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買我的公媽畫像？

亞洲文明博物館 祖宗像





唐城坊古董店 祖宗像



閩南話和客語稱祖先或祖先的神靈為「公媽」，在新加坡的博物館和古董店裡，都能看到祖宗像展示和販售，那是誰的公媽？又是誰把自己公媽的畫像賣到了市場？
懸掛於亞洲文明博物館皇后坊分館中國展廳裡的兩幅中國清代的祖宗像，一男一女，可能是同一家族的祖先。講述華人「慎終追遠」的孝道思想，祖宗像是非常親切的實例。製作祖宗像的目的為了祭祀，以期慎終追遠。當物件的實際用途消失，變成博物館的陳設，它的功能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博物館的展示品便是經常以殘留和超越本身的存在價值而被大眾觀看。
博物館和古董店，除了是否進行商業買賣而有所不同，還有什麼差異呢？
博物館的收藏品也可能來自古董店，經過專家的鑑定，放在它們被理解的位置，一個被設計過，教導參觀者如何欣賞的位置。
博物館迷人之處，就在於鉤連相關或不相關的物件，說出一段藝術與文化的故事。即使不靠細部的解說牌，在展示空間的大指標下，我們也可以提綱挈領，領略策展單位想告訴我們什麼樣的故事。富有想像力的觀眾，還能夠延續和改編那些故事，讓物件得到更豐饒的再生。
所以，我總以為，不會說故事的博物館是失敗的，和堆積雜貨的古董店沒什麼兩樣，只不過擱了些「非賣品」，觀眾連「乾過癮」都談不上。
因為學術研究的需要，我偶爾也逾越了一般觀眾的身分，請在博物館工作的前輩從庫房中提出書畫作品讓我閱覽。很奇妙的，在公開展示櫥櫃和在內部的觀看場所出現的同一件作品，有時竟流露不太一樣的「精神」。直接近距離地欣賞作品，它做為我的研究「客體」，我一邊紀錄對於它的觀察和認識，一邊為孤立的它尋找一種具有判斷性質的「說法」，也可以說，離開了它在展示櫥櫃裡被安排的故事關係，我在我的學術架構裡探求它的位置和它的故事。
「意義是被語言所創造的。」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說。
沒有語言文字可以依憑的物件，更依賴語言文字製造它們的意義，尤其是它原來的生產意義已經消逝，或是被人淡忘之後。
研究美術史的朋友來新加坡，我們去逛古董店，說是「古董」，有人說不過是些「工藝品」和「舊貨」，我們早有心理準備，純粹是好奇。友人經常接觸動輒千百年前的藝術品和歷史文物，如何看待流通於市場，良莠不齊，真偽混雜的物品，即使是「工藝品」和「舊貨」，也別有趣味。
星期日近中午時分，號稱本地具有代表性的古玩購物商場竟然冷冷清清，好多家店都還熄燈鎖門，只有出售地毯的商家熱情迎接我們。透過陰暗的玻璃門窗，我們還是可以一覽古董店內的布置和物品，店主人的品味和是否善於經營、「說故事」、製造情境的能力，也可略窺一二。
我告訴友人，曾經在新唐城的古董店裡，看見一幅吳姓家族的祖宗像。畫上寫著十六世祖到十九世祖的名諱，畫中男女穿著明代和清代的服飾，依輩份先後由上而下列坐。「怎麼會有人收買別人的祖先畫像呢？」嘖嘖稱奇之餘，我們發現此處也有出售。
明清時代的經濟發展帶動了肖像畫的繁榮，中上階層家庭裡，往往有男女對幅的祖宗像，或是單張羅列幾代祖上的「先世圖」。這些圖畫通常在春節除夕祭祖時才被請出，掛在廳堂，前置供桌，象徵迎接祖靈歸來，子孫早晚祭拜。過完年之後，大約是元宵節時取下圖像收藏，表示祖靈重返陰間。
2003年12月23日到2004年3月14日，韓國首爾市立美術館曾經以「偉大的臉」為主題，舉辦韓國、中國和日本的肖像畫大展。展品有許多是祖先畫像，上書畫主之名，標示生卒年或壽年。昏黃的展場燈光，頗有祖靈縈繞的氣氛。後來在電視節目裡看到採訪此次展出的韓國肖像畫畫主的子孫，時隔上百年，他們的長相竟然和畫中人相當神似，可見畫家傳移摹寫的功力。
祖先畫像不一定都是畫家寫生之作，也有制式的繪法，稱為「家堂軸(子)」的祖宗像和牌位因應需求而大量生產，購買者填寫上家族祖先的名字即可。台灣開放大陸探親之後，父親的友人返鄉帶來了家堂軸子，對著軸子上的空格，父親思索著，他的記憶僅止於他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對我的曾祖母印象模糊，連姓氏恐怕都不能確定。在兵荒馬亂中倉促隻身到台灣，我們家中斷了四十多年的歷史記憶，突然一下子因為填寫家堂軸子上的祖宗名諱而有了不可知的未來。一九九九年的春節，弟弟再取出家堂軸子時，顫抖著手，寫下了父親的名字。而我知道，身為女兒，家堂軸子上的空格並沒有為我預留。
當祖宗的畫像不再用來祭祀，成為脫離本來文化脈絡的商品，我在電腦網路上查到中國大陸專門出售祖宗像的商家，不禁對自己先前的一廂情願感到可笑。在新唐城古董店看到吳姓先世圖時，我想像從唐山漂洋過海來到新加坡的吳家子孫，如何緊守著祖先的畫像，在異鄉仍念茲在茲對祖先的崇敬和禮拜，不幸最終淪落到不得不變賣家產，連祖先的畫像都不保……
誰曉得，那張吳姓的祖先像可能就是網路上買來，管他什麼認祖歸宗呢？

