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梅音的天堂歲月

鍾梅音繪「天堂之鳥」。余令恬女士提供

我愛新加坡，正因為這個國家雖然建在都市裡，可是街上有樹蔭，鬧市有野趣。      ─鍾梅音(1922-1984)

1969年5月，作家鍾梅音女士從台灣移居泰國。和她1948年隨夫婿余伯祺先生從大陸遷徙到台灣一樣，這位以家庭為重的賢妻良母，再次因丈夫工作的異動而轉換起居空間。不同的是，她開始了長達13年的異國生活，其中有八年多在南洋。

在泰國兩年三個月後，1971年8月，鍾梅音再隨夫婿移居新加坡，其間曾經遊歷馬來西亞，1977年7月移居美國。

鍾梅音熱愛南洋，早在1952年〈我的寫作生活〉一文裡，她便對南洋充滿想像，她嚮往「曼谷、吉隆坡，這些整年開著四時不謝之花的熱帶天堂」。八年多的南洋生活體驗，她形容為一生中的天堂歲月。「天堂歲月」也是她的一本書名。

如果說閱讀旅遊文學是張開面向世界的眼睛，鍾梅音和三毛是我的兩位啟蒙者，一位望向文明勝景；一位探密原始荒野。鍾梅音在1960年代環遊世界80天，寫下了《海天遊蹤》，在那個環台灣島旅遊都算隆重大事的時期，《海天遊蹤》裡豐富的知識，有趣的見聞，激發了多少像我一樣好奇的讀者的旅行夢想！

我比鍾梅音晚移居新加坡35年，重讀她書寫南洋的文章，她對南洋生活的全心投入與文化認同，35年後新加坡的「變」與「不變」，相映成趣。她盛讚李光耀先生治國有方，新加坡的組屋制度良善，值得台灣學習。在新加坡建國十周年，她對新加坡的進步發展寄予殷切祝福，對新加坡的文學繁榮抱著很高的期望。

一向被外人批評的「新加坡式英語」，以及「半調子」文化，她都很欣賞，她說：「新加坡人喜歡這種特別的Accent，似乎無意，也不可能，甚至根本不必要改過來─改得像誰呢？英國？美國？為什麼要完全像別人呢？新加坡就是新加坡，這是鄉土的標識。」「說到文化，有人批評不中不西，又中又西，沒有個性。我卻以為這『不中不西，又中又西』，正是新加坡文化的個性，事實上他們還混合著印度和馬來西亞的影響。」

溫暖的南國，合適游泳的氣候治療了她的氣喘宿疾。她在聖公會教堂受洗，成為虔誠的基督教徒。教會和游泳池是她在新加坡的另兩個家，她拜畫家陳文希為師，畫室也是她經常出入的地方。寫作、習畫、唱聖歌、鍛練身體，這些活動之外，更令我佩服的是她徹底實踐「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年近五十歲，學習英語和泰語，不但在日常生活使用溝通，還能從事兒童文學的翻譯工作。

翻閱鍾梅音譯著的《紅山》及《皇冠的奇蹟》，我還發現了新加坡式的簡化字。比如「要」字寫成上「又」下「女」；「獅」字寫成左「犭」右「西」，「信」字寫成左「亻」右「文」。歷史的痕跡鮮明。

因緣際會，承蒙曾慶華(Tom Tseng) 牧師介紹，我聯繫到了鍾梅音的千金余令恬女士。余女士告訴我，她記憶中的母親是：「她自小好學不倦，很有毅力，在泰國時學習英文和泰文，非常努力。她看上去很有風度，高貴而謙和。在新加坡時，和鄰居相處融洽，和當地的藝文界常有往來，交流活動。」余女士的父親於去年12月去世，追思禮拜上，懸掛的是母親畫的「天堂之鳥」。

不久，余女士寄來「天堂之鳥」的照片。那是南洋常見的植物天堂鳥，設色明朗，莖葉如有微風吹拂，充滿靈動活躍的生機，宛若鍾梅音天堂歲月的懷想與紀念。

 (2014年6月2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偷夢者的告白

2014年 6月 1日於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 (符詩專攝)

