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NTU到NTU

我的第一本小說集《踏花歸去》，封底有一張作者照片，學生看見了，問我：「怎麼有那件NTU的T恤？」

那是大學時朋友送給我，台大溜冰社的T恤，雖然我從來沒有參加過溜冰社。

我想我的學生們想問的是，怎麼我的T恤上剛好寫了他們學校的縮寫。

是的，台灣大學和我現在任教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一樣，都是簡稱NTU。

只是巧合。

人生的機緣巧合，讓我在離開台大NTU十一年後，走入了另一個異國的NTU。

我喜歡NTU。在新加坡坐上計程車，說聲「NTU」，司機就會知道，如果遇到的是華人，年少時又讀的是華校(而非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英校生)，往往可以聽一段新加坡的教育歷史。

好幾次我糊里糊塗只報了「去台大」，被計程車司機載到了台大醫院。

可能我無精打采，像個病人吧。

在台大讀了十二年書，好像和青梅竹馬的情人一起成長，以為彼此永遠不會分開。

直到確定必須分手，在杜鵑花城的最後一個春天，昔日俗豔的繽紛突然對我投以陌生的眼光。文學院的流蘇失去了細雪飄風的浪漫，欖仁樹也蒼老了許多。我漫步到醉月湖，大學聯考過後，我帶了課本和參考書到湖邊摺紙船，那時的我，又以為暗戀的台大絕不會對我展開懷抱。

無心插柳，卻綠柳成蔭。聽著傅鐘的聲響，離開傅斯年先生的墓園，我的活動場域，轉到了南港的傅斯年圖書館，然後又從南港漂遊到了南洋。

日前在課堂上向學生們談起王叔岷老師，聯想到傅斯年；讀著台靜農老師的書，說著海峽兩岸的學術傳承。剎時腦海閃過台大文學院二樓的窗景。我曾經坐在窗台上聽方瑜老師講唐詩，看著林文月老師從樓下走過。

什麼是大學的宇宙精神？如何要「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呢？

從NTU，到NTU，我才明白我始終啜飲著文化的甘露，並自期湧泉以報。

(為台大中文系而寫)

茶涼

2004年王老師壽宴


為了寫哀悼王叔岷老師的唁文，上網想多查一些有關王老師的資料，同時，更想知道網路媒介如何報導王老師逝世的消息。

結果，意外地，王老師晚年長期執教的台灣大學中文系、擔任學術諮詢委員的中研院文哲所的網頁上，一點訊息也沒有。王老師任職的中研院史語所，在首頁刊出了消息，不過內容有誤，把王老師的詩集《南園雜詠》寫成了《南園雜誌》。台灣中國時報在8月26日登的新聞，大概是從史語所得來，也寫成《南園雜誌》。我是8月27日收到國科會寄來，台大中文系請國科會代發的電郵，公告訂於9月2日於台大文學院舉行追思會。

王老師雖然一生作育英才，著作等身，但不是學術界的明星，更非社會要聞之主角，哲人其萎，媒體反應冷淡不足為奇。一位大陸的網友不知在哪裡得到了王老師逝世的消息，在部落格發布，語末又帶著保留的口氣表示：沒有在台灣的媒體看到消息，不能證明真偽。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我是很尊敬的。

我們已經活在被媒體操控的時代，平面或電子的新聞，尤其是網路，是資訊的來源，也是謠言的淵藪。好像是在「百度」上，看到寫著王老師1973年退休，其實應該是1983年。1973年時，王老師還在南洋大學教書。網路上所有關於王老師生平或小傳的文字，幾乎都抄襲複製這一資料。更可笑的，竟然有「王叔岷，複姓王叔，名岷」的說法，簡直荒唐離譜極了。

一生研治訓詁校勘的王老師，在天有知，恐怕只有搖頭嘆息。身後的世界，即使曾經任職的單位，連他的著作書名都會寫錯，何況小輩們信筆胡謅，廣為流布。訓詁校勘，果然是「絕學」啊！

人走了，茶就涼了。

日後，也許連那茶杯也杳如黃鶴。

從容

北京奧運閉幕那天，讀到台北媒體訪問英國駐台代表，對於四年之後倫敦奧運的期許。

受訪者回答：「倫敦不需要向世界證明什麼。」

一派從容與自信。

言下之意，似乎反襯了此次北京奧運的刻意與著急──急著向世界證明自己有能力擔當重任。

都說是「盼了百年」，爭取到主辦權時，那欣喜若狂像是打了世界大戰的勝仗。

所以要辦個「有史以來最好」的奧運。

我也為北京高興的。不是為能夠「與國際接軌」、「站上世界舞台的中央」，我相信，奧運會造成的改變，能夠為蓄勢待發，蠢蠢欲往大國行列崛起的中國，帶來炫耀其自身榮光，以及暴露其卑微空虛的反思。