後記：本文的部分內容刊登於2007年1月2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在博物館結婚

圖上：新加坡美術館

圖下：新加坡國家博物館


現在想起來，我雖然經常旅行，自稱「雲遊四方」，其實根本是誇大。
我沒有走過「四方」，我的足跡，充其量也只是在亞洲，況且是東北亞居多，以及美國的少數城市而已。
因此，對於新加坡人在博物館辦婚宴的事情，很可能是少見多怪。世界上應該也有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美術館或博物館，提供場地租借給民眾辦喜事，而且既然能夠擺結婚筵席，那麼孩子的滿月酒、長輩的壽辰會，似乎也都沒有理由不許在博物館舉行。再說得極端一點，博物館既然是開放公共使用的空間，追悼會、告別式，是否也可能在此辦理呢？
我的研究工作與中國古代的繪畫有關，近年來的海外旅行，除了參加學術研討會，就是為了看畫。我慶幸自己僥倖選擇了用不著吃什麼苦頭的研究範圍，我的「田野調查」環境非常「高雅」，無論是在博物館的展廳，還是存放典藏品的庫房看畫，都是乾淨、舒適而安寧。
曾經有研究道教儀式的朋友告訴我，她去台灣的鄉間做「田野調查」的工作，訪問的道觀通常沒有提供住宿的房間，附近也沒有旅店，男性研究者有時將就和道觀裡其他的工作人員擠一間大通鋪，她一個女兒家，只好睡在正堂裡的供桌上，頭上方就是諸位神明，伴著唧唧的蟲鳴和幽暗的燈燭過夜。我真佩服她的能耐，也對收藏無計的人類歷史文明研究材料的寶庫，產生了崇高而尊敬的心理。那些不同時期、不同途徑，因緣際會處於同一個博物館的文物，總讓我幻想它們有著奇特的身世與故事。
於是，每到一個地方旅行，我總是會參觀當地的博物館，我說是「做功課」。因為研究與美術有關的主題，不是藝術史研究科班出身的我，特別想補充先天的不足。有好幾位友人聽我說參觀他們國家或地區的博物館，都說包括他們自己的當地人都沒去過，或是不曉得裡頭有什麼可看的玩意兒，值得我千里萬里迢迢去遊覽。
「妳真的很愛去博物館哪！」許多友人都這麼說我。
在有限的時間裡，我可以放棄「不可不去」、「不看就枉費此行」的著名景點，只耗在博物館裡，藉著陳列的物品，編織我對當地的認識，讓那些與我相對的物品告訴我屬於它們的過去。
我起初總回答說：為了研究工作，為了增進學養。後來，我再不多解釋，簡單地點頭承認了。
如果不是「很愛去博物館」，怎麼會連續好多年，都在自己生日那天，去台北故宮博物院裡晃蕩，當成一種「慶祝」的「儀式」？好像長大了一歲，用「逛博物館」的活動就有充實安定，「不枉此生」的滿足感？況且，那時我還沒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去博物館不過是自以為「有文化水準」、「有氣質」的娛樂項目罷了。
因此，在新加坡的「新加坡美術館」(Singapore Art Museum)和「亞洲文明博物館皇后坊分部」(Asian Civilizations Museum, Empress) 都看到喜宴的場合，讓我有一種新鮮甚至「不可思議」的感覺。很想知道我的那些和我一樣逐漸把博物館「神聖化」的同行們，如果也看見某個展廳裡有人設桌收禮金，賀客滿盈的情形，會做何感想？
