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紫陽書院與朱熹像 |
在新加坡,不管是大學食堂還是巴剎菜市場,我常被叫「小妹」。這裡叫的「小妹」,不是餐廳服務生的意思,而應該是指「年輕女性」吧?以我的年齡,被叫「小妹」,或許要當是恭維了,可是我沒有沾沾自喜。為此,我寫了一篇〈我不是小妹〉的散文(收錄在《北緯一度新加坡》書中)。
稱謂顯示的人際網絡,尤其是家族輩份親疏和父系、母系的血緣關係,對目前家庭人口較少,宗族往來較不頻繁的現代人來說,是一些難學會、難記得的專有名詞。假如一竿子都網羅在一圈裡,大家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貼相同的標籤,就簡單乾脆多了吧?
1997年,我第一次參加大陸召開的學術研討會。
和1990年首度「出國」就是「歸國」一樣,在那次「國際」研討會上,我是「國內」的「海外學者」之一。
動輒一兩百人的學術會議,初見世面的我還不習慣,認識的師長朋友也很少,只想安全地躲在人群中。不過那時與會的女學者很少,很容易就被注意到。聽說有「台灣來的同志」,好奇者來敲房門要求認識,詢問祖籍和近況,一會兒,我就成了「小衣同志」。
被「小衣同志」、「小衣同志」地呼來喚去,那時的大陸,「同志」與「同性戀」之間應該是毫無關聯的。
有的時候在會場,主持人會稱大家「各位代表」。我不清楚別的學者怎麼樣,他們可能真的是被所屬單位遴選出來,他們「代表」背後的某個群體,而我卻不「代表」我之外的任何人。
入鄉隨俗,在我宣讀論文時,也拗口地向「各位代表」請安。
後來發現,這「代表」可不能小覷,我雖不完全符合大陸統稱「無知少女」的條件,至少是個「無黨派」、「知識分子」、和「女性」;我不是「少數民族」,但在學術會議的場合總是外來的「少數份子」,會被主辦單位指定「代表」來自的地區。
為了研究「瀟湘八景」,我特地去湖南永州參加柳宗元研討會,以便一探瀟湘之美。從桂林坐火車去永州,由於聽不到車上廣播,也沒見到其他乘客,我一直不敢好好坐著,每進一站,便趴在打不開的車窗東張西望,生怕坐過站。
中午抵達永州,在車站外攔出租車,聽了我要去的地點,沒有一位司機願意載。一位彪形大漢跨坐在機車上,對我說:「上來吧!妳要去的地方封橋了,汽車上不了的。」
把行李箱綁在他的機車後面,我一手扶著隨時可能掉落的行李;一手抓住車椅橫桿,危危顛顛,將信將疑,被他載上路。果然,必經的一座橋前面架設了拒馬,機車左拐右彎,小心翼翼繞過拒馬,駛上橋面。
我問他:「為什麼封橋?」
他大聲回答:「妳要去的地方在開大會!」
我說:「開會?會議早上已經開幕過了!」
「是聽說開幕過了,可是還有海外代表沒到哩!」他說。
我正在納悶。他補充道:「還是個台灣代表咧!」
我「代表」了台灣。任職新加坡後,我又「代表」了新加坡,怎能不戰戰兢兢?
「小衣同志」的稱呼近十年絕響了,大家彼此尊稱「老師」。「老師」比等級性質的「教授」通用,剛取得博士學位的博士後研究人員也可以叫「老師」,好像又有一番平等的意味。
我在大學時便聽長輩稱別的老師「先生」,而且不分男女。所以我們稱「齊邦媛先生」、「林文月先生」。「先生」感覺古雅,女性的「先生」更感崇敬和知性。最近,「先生」的稱呼在大陸的古典文學界也時有耳聞。
和「先生」的復古風氣同時的,還有網路上發明和流行的名詞。學術場合被要求合影時,聽到青年學者稱我「女神」,「受寵若驚」!「女神」比「先生」更加恭維,也更加令我不知所措。
同志變女神。未來,還有什麼新奇等著我呢?
(2016年3月2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