這對一個幾番浮沈興衰的古國是正面的刺激。

看開幕和閉幕式，動輒爆裂夜空的煙火，已經麻木。像是性興奮過度卻無法射精，只有焦慮。

五十一面金牌，壯盛的體育強國。在看到超過二十面金牌時，我已經厭倦奧運的消息。

那裡面只有奪金的壓力。我同情那些宛如機器的運動員，並且深深佩服他們的努力，可惜我絲毫沒有欣賞比賽的愉快感覺。

絕非我對中國存有偏見。也許我對國際各種運動比賽關心得太少，競技場上本來不是為了觀眾的視覺享受，而是現實的選手的職業生命。

但是能不能容得下一點「即使輸了，也很好看，很了不起」的餘裕呢？以成敗論英雄，果真是千古不移之理嗎？

是否因此，許多從小學習各種「才藝」──音樂、舞蹈、跆拳道等等的孩子們，在比賽或「晉級」失利後，就放棄了原本的「興趣」？「興趣」那麼不堪一擊哪？

這不算是風涼話吧。我的職業，也存在著「成敗論英雄」的危機感。

要求一定的期限，發表一定數量的學術論文，如果達不到「指標」，飯碗便不保。

於是，自己也進入了「生產線」。當學術研究工作和教育職責在時間分配上衝突時，「識時務者為俊傑」？還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經常有人拿張愛玲的話「出名要趁早」來做口號，雖不是重視青春貌美的演藝事業，出名與否也變為成功與否的判斷條件。

《論語》裡不是說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嗎？

人家不知你有多大本事，有多響亮的名聲，就要想方設法露臉和證明。露了臉，證了明，這就揚眉吐氣了嗎？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有的人離開了江湖，就是死魚一條；有的人明明已經是死魚，還賴在江湖，都說是「身不由己」啊！

我真羨慕自信與從容的人，無論在不在江湖、在哪一道上的江湖，都可以不必拼命去證明什麼，時而放射煙火般的光采，像與契合的人，相知相惜，輕鬆喜悅地相愛。

蓮盡人已去──敬悼王叔岷老師

我對王叔岷老師的最深刻印象，是在2004年的春天。

發生過驚人的「三一九槍擊案」的台灣，乍暖還寒的氣候裡湧動著民眾渴望真相大白的熱情，九十歲高齡的王老師囑咐女兒王國瓔教授推著輪椅，帶著旗幟，陪同他走進街頭的人群。

國事怔忡，即使身體日益虛弱，記憶力大不如前，在王老師家聽國瓔教授說起父親的堅持，突然頓悟了什麼是「慷慨悲涼」。王老師畢生研治莊子與陶淵明，豁達大度，不忮不求，看似超然塵俗，有如清風明月，竟也有「天下興亡」的義憤。

我對王老師知道的太有限，只旁聽過老師在台灣大學開設的「斠讎學」和「詩品」課，還記得老師說《詩品》的作者「鍾嶸」的「嶸」，應該讀同「紅」音。老師的皇皇巨著《莊子校詮》、五冊的《史記斠證》等等，令人望而生畏。即使硬著頭皮翻閱，還是尊敬瞻仰的成份多，絲毫不敢奢想「有為者亦若是」。因此，我不是和老師十分親近的學生。然而，機緣巧合，王老師是我所任職研究所的學術諮詢委員，偶有拜會老師，或是賀壽的聚餐，我也就「混」在人間湊熱鬧。

去見王老師，我總是故意穿著大紅衣衫，我想老人家也許喜歡鮮亮活潑的色彩，有吉祥如意的兆頭。即使憂慮時局，在老師面前還是開開心心，談笑無際。那時，王老師已經不大能記得所有的人，可能正由於如此，本來在師門之外的我，才斗膽放肆的吧。

聽說王老師不吃圓形的食物，又聽說老師退休後愛穿牛仔褲、吃漢堡，我問老師：「漢堡不是圓的嗎？」

老師說：「壓扁了就不算圓的了！」眾人大笑。

後來捧讀王老師的回憶錄《慕廬憶往》，裡面也寫著老師幼年逃難，拒吃玉米和豆類，寧可挨餓和挨罵；老年卻不願違女學生勸食的美意，把湯圓壓扁了吃，真是一絕。

《慕廬憶往》裡讓我見到了孜孜矻矻專注於校勘考據學問之外，流露真性情的王老師。其中談到在南洋的經歷，以及尊師重道，令老師感動的星洲學生們。

1963年至1981年間，王叔岷老師在新加坡大學、馬來亞大學、南洋大學，以及合併後的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任教，並擔任南洋大學中文系最後一屆，也是與新加坡大學合併後的第一屆中文系系主任。前後近十七年中，在南洋大學就過了九年多，時間最長，對南大情意也最深。

在王老師的詩集《四餘齋詩草》、《南園雜詠》、《舊莊新詠》中，時時浮現星洲時光的履痕，尤其1981年出版的《南園雜詠》，更是篇篇作於南大。王老師自號「慕廬」，正是在南大期間。他年屆五十，台海兩岸阻絕，未能孝養高堂，後來得知雙親已經離世，取《孟子．萬章》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之意，當時南大中文系的蔡寰青老師為王老師刻「慕廬」印，一直鈐於王老師的墨寶上。

新加坡是王老師作育英才之地，也是1977年王師母驟逝，長眠毘盧寺的傷懷島。

1984年，任教於國立大學的國瓔教授赴故鄉成都與長兄國簡先生會面。第二年，因新加坡的地利之便，1949年之後留在四川，38年未見父親的王國簡先生在新加坡與王老師相聚。此後父子及孫子女又兩度於新加坡團圓。

1992年，王老師回到闊別四十餘年的大陸。晚年過著半年居台北，半年居成都的生活。

因緣際會，昔時在王老師詩作中經常吟詠的南大校園，成為我現在每日生活的場景。

走在南大湖畔，老師曾有詩詠湖中並蒂白蓮：「舉世滔滔悲混濁，在山泉水亦難清。南湖並蒂花如雪，一夜蓮開別有情。」

如今，蓮花早已絕跡，曾經坐待蓮花綻放的王老師，也已永遠離去。


2008年8月21日，王叔岷先生逝世於四川家中，享年九十四歲。

(2008年9月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