近年來，世界各地時裝界選擇博物館等公共場所為「走秀」的背景或舞台的例子不勝枚舉，台北的故宮博物院、中正紀念堂也都被時尚風潮的產品籠罩過、包裝過。我知道有人頗不以為然，但是我想，假使我們承認時裝展演、時尚產品也是藝術的結晶，在博物館的空間裡總有它們不至於格格不入的擺放位置。今日的時裝，會變成明日博物館櫥櫃裡的展覽品，我們在許多地方的博物館都見過。
我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欣賞過英國設計師Vivienne Westwood的服飾作品回顧展，從早期叛逆的龐克造型，專門給rock and roll 樂手或是性工作者穿的離經叛道服飾，到後來在19世紀的畫作裡尋求靈感，回歸古典傳統的元素，Vivienne Westwood的設計變化，是非常有趣的藝術思想歷程。
既然博物館可以有商業化的用途，作為宣傳物質消費的地點，為什麼我還對於在博物館結婚，大家寒暄應酬，吃吃喝喝耿耿於懷？難道博物館只能有物質文化所構設出的人類精神境界，卻不能容納最貼近市民生活的人生大事？
我必須解釋，絕無批評或反對在博物館結婚的活動，而且我還想，也許新郎新娘是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那是既浪漫又莊嚴的地方。
是我對於空間場所的記憶與主觀認知，造成了我對於新加坡人在博物館辦婚宴的好奇印象。
「新加坡美術館」於1996年開館，原址本來是第一所新加坡天主教男子學校聖約瑟書院(St Joseph's Institution) ，算算已有一百四十多年的歷史。「亞洲文明博物館皇后坊分部」則本來是政府機關，在其中的南亞文明展廳裡，還留存有以前的保險櫃和鐵柵門，好像那裡原先是金庫。也就是說，和我曾經拜訪過的，特地建造成博物館，或是私人宅邸整修成博物館的建築物都不一樣。本地人對於這兩處空間的記憶脈絡，很可能還含括了它的前身，它本來就不是量身訂製的博物館，它只是一個儲藏的場所，和許多老建築，例如耶穌聖嬰修道院(Convert of the Holy Infant Jesus)變成的「讚美廣場」(Chijmes) 、中國式廟宇和書院組合成的「遠東廣場」等等，並沒有多大的差別。
外來者如我，不在本地居民的記憶脈絡裡理解「新加坡美術館」之類的老建築歷史，而是先入為主地把博物館視為陳列藝術品、洋溢文明精神的場域，是否苛求且限制了博物館的功能？
「去美術館吃喜酒」，很可能正是新加坡百姓走進美術館，親近美術館的的機會。我想起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旁邊，也有一幢曾經是私人住宅的英國都鐸式洋樓，幾經公有之後再利用，現在成為訴說故事、閱讀故事的「台北故事館」(Taipei Story House)。我也曾經在秋日的傍晚，看見人們在台北故事館外的庭園布置起朵朵白玫瑰花束和花環，在石階和牆頭點燃一柱柱圓筒狀的白蠟燭，風中飄起的純白桌巾，時而輕拂著透明的高足酒杯。入口處架設起的甜蜜婚紗照片告訴我，喜宴正要開始。為什麼那時我沒有突兀或不協調的感覺？場所的「內」與「外」，難道就是我們區分環境氛圍的界限？

後記
2006年12 月31日，新加坡國家博物館舉行跨年舞會。

湯大師，對不起!

