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2/01

悲哀的悲哀


回機場的公路上,友人問:「對新加坡印象怎樣?」

外地來的遊客行經的大多都是貫穿全島的高速公路,路中護欄裡是高大的喬木,車輛駛過的風一吹,落葉紛紛被捲颳進九重葛花叢裡,乾乾淨淨,連一片殘花敗枝都看不到的整潔。

遠處是商業大廈或是政府組屋,冷氣機和晾曬衣服的萬國旗都不在公路上看得到的一面。比較特別的是機車也在公路上馳騁,機車騎士是年輕人,不是日本的暴走族,也不是韓國外賣中國料理的遞送員,更不像台灣穿梭在大街小巷的男女老少,似乎是藍領階級,而且是外鄉的藍領青年。機車數量不多,和汽車共用公路,倒也相安無事。

秩序。這是對新加坡秩序的初步印象,很容易讓外人認同且讚賞的優良國家形象。

準備回台北,在新加坡喘息了兩三日,再去上緊發條工作工作工作。
這樣拼命工作的結果,十年來,我得到什麼?又失去了什麼呢?

人到中年,不得不經常反問自己,什麼是我接下來想要過,以及有能力過的人生?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這十年,已經不在我能預料的範圍裡電光火石般的度過了。未來的十年,如果依照目前的情況進展下去,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寫學術論文之中衰老,隨著位階的晉升而調整改變人生的視角。

不能掌握的現實大於個人的堅持。我所居住的那個島嶼,給我成長的動力,也給我挫折壓抑的打擊。

親愛的k,你聽過我太多抱怨不滿的苦水,你說不能明白,政治的變動怎麼會如此劇烈地影響一個人的命運與前程。

我們的歷史,不就是一部以政治人物的廝殺爭奪為主軸的宏大論述嗎?

不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起伏與毀滅嗎?我當然不會是那頂尖的「一將」,但總無法逃脫成為「萬骨」之一的命定。你說我想太多,說太過嚴厲了。

1994年,日本的司馬遼太郎訪問當時的台灣元首,當時的台灣元首道出了「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2003年,韓國的金容沃訪問政黨輪替後新的台灣元首,那時我正好結束在韓國一年的生活,和金先生搭同一班飛機。準備下機時,金先生從機艙的窗戶向外望,問我:「這不是松山機場嗎?」我說:「這是桃園。」

金先生告訴我:「上次我是從松山機場離開台灣的。」

他是為了採訪而到闊別已久的台灣,他問我:「你不覺得陳水扁和韓國大統領盧武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嗎?」

的確如此,但我更感興趣想知道的,是這兩位出身於市井的領導人,如何帶領百姓走向幸福安康的生活?

君無戲言,連一國之長都陷溺於歷史的悲情,或是在受訪問時信口說自己退休之後也要當記者,推崇記者「不好當」,我們還能期待什麼?相信什麼?

離開南洋的島國,朝著台灣的方向飛去,比司馬遼太郎和金容沃筆下傳達得更深的切膚之痛,是體會了悲哀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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