的篮球场”呢？我到南洋理工大学时，篮球场已经成为南大湖的一部分。
果然，过了两天，在“怀念南洋大学”的网站，看到了“锻炼体质 献身祖国”的白色大字，1971年左右，“祖国”改为“建国”。那正是在篮球场旁边，南大湖的西侧，旧教职员宿舍的下方。
再也不复的“献”字现场，紧紧揪住的，是始终不渝，献身汉学的志愿。
2024年7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善若水”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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