詩之於我，是非常私密的語言。

在眾人面前公開讀自己的詩，心中忐忑，好像是鼓起勇氣向暗戀許久的對象告白。

5月31日中午，和新躍大學符詩專教授去機場接鄭愁予老師夫婦。他們風塵僕僕，前一天才從湖北宜昌坐了四個多小時車到武漢，自武漢飛回台灣。在桃園機場附近過夜，再搭乘一早的航班來到新加坡。前往餐廳的車上，我拿出南大中文圖書館的《鄭愁予詩集》請他簽名，那是香港科技大學鄭樹森教授的舊藏，1973年版的老書。兩「鄭」同「書」，或有別趣。

午宴席間，「讀鄭愁予的詩長大」的新加坡詩人們，猶如回到了少年時代，現出了「粉絲」的「原形」。潘正鐳先生拿出「海外孤本」─1972年商務印書館版，鄭愁予的《衣缽》，請詩人簽名。我們啜飲著鄭愁予帶來的濃情厚意，那一罈隨著他旅行，從金門坐船渡過台灣海峽到廈門，行經長江，再飛回台灣，又越過南中國海，終於降臨新加坡的陳年高粱酒，令人身暖心醉。

「島嶼．文學．影像」的活動緊湊，杜南發先生從「島嶼」意象談到孤獨、漂泊與追求，這正是藝術創作的動力和人生的境界。我請鄭愁予老師讀他膾炙人口的詩─〈錯誤〉，他沈渾溫朗的嗓音娓娓唸出：「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全場兩百多位觀眾屏息靜聽，好一會兒，才響起掌聲。

新加坡之行匆匆五個小時，鄭愁予老師被接到海峽對岸的新山南方大學學院。我陪同的這三天期間，聽過他三次朗讀〈錯誤〉，或許環境氣氛不同，回味起來，覺得在新加坡初次聽到的感受最為強烈。過去想像的詩意畫面，有了詩人的聲音融入，情韻深切。

雖然鄭愁予老師強調〈錯誤〉藉著古代閨怨詩的形態寫家國之思，和我一樣在青春藝文萌動時讀這首詩而綺想聯篇的人還真不少。羅伊菲女士中學時寫的小說《永遠的微笑》；友人柯思仁的第一本書就叫《達達蹄聲歸來》；我的第一本小說《踏花歸去》，也隱含了〈錯誤〉的丰緒。

承蒙南方大學學院資深副校長王潤華教授不嫌，邀我參加該校第一屆南方詩歌節。我本想既然陪同鄭愁予老師夫婦前往新山，理應為獲得詩歌創作比賽的桂冠獎得主鼓掌，便欣然答應。豈知竟有榮幸也在詩歌節「獻聲」，讀自己的詩。

12歲開胡亂塗鴉，暑假住彰化外祖母家，終日閒晃，在舊日曆紙的背面寫童話，一隻鄉下公雞去台北流浪的故事。零零星星，也寫起不知算是詩還是不成曲調的歌詞。初中時書包裡總有一本小冊子，繼續寫，「少女情懷總是詩」，「為賦新詞強說愁」。另一本尺寸稍大的作業簿寫小說，讓好同學傳閱；詩冊卻像寄不出的情書，只敢獨賞。

不可告人的詩／私情，一直在我的書寫最底層，喃喃自語。我很少發表，更沒妄想列於詩人之林。

南方詩歌節裡，交響著華語、英語、馬來語、淡米爾語的韻律節奏，即使聽不懂，做為共同名字的「詩」，是那麼生動感人。

我硬著頭皮輕輕唸出我的詩─〈偷夢〉：

我進入你的夢中

偷走了你的夢

夢中的你

正穿越一個個房間

尋覓我

我在你身後

幾度忍耐

呼你的名

拍你的背

──是你在找我嗎？

還是  我進入了   偷來的

你的夢中

等你

轉身來看我？

鄭愁予老師後來告訴我：妳的詩在所有的節目裡顯得很別別致。男性的詩，是馬字邊的「驕」；妳的是女字邊的「嬌」。像李清照的詞─嬌，而且帶點兒俏皮，真情流露。

偷偷寫詩作夢的我，陶然於告白後的羞怯。

「是誰傳下這詩人的行業 黃昏裏掛起一盞燈」，生命旅途的野店裡，「有人交換著流浪的方向」─以「詩」照亮。


(2014年6月1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寫的人比讀的人多

"Loud Sparrows: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Shorts" , edited by Howard Goldblatt, Aili Mu, and Julie Chiu. Publish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24, 2006)
其中收錄我的幾篇極短篇小說英譯

