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I

新加坡華人姓氏方言譯音對照表

我有一個稀見的中文姓氏，「衣」姓翻譯成英語、韓語和日語，都有不同的意思和混淆。

每次上網訂購機票或住房時，最麻煩的是不能完全按照護照上的英文姓氏填寫，因為電腦系統不接受只有一個字母的姓氏，偏偏，我就是只有一個"I"字。如果輸入一個"I"字，畫面上便會出現「錯誤」的提醒。起初不明就理，我反覆重新輸入，就是不斷被卡在當頁，前進不得。電腦只會問我：「是否正確？」「是否如護照所示？」，我"Yes""Yes"地答應，結果都是「無效」。

按照漢語拼音，「衣」是拼成"Yi"，我在首次出國前才申辦護照，把個人資料和照片一股腦兒交給旅行社，壓根兒沒想到需要一個英文名字，或是中文名字的英語拼寫。等到翻開手裡辦妥的護照，才發現奇怪──我注意到的是「若芬」被拼成"Lo-fen"，顯然這個粗率的翻譯者不大會發捲舌音，「若」變了"Lo"！

當時我還很阿Q地以為，這是為洋人著想，"Ruo"是挺難唸的。訂機票時，問題來了，姓不能只有一個字母，但是已經無法立即改變既有的護照內容。於是，那家自作聰明的旅行社把我的姓"I"，多加了一個字母，"II"。

機票是搞定了，在機場又出了問題──「妳的機票名字和護照名字不符」。幸好那次是隨學校的參訪團出國，三言兩語，放我登機。行程中幾度轉機，我一路提心吊膽，生怕被落在某個機場動彈不得。

聽說過漢語拼音之外，還有「韋氏拼音」(Wade-Giles Romanization System)嗎？受限於早年台灣政府的意識形態，拒絕中國大陸的橫向書寫和簡體字，還包括漢語拼音，「衣」在「韋氏拼音」裡是"I"，我就是"I"了。

在韓國，提起我的姓「衣」，很容易被誤解。「李」姓在韓國，是和「金」、「朴」等姓並列為人口眾多的大姓，「李」的韓語發音，就是「衣」。所以，說韓語時還好，「李」、「衣」不分，蒙混過關；如果對方知道我來自台灣，想和我用中文交談，我就必須再做解釋──我姓的是「衣」，不是「李」。

我的日本朋友喜歡和我開玩笑說：「妳有一個占便宜的好姓！」是呀，我也不得不承認，我是得天獨厚的，いい(好的)的發音，正是「衣」呢。"衣先生はいい先生です"(衣老師是好老師)。

到了新加坡，我的姓名更加容易錯亂。習慣直接照中文名字轉換成英語，"I, Lo-fen"，不說明的話，有人稱我Professor Lofen, Professor Lo，還有人從Professor Lo轉回華語，稱我「羅教授」。

我說：「我不姓『羅』，我姓『衣』。」

「什麼『衣』?」對方不解。

「『衣服』的『衣』。」

「有這種姓咩？」

「有的。我就是。」

對方有時瞠目結舌，還問我是不是漢人。

趁著更新護照，我要求把"I"姓改成"Yi"，沒想到並不簡單。最直接的影響是，我在新加坡的所有個人檔案都要變更，牽一髮而動全身，只好打消念頭，在護照上加個別名附註了事。

留意到"I"是我的姓，大學的電子郵箱註明我的頭銜是"Dr."，於是和大學合作，替我處理業務的旅行社便把"Dr."加在我的名字前面，稱我"Dr. I"。接到電話，如果我說"Hello"，對方會稱我"Dr. I"(Doctor Ai)；如果我開口「喂」，對方就叫我「愛博士」。(還有人叫我「愛醫生」！)

姓"I"不算什麼，剛到新加坡教書時，拿到學生的名單，那才叫一個傻眼！那時還不熟悉漢語拼音，怎想到有人姓Lv(這不是國際名品嗎？)還有，Ng？沒有母音怎麼發？我請學生輪流在名單上寫自己的華文名字──原來啊！Lv是「呂」；Ng是「黃」。可是，姓「黃」的同學也有拼成Wong、Wee、Huang的。我想尋出個規律，比如Chan是「陳」姓，不過Ting、Tan也是「陳」姓；Chan也是「曾」姓；Ting除了可能姓「陳」，也可能姓「丁」……。

太複雜了！

近日，承蒙杜南發先生親自導覽，在新加坡大會堂(Singapore Conference Hall)參觀杜先生策畫的「活力華彩：新加坡華族文化光影展」，看到他歸納整理的「新加坡華人姓氏方言譯音」對照表，從姓氏的譯音追溯移民的省籍和地區來源，一目瞭然，大為激賞！