每次上課講到極美的好文章，總是戰戰兢兢，深恐汙衊了佳作。
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是其一，湯顯祖的「牡丹亭」是一例。
口才不足，學識欠缺，表達美文便甚為困難，如果由於描述闡明不清，造成聽眾對於佳作的模糊理解，甚且不佳印象，更是心中忐忑不安。
於是我今天說了兩次：「湯大師，對不起！」
王力宏的「在梅邊」口口 聲聲尊稱湯顯祖為「湯大師」，好想掉進牡丹亭的夢裡，談一場生死相許的戀愛。
然而，二十一世紀的新加坡，畢竟和十六世紀末的「牡丹亭」相去太遠，聽眾和原作有著即為遼闊的隔閡。
本以為愛情是千秋萬世不朽的話題，不是因著愛情，而是如何去愛，如何是愛。
二十一世紀在新加坡求學的大學生，根本不相信那一套。中文系的學生即便如此，遑論其他。
「信不信這樣的故事?」我問。
這麼美的故事，為什麼不相信？
起死回生的怪談，為什麼要相信？
「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也。」
令我沮喪的聽眾反應，令我驚訝的頭腦清晰。
我絕非「牡丹亭」的捍衛者，湯顯祖不離世俗的「大團圓」結局，以及「婚走」中現實的杜麗娘鼓勵科考功名的作為，至少在我看來，是大大減分的。充其量，杜麗娘只是個嚐過情慾性愛滋味後幡然警悟的女子，「驚夢」之美，乃相較於其他齣戲更直率，道人之所不敢道罷了。反正有了夢作為掩護，像加上了保險套做愛，有安全的防護罩，巫山雲雨，顛龍倒鳳，夢醒之後仍是完璧之身。
被我詮釋得未能盡意的「牡丹亭」，極美的文字或許反成了令人望之卻步的障礙。不露一字而滿篇性慾勃然，情色描寫的分寸拿捏見仁見智，但加上舞台上的音樂、動作、聲情、排場，不迴避性而又曲屈婉轉，的確是作者的功力。
好色即淫，體驗過柳枝魅力的杜麗娟為之欲死，淫而不下流，古今恐怕罕見。
這「做得出，說不出」，深刻得近乎沈重的愛情，如何能恰如其分地傳達演繹？
我那些為「牡丹亭」垂淚動容的朋友們，同我坦然接受不以「牡丹亭」為可愛可感的事實於新加坡存在吧。
這算不了什麼，過去聽我談過「牡丹亭」的聽眾給予我的信心，以及今日的對照，海天遼闊，也有星星不亮的時候。
還是再說一聲：「湯大師，對不起」吧！
以文代贖，這裡是新加坡。