和台灣的出版社聯繫，社長說：「文學出版事業蕭條，寫的人比讀的人多。」

什麼時候，寫作如此興盛了？

人人都可以寫，可以出版，二十世紀以來，沒有如此蓬勃過。

有了網路博客，有的人發佈日記；有的人公開照片、影音，原本屬於私領域的事，都能夠群體共欣賞。以前認為出版書籍是很了不起的，沒有書寫的功夫和廣博深刻的見地，不可能出版。出版造成讀者效應，便會成為「名人」。

如今，出版之前最好先「出名」，名人的大小事都有人想知道，這叫做「公眾人物」的「公眾吸引力」。有了公眾吸引力，出版什麼都可能賣錢。書籍不但是商品，也是消費品，甚至消耗品。在有限的居家空間裡，愛書藏書是奢侈的行為，如果是所謂的「休閒書刊」，幾乎沒有收藏蒐集的必要了。

所以，把書寫當成嚴肅的事完全是老派的觀點，把寫正確的字當成文化水平的象徵更是古板了。在網路語言裡，文字是為了「達意」，意思到了，別人能懂得就好，同音字、形似字，乃至於符號圖象，能夠表意的就算數。而且越口語，越淺白越好接受，這真要拜五四新文化運動之賜，讀寫能力普遍化，才造就了許多能寫、愛寫的人。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陳獨秀等人倡導的白話文寫作當然是成功的。不過， 白話文真的是「我手寫我口」嗎？朱自清、聞一多、徐志摩等人，其實在努力揣摩白話的「美文書寫」，也就是一種近乎口語，帶有修辭美感的「白話書面文」。

這種「白話書面文」的許多語彙根植於古典，融合化用成語、詩詞，成為可誦可讀的作品──但有的人嫌它做作，譏之為「文藝腔」。即使叫人不必讀中國書，尤其不必讀中國古書的魯迅，也是在傳統文化藝術的滋養中成長。五四時期的文人都能做文言文、寫舊詩，那是他們為學的基礎。我以為，從他們的學習歷程看來，寫白話文和新詩是更有挑戰性，也更不容易的。

余光中、張曉風等作家念茲在茲的「國文淪喪」，不僅僅是語文教育、教材的問題，世界的趨勢，都在傾向輕薄短小。作家以寫長篇小說為考驗及確立個人的寫作地位，但是放眼書店，除了武俠小說，連長篇的文藝愛情小說恐怕都乏讀者問津。一看到厚如磚塊的鉅著， 許多人都避而遠之，說沒時間讀完，看了很累。

不是說輕薄短小就價值低落，如果滿紙贅言廢話，還不如長話短說。我寫極短篇小說，也嘗試用精簡的文字練習小篇幅的文體，有幾篇被翻譯成英語，收錄在"Loud Sparrows: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Shorts"(喧鬧的麻雀：當代中國極短篇小說)書中，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

這是講求效率和迅速的時代，花三十頁酌磨一個場景，一段情節，變成讓人不耐煩的閱讀過程，我們總想快快翻到結局，這樣就表示我們讀過了。畢竟，這還是「有讀」的。大家的發表慾在網路、在媒體施展身手，大家都能寫，但是不一定讀別人寫的內容。

如果把書寫比擬成說話，那麼就是說的人多，聽的人少，自說自話，各說各話，不太關心別人說了什麼。自己說的話，想讓別人聽；卻不愛聽別人說了什麼。經營出版社的人當然要大嘆「五(月)窮六絕七上吊」，擔心虧本垮台。可是想出版書的大有人在，誰來出版呢？名人總歸是少數，大部分的寫作者怎麼辦？

以前詩集被說成是「票房毒藥」，詩人往往自費出版。現今，懇求出版社出版而作者出資的，還有學術書籍。學者之中也有名人，未成名或是成不了名的作者，為了得到認可，有工作崗位的現實需要，不得不加強出版，這行業也是「寫的人比讀的人多」。有的學者著作產量高，但是不看別人是否寫過，不管相關論題的過去研究成果，一味閉門造車，學術又是很「小眾」的「圈內人」範圍，用收費出版的方式，至少應該可以養活出版社吧。

網路上以「點擊率」為評估，不管寫什麼，仍像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比讀者還多的作者，都在期待知音。

(2014年5月3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