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3/31

空中

空中鳥瞰柬埔寨洞里蕯湖水上人家

我驚訝地望著他。他說得認認真真。我不解。
「遺言已經交代好了。」他說。
我沒聽錯吧?這位一口流利華語的日本漢學家,提到他今天的「最後一次課」。
明天他要啟程飛往外國。
我說:「先生真會說笑,是交代學生休講時應該讀的書和功課吧?」
他搖搖頭:「不不,也許不能回來繼續給學生上課呢。還是說遺言吧。天有不測風雲…」
「何況,我們飛行在風雲裡…」我在心底說。
經常能感受到日本人做事的周到細心。到東京與他見面的第一天,他拿出記事本,滿懷歉意地表示:我參訪期間最後幾天,他已經接受邀請,要去他國開會,不能全程陪同。提前安排送別餐聚,很不禮貌。我也為叨煩主人,特地為我撥冗破費而表達謝意與歉意。
「不好意思」,用致歉代表道謝,這種日本式的情感呈現方式台灣人大部分也都很習慣了。雖然有流於俗套之嫌,我曾經稍加克制,不過,在日本幾乎天天說,也天天有人對我說。
為我安排的送別聚餐,第二天要離開此地的其實是主人。他說,不知下一次見面在何時何地,要好好地,互道珍重。我們一年總有幾次需要飛行,每一次飛行都彷彿冒險,把生命交給別人。所以,如果回不來,家人和學生,這些我們周圍最關心最親近的人會有什麼反應呢?先把「最後的話」說了,可能自己沒有遺憾吧?
「人生的遺憾是沒有好好的道別。」我想起李安導演的電影「少年PI的奇幻之旅」,這句話讓我反覆咀嚼。
過去,從台灣島的北邊到南邊,一般正常的車行時間在7小時之內,或許這造成了我的「交通時間感」,搭乘超過7個小時的汽車或火車,讓我焦慮和煩躁,坐立不安。只要有飛機可選擇,我不想坐車。
有人告訴我,別在乎節省那一點時間,坐車比飛機安全平穩,我總反駁:在地面發生交通事故的比率高於空中。還自以為瀟灑地說:從空中墜下死得乾脆,我可不願因為車禍傷成殘廢遺害家人。
我的朋友裡,也有和我一樣喜愛飛行的。愛吃飛機餐、愛看飛機上的影音節目(為此不眠不休,還捨不得到達目的地),可惜個人不能符合當空服員的種種條件,否則一定投身飛行工作。我曉得許多國家都有培訓報考空服員的補習班,韓國的大學還有專門的空服員科系。
本來放在衣橱上方的旅行箱後來立到了牆角,「飛翔」成了我2013年的關鍵詞。離開地球,遨遊空中,想像《莊子》裡御風而行的列子,逍遙。
逍遙,沒有亂流引起空中顛簸的話。
我也寫過遺囑,在空中。
一次臨時必須回台北,直飛的航班訂不到機位,只好去香港轉機。返程依然要經過香港。
吃過餐點,看完一部電影,飛機還在空中翱翔,看看手錶,竟然已經過了三個小時。我記得這班飛機比預定的時間晚了半個多鐘頭起飛,但是從台北飛香港要不了兩個小時,怎麼回事?
難道─我搭錯了飛機?
我急忙搜出登機證查看,沒錯呀。
這時,機長廣播了:香港有颱風侵襲,風速過劇,飛機無法降落,現在折返台北。
被颱風颳這下子,會錯過我接著要搭的航班啊!
飛機降落台北。無風無雨,萬里晴明。
第二天我有重要的工作,今晚非得回到新加坡不可。我請求空服員讓我下飛機,打算在機場買直飛新加坡的機票。
空服員問我:「妳確定今天還有直飛新加坡的航班?而且有空位?」
我打開手機,上網查詢,並且聯絡台北的家人。是的,還有機位,50分鐘之後起飛。
我要求下飛機,我不要去香港了。
空服員勸我:來不及的。妳要取出托運的行李,還要再買票,然後辦登機手續…
我打開安全帶的扣鎖,我不要再飛去颱風圈裡。
空服員說:「我們很快就會再起飛,妳別站起來!」
20分鐘之後,飛機重新起飛。
盤旋香港上空,機身上下擺動搖晃,乘客們連連尖叫驚呼!
窗外的雲霧一陣紅一陣橘一陣黃,不知是飛機的燈光,還是天空的閃電。
我聽到嗡嗡作響的聲音,不知是來自耳朵裡,還是機艙中傳出。
機長廣播要大家坐好,繫穩安全帶。我們繼續嘗試降落。
不要降落了吧?飛回台北吧?機長你別勉強哪!我哪裡都不去啦!
我聞到嘔吐的味道,控制自己的呼吸。
頭暈。掙扎著拉出前方座椅下的皮包,翻出記事本和筆,我歪七扭八地寫著遺囑。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我的肉身,以及我的遺囑記事本,到了大海裡,只是泡沫。