以後，我可以從姓氏的譯音得知東南亞友人的基本背景，交往更為親切了。至於我呢，姓「李」、姓「羅」、姓「愛」、姓「衣」？我就是"I"嘛！

(2016年1月30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新加坡對我的啟蒙

莫忠明  攝

1月29日，移居新加坡多年，在此做過多場學術和文化演講的我，首次要以作家的身份和讀者見面。

稱之為「書友會」，是想以文會友。2014年和2015年，分別在台北和南京出版了三本散文集─《感觀東亞》、《Emily的抽屜》、《北緯一度新加坡》，視線逡巡於亞洲的大陸和海島之間。看起來像是一口氣把「存貨」出清，實則是醞釀已久，去蕪存菁，機緣來臨，出版便水到渠成。

有人注意到我從2011年起，每年都出版一兩本書，今年伊始，便問我：「2016年可也有新書？」

是的。剛剛完成校對，殺青付梓。

我的「書友會」不算是新書發布，正式的2016年《南洋風華》新書發布會在4月17日國家圖書館。

我選擇了小巧的草根書室做為以文會友的地方，因為它溫馨濃郁的人文氣息。這個城市國家，在陸續關閉了有海景的綜合書店Page One、鬧街上的英文書店Borders之後，是否還容得下一個主要供應華文書的生存空間？

從前曾經去書城對面的草根書室和英培安先生聊天。發現那裡竟然有我在中央研究院出版的《觀看．敘述．審美──唐宋題畫文學論集》，這樣的學術著作進到新加坡，很難有利可圖啊！

新的草根書室還未開業，就由於籌辦第一次南大中文系書展認識了新的店主人們。書店裡的陳設變得活潑多彩，多元的經營，不變的是書香和對華文書的熱情。我知道「讀書」，尤其是讀文學書，和現代人漸漸距離遙遠，我寫過一篇文章，名為〈寫的人比讀的人多〉，人人都是作者，網上發文也是一種表達方式，是否出版，出版成實體書或是電子書，這些都有了不同的看法和判斷。

書友因書結緣，本來作者和讀者各自在書的世界裡寫作和閱讀，相忘江湖就罷了。我不是藝人，無須「拋頭露面」，在大眾眼皮底下耍魔術、賣膏藥，這些技藝我都不行；要自吹自擂，更恐貽笑大方。我想，這是一個機會，公開地，向關愛我的讀者們表達謝意；向數年來淬勵我成熟的新加坡表達感念之情。我要說「新加坡對我的啟蒙」，讓我的人生走到更寬闊的天地。

我受的新加坡啟蒙開篇於1980年代。那時，台灣和大陸的關係處於緊張狀態，「鐵幕」裡種種，盡是不堪的消息。台灣大學對面的書店門口，會有書攤販售一些來路不明的書，在那裡，我買到了「李厚」寫的《華夏美學》、不具名作者的小說《圍城》。新加坡籍的同學告訴我，還有很精彩的書，比如魯迅的作品。我從台大中文系的歷史，知道台靜農老師和魯迅的關係，知道《阿Q正傳》，卻從沒讀過。

暑假結束後的新學期，我的新加坡同學冒險做了「犯法」的事情。他為我偷偷帶來了禁書《阿Q正傳》，而且還是影印複製本。《阿Q正傳》，被包在襯衫裡搭機越洋而至，增廣了我對現代文學的見識，或者，不誇張地說，完全改變了我因時代、因環境、因教育，對現代文學乃至魯迅的無知偏見。

「新加坡是個自由閱讀的國家」，這是我對新加坡的第一個概念。魯迅對我的啟蒙，是新加坡對我的啟蒙。

來到島國執教後，一個學術專業人員的「玩票」教學，在最後一堂課，同學們依依不捨的淚光裡，徹底重新思考個人存在的意義。「台灣的學術單位不缺我一位研究人員，如果南洋的華文教育需要我，我願意付出。」我是這樣想的。過去我以為，人生要「成就自我，展現能力」；南大中文系的同學們讓我明白：我是由於「被需要」，幫助他人創造他們的人生價值，才是幸福。

遇到逆境，咬緊牙關，想著：「那些打不死你的，只會讓你更堅強」，這是新加坡移民社會磨鍊我的韌性和抗壓性，使我理解：人雖然不能決定自然生命的長度，但是能開闢生命的格局。

書寫，是為了遺忘，文字留存天地，讓讀者記憶，並且替作者繼續活下去。滋潤我的島國，我謹以文字回報。

(2016年 1月 1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