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亞妹出生於1922年，如果她還在世，今年88歲。
為什麼我覺得她已經不在了呢？
說不出所以然。
陳亞妹的身分證明書記載，她的名字讀音是Tan Amui，非常普遍的福建女孩的名字。
她住在檳城。昭和19年(1944)她22歲，9月26日到10月25日，整整一個月期間，她屬於海軍佐柄部隊。
身分證明書顯然是海軍崎田部隊的制式規格，手寫黑色字體油印的模造紙上，只有住所、姓名、年齡和任用期間是藍色鋼筆填寫。把「崎田」兩個字雙紅線畫掉，右邊一樣的藍色鋼筆字，補書「佐柄」。
這一片輕薄薄的身分證明書，大約一般成年女性的手掌大小，卻負載著沈重的歷史軌跡和寧可遺忘的記憶。
1942年3月5日，由日軍統管的新加坡中文報紙《昭南日報》刊登了一則「徵集接待婦」的廣告，內容是：「募集各民族接待婦數百名，年齡17到28歲。被采用者每月報酬至少150元，每月休息一天。」
當時，檳城最大的中文報紙《光華日報》已經因1941年12月19日日軍占領檳城而停刊。陳亞妹的工作是從報端得知，還是經人介紹？或者被海軍部隊「相中」？
陳亞妹並沒有在她工作一個月之後撕毀這張身分證明書，或許那一個月的任期只是形式上的登記；她的肉身終會消亡，而這張比肉身更容易碎裂的紙頭，卻完完整整地保留下來。那上面沒有任何陳亞妹在海軍部隊的工作內容，歷史學家告訴我們：她是「慰安婦」。
1944年當慰安婦的陳亞妹，她的人生氣息，可能從她在佐柄部隊工作時便已經結束了。根據統計，在1943年8月，軍方在檳城發放了3萬個保險套。檳城的日軍「慰安所」裡，除了當地的婦女，還有從吉隆坡「運載」來的。占慰安婦比例較大的中國大陸、朝鮮和台灣的婦女，是否也同時存在於陳亞妹的身邊？
那「接待婦」「每月休息一天」的廣告，原來指的是女性的生理周期。動亂的戰爭期間，珍珠港事變、馬來亞淪陷、英軍投降、大檢證…，早在1941年12月13日，殖民政府湯瑪斯總督就下令撤離在檳城的歐洲人──人人自身難保，自求多福。歷史在某幾個發生大事的時間點，讓敘事者和記錄者稍稍駐足，然後匆匆翻到下一頁。
尋常百姓還是過著日子，頭頂著不測風雲，眼看著生老病死，活下去。成年女性還是有生理期；被迫、被騙、被任何手段成為慰安婦的女子還是忍受著印有「突擊一番」的保險套。日本政府每年製造兩千萬個「突擊一番」，檳城軍區收到了三萬個，這是怎樣的數目？
戰敗國急於銷毀過去的惡行，慰安婦的身份後來改為護理人員和洗衣工、幫傭。陳亞妹為何需要這張身分證明書？是否和台灣慰安婦李玉串1943年被送往印尼一樣，做為隨軍隊「移防」時的通行證？
戰爭結束二三十年後，才有人願意挺身控訴遭受過的奴役和殘虐，縱使無論如何，她們已死的青春生命不能復返。
像枯葉般的陳亞妹的身分證明書，成為歷史的一枚標本。感謝馬來西亞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珍藏並且展示了這一枚標本。我在有關慰安婦的研究論著裡，從未看過如此的文件，讓我有了鮮明的印象。
空中之聲，鏡中之月，水中之花。願不平與冤屈的靈魂，能在後人的反省中，得到平撫。
(2011年母親節，獻給天下所有的母親，以及無緣當母親的女性。)
(馬來西亞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因個人研究需要，特允拍攝照片，謹此致謝。)
2011年5月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後記：
2014年6月2日再訪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得知有歷史學者循身分證的地址找到了陳亞妹的家和後人，她的遺照掛在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