(部份內容刊2014年4月5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2014/03/22

岡倉天心的理想

岡倉天心書蹟

“ASIA is one.”
1903年,日本美術教育家兼美學家岡倉天心(1863-1913)在他的 “The Ideals of the East”(《東洋的理想》)裡,提出了對後人影響深遠的「亞洲一體論」。他說:「亞洲是一體的。喜馬拉雅山的區隔只是為了強調兩大文明的特色─孔子的集體主義所代表的中國文明,以及吠陀的個人主義所代表的印度文明。然而,即使是白雪覆蓋的屏障也一刻不能阻礙亞洲民族終極的、普世的博愛精神。」
十多年前初讀《東洋的理想》,友人告訴我,這是一本促成日本侵略亞洲其他國家的書,提醒我不可輕易接受。
我不解,岡倉天心說世界三大宗教發源於亞洲,中國和印度等古老文明國家傳遞的「愛」與「和平」信念,始終造福著全亞洲人民,而且應該被推揚到整個世界。這種帶著浪漫情懷的思想,何以會被軍國主義者利用?
面對強大的西方,最早實行現代化建設的日本,自認為是當時亞洲國家之牛耳。日俄戰爭勝利後,更加強了日本稱霸亞洲的氣勢。明治時代的日本知識分子被思想史家竹內好(1908-1977)和橋川文三(1922-1983)歸納為兩大類型,一是如同岡倉天心的「亞洲一體」論者,所謂「興亞派」;以及福澤諭吉(1835-1901)主張的「脫亞入歐」論者,所謂「脫亞派」。雖然在行動上,日本的確向西方靠攏,情感和文化的「亞洲認同」,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刺殺伊藤博文的朝鮮人安重根;推翻滿清帝國的中國人孫中山,都在相當程度上主張「亞細亞主義」,意欲聯合亞洲國家對抗西方霸權。歷史的發展證明「亞細亞主義」畢竟是簡單的「理想」和「假說」,在用武力「實踐」的過程中,亞洲國家不但沒有成功對抗西方,二次大戰以及後續的冷戰格局,更讓新崛起的美國主導了瓜分國際利益的大權,一百年前的「歐洲中心主義」轉而成為「美國中心主義」。
意識到本國或區域文化主體性的被消解,一些學者重新提出了亞洲論點。日本溝口雄三教授的《做為方法的中國》,試圖以中國研究為方法學,走向理解世界。中國的孫歌教授在《亞洲意味著什麼?》裡,梳理百年來日本的亞洲論述。韓國白永瑞教授的《思想東亞:朝鮮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則是站在「雙重邊緣」的立場,思考「東亞共同體」的可行性。臺灣陳光興教授的《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主張臺灣應該「脫美入亞」,尋求亞洲國家相互參照,互為主體性的自我轉化。
我對東亞文明的研究,可以說是在類似的思維狀態中形成。我的求學經歷,直接回應著清代乾嘉考據學說和歐美「新批評」,乃至接連引入臺灣的西方文化理論的衝擊。摸索著做為中國人以及臺灣人的身份定位,把歷史的時間觀念放在地圖上展開,與其強調批判性和對抗性,我更願意審視「西方」究竟對我有什麼意涵,為何我安心做一個亞洲人,並且希望從文物、藝術以及文化意象等面向,設想亞洲為世界提供了怎樣的共享資源。這也許是對岡倉天心理想的另一種實現方式。
今年二月,我應韓國外國語大學邀請前往演講,這是繼2009年我應邀演講東亞「瀟湘八景」詩畫之後,再度回到該校的講臺。我談王羲之《蘭亭集序》從古至今對中國、韓國和日本的書法、繪畫、文學和雅集文化的影響。在結語時,我說道:研究東亞文明,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但我並不認為要用「中國本源論」、「中國中心主義」來取代西方,就能夠得到平等和平衡。東亞的共同文化遺產,就看世人怎樣汲取養份和再生產。
就像岡倉天心因為費諾羅沙(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 1853-1908)的影響和激勵,重新從文物調研的結果,肯定日本美術的價值,我們也應該看重「西方」做為「他者」的對照意義。地球上的任何一點都可以是中心,亞洲不是世界的邊緣,尊重別人並且認識自己擁有什麼,才能找到與亞洲國際間對話的切入點,也才能宏觀世界。
岡倉天心晚年有詩:「仰天自有初,觀物竟無吾。星氣搖秋劍,冰心裂玉壺。」岡倉天心的日本文化優越感固可質疑,濫用岡倉天心東洋理想的野心份子和誤解他的讀者,豈可不思。

(2014年3月2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