2006.10.10

被趕出教室的老師

2006年8月17日，我來到新加坡剛好整整一個月。
幫助我紀念這個「滿月」的事件，竟然是我教書生涯中最為難堪的經驗──我被趕出了教室。
趕我出去的不是我的學生，而是緊接著要在同一教室上課的老師，因為我占用了他的時間。
根據學校給我的課表，我的課是從十一點三十分開始。 我正在上課，聽到教室的門被打開的聲音，由於我站在學生的課桌椅之間，背對著門，沒有看見開門的人是誰。
過了一會兒，一位西洋男士開門(沒有先敲門)進來，說他教下一堂課，問我還有幾分鐘結束。當時我正在交代學生回家練習的功課，看了一下手錶，12點27分，我說再兩三分鐘結束。但是他要求我馬上離開教室，我說我的課是12點30分結束，他說應該是20分結束，而我班上的學生也回答他是12點30分結束。他說：你可以去問學校。請你馬上離開。
不想在學生面前為了教室而爭執，我初來乍到，凡事總是小心翼翼，奉公守法，「新加坡是嚴格的法制社會」，這印象讓我深怕觸犯規定，帶著誠惶誠恐的不安心情上課。又聽說學校很重視學生對老師的評價，簡直像公司的「顧客滿意度」問卷調查，足以影響老師的飯碗。於是，準時上下課是我以為的基本要求，即使剛剛開學不久，大部分的時間花在簡介課程內容和相關作業，還談不上教學進度，我仍然乖乖地上課到最後一分鐘。
問題在於：「最後一分鐘」是幾點幾分？
同時諷刺的是，那堂課我正好對學生說到「文化」與「教養」的話題。
我沒有來得及交代完功課，就被趕出教室。簡直像是落荒而逃。
這裡的教學習慣也特別，老師必須自己帶白板筆和板擦，討論課的小教室沒有電腦，因此加上電腦和電線、講義、飲水等，我裝了好重的一大袋，真想帶著有輪子的旅行箱，以減輕提重的負擔。
我還在收拾上課用具的「行李」，那位男士就不客氣地把我放在講台上的東西推到一邊，叫他的學生進來教室，把課桌椅排成弧形。那時，我的學生們也不得不被迫趕緊拿起書包讓座。
一位男學生主動來幫我擦白板，要我整理電腦和器材。那位男士也打開了他的電腦，在白板上寫字。
也許是我沒弄清楚確實的上下課時間，法制社會只相信白紙黑字，我走回研究室，仔細端詳釘在告示板上的課程表，上面並沒有明確的下課時間。也就是說，課間究竟應該休息多久，學校並沒有規定。
後來我問了系上的同事，他說課應該20分結束，30分是另一堂課。上星期同一時間的課因為停課沒有上，之前幾次別的課我也都多上了10分鐘，但是同一教室下一堂課的別的老師都沒有催趕我。
這就是被粗魯無禮對待的惡劣感受，如果我也是說英語的洋人，那位老師會這樣不客氣的把我趕出去嗎？
另一位同事說，妳太溫和就會被欺負，他說他的課時間到了要妳出去，不信妳可以去問學校，妳就說我的課時間還沒結束，叫他出去，否則他可以去找警察！
這當然是逞一時的口舌之快。我說：我的英語還沒有好到和老外吵架。
他說：你就說華語呀！誰怕誰，他聽不懂是他家的事！
不必為了爭幾分鐘使用教室而如此大費周章吧。
其他聽說我這次倒楣經驗的新加坡朋友都說，這是很罕見的，在新加坡的洋人很少這樣莽撞，何況是在堂堂的大學裡。即使有占用下一堂教室的情形，對方也都會耐心等你收拾好裝備，不會出言催趕，你這是很特殊的。
誰曉得日後還會不會有其他「特殊」的事降臨呢？
此後每到星期四的中午十二點二十分，我都戰戰兢兢，不想再看到那個人，一定準時下課走人。
大學的「TR116」 教室，我在新加坡體驗捍衛個人權力的開始。

可恨的迷路

「建築是凝固的音樂。」據說設計我執教大學的建築師經常喜歡引用歌德的這句名言。
建築大師不知是否注意到，人在凝固的音樂裡，有時會因為迷失方向，而有嘶吼的衝動。
完全出自於人類原始的，渴望安全感的基本需求，在大學主建築群裡行走，常讓我想儘速逃離。
當同事聽到我的抱怨，告訴我：這可是世界級的日本建築大師設計的。
很難想像是出自日本設計師之手，建築內外動線不明的設計首先就很不日本，或者說，不是我所接觸過，重視細節與使用者便利性的日本。跳脫讓人一眼能夠辨認出、感覺出的日本民族特色，走向普遍性與世界性，是否為建築師刻意的安排？
我對建築藝術和造型美學沒有研究，為了想知道究竟是何方神聖來此唸出了一本奇異的經文，查到了「丹下健三」的大名。
不得了，丹下大師的作品豈是我有資格批評的？
先說丹下健三(Kenzo Tange，1913-2005)，自1946年任職東京大學助教授期間，就以設計廣島原子彈爆炸地點原址的和平紀念資料館和紀念公園競圖勝出而展露頭角。不僅在日本國內，丹下先生的作品也見於國際許多城市，並且在1987年獲得建築界最高的榮譽──普利茲克建築獎 (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是日本第一位，也是亞洲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建築師。
新加坡在丹下大師「都市建築設計研究所」規畫興建的建築還有位於Raffles Place的「海外聯合銀行中心」(Overseas Union Bank Centre，簡稱OUB)，以及1998年推出的國家圖書館大樓。OUB樓高280.1公尺，在1986年至1989年期間是亞洲最高的大廈，直到香港的中國銀行大廈建成而被取代。
研究丹下大師的學者將他1970年代以後的作品歸入設計生涯晚期的成熟經典，討論著他如何「振興民族精神」，透過建築讓世界認識日本，徵引他說過的：「建築應該蘊涵直指人心的力量，將科技與人性完美結合」，看到這些深具權威性的資料，讓我懷疑自己是否有眼無珠，悟性遲鈍，至少在我行經那些外型像廠房，內部的研究室區隔如醫院診療室的建築物時，卻只有疏離與冷漠之感。
這些構成學校主要教學與研究空間的建築群依山坡而建，有位大陸學者說總體的樓房呈「非」字型，我不大看得出像漢字「非」的構造布局，地圖和標牌上顯示它分為南北兩翼─south spine and north spine，以「s」和「n」加上數字為各棟命名，問題是數字的順序如何？一位研究生的丈夫任職於電腦業，告訴我「s」和「n」兩側的各棟數字標號是依順時針與逆時針方向排列，至於哪一側是順時針方向數一二三；哪一側是逆時針方向，我聽了老半天，又現場觀察過，仍然弄不明白。
開學前，系上的同事好心帶我們幾位新老師實地走一遍各自的教室，登電梯，打開某學院的玻璃大門，穿越研究室的長廊(捷徑，而且可以享受冷氣)，再經走道改搭另一電梯，然後循數字指示區分走到講堂課的大教室、討論課的小教室……
炎熱的八月天，我已經暈頭轉向，真不知何以如此複雜，那不是迷宮，更像是刻意磨練人耐心與方向感的益智競技。
用「顛覆」形容可能過於強烈和誇張，但是建物一般的布置「習慣」的確被設計師突破了。比如停車場並不在大樓的「地下室」，而是其中的一層，於是行人走在停車位旁的步道，呼吸車輛排放的廢氣，一不小心，還有誤闖車道的危險。這一層的挑高挺低，讓人心生緊張和壓迫感，好像人也是物的一種，被客觀化與陌生化，流動貫串在既定的運輸通渠。
最令人不敢恭維的是銜接各棟的樓層編號並不一致，如果不先在牆上查好目標的層級和位置，逕行走入電梯的話，絕對會不知身在何處，前路何去何從。
我曾經用這些建築的安排和結構設計向一位同事解釋何謂「後現代」，做為建築物的使用者，我們處在失去規範與秩序的狀態，變成必須妥協並且學習了解建築師的理念，反而有被建築物「使用」的疑惑。我們就如同建築藍圖中為突顯空間與深度的畫中人，被支離破碎的異質區塊定位我們的存在。完全暴露水泥原相般冰冷無情的色調，以無血肉的數字為辨認代號，簡單，可也功能取向。
另一位同事聽我以「後現代」解讀學校的建築群，開玩笑說不要汙衊「後現代」。我對「現代」與「後現代」並無個人好惡，不過是個使用者的心聲和吹毛求疵。
在紀念丹下先生的弔唁文辭之中，他的得意弟子磯崎新，指出了他強調設計建築強烈意志(will) 的重要性。我可以感受到在日本不容易嘗試的獨創設計，在我迷失於課間路途之中，建築師的強烈意志正朝我沖激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