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津安二郎在昭南島

性格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簡單的說，就是人的況味。如果你不能傳達人的況味，你的工作等於白搭。這是一切藝術的目的。

──小津安二郎(Yasujiro Ozu, 1903-1963)

1943年6月，小津安二郎以「陸軍報道部映画班」軍屬的身份，前往當時被日軍改名為「昭南島」的新加坡，那年十二月，他即將滿四十歲。從1927年開始拍攝「懺悔之刃」，十六年來總共導演了三十九部電影。

小津在昭南島的任務是為了他所屬的松竹電影公司拍攝戰爭影片，一部以緬甸戰線為主題的電影「遙遠的祖國」，那時昭南島已經落入日軍掌控一年多。

東京大學蓮實重彥教授研究指出：自從日軍在1943年5月阿圖島(Attu Island)全軍覆沒，太平洋海域已經受制於美國，小津的隨行人員冒著生命危險，途中船隻受到美軍攻擊，一度轉往菲律賓避難。眼見戰況慘烈，小津心知拍攝工作無法達成，被困在昭南島，反而「因禍得福」，在戰爭結束前大量觀賞了被日軍沒收的外國影片，尤其是美國的電影。

當時也在昭南島的小出英男，登錄了日軍占領時期存在於馬來和新加坡的電影標題，編著《南方演藝記》一書，書中除了美國電影之外，還有馬來、印度、中國、埃及等各國的電影──小津可能看過其中的哪些電影呢？

一般說來，研究小津的學者還是比較強調他所看過的美國電影。小津第一年就看了上百部美國電影，恐怕當時的日本導演中無人能出其右。具體的片子，包括John Ford的「驛馬車」(Stagecoach)、Alfred Hitchcock的「蝴蝶夢」(Rebecca)、Victor Fleming的「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以及Orson Welles的「大國民」( Citizen Kane )。蓮實重彥教授在《電影的狂人．小津的留白》裡引述小津的話說：「如果卓別林的電影得62分，『大國民』可以得85分。」傳聞看過「亂世佳人」的日本隨軍記者還讚嘆說：「難以戰勝製作這樣的電影的國家…」。

日本戰敗，小津當了六個月的俘虜，1946年2月，回到滿目瘡痍的東京。

佐藤忠男的《小津安二郎的藝術》出版於1971年，是日本第一部重要的小津研究專著。曾經是《東京物語》助理導演的小說家高橋治，著有《虛幻的新加坡》和《絢爛的影繪──小津安二郎》；和小津長期合作編劇的野田高梧，著有《小津安二郎集成》；以及小津的攝影師厚田雄春與蓮實重彦合著的「小津安二郎物語」等書中，都將小津在昭南島的兩年，視為凝聚他個人藝術風格的重要階段。

尋覓小津的「昭南島經驗」在他日後電影生涯中的印記，藉著「茶泡飯的滋味」裡從南洋回來的士兵之口，形容新加坡是個有趣的地方，棕櫚樹令人喜歡，天空清澈，他唱起了軍歌：「我兄弟首次外出，努力打擊敵人，他很勇敢，卻在戰爭中陣亡了。現在我介入，手裡捧著他的骨灰。在新加坡早晨的街道。兄弟們，看那平靜的藍色海洋，看那閃亮的南十字星。我們日以繼夜地驅散敵軍，我們一起看見出擊軍隊。」

不像黑澤明在電影「夢」中，戰後倖存的指揮官向不承認自己已經陣亡的全隊士兵鬼魂痛陳戰爭的愚昧與荒謬，說道：「他們說各位為國捐軀，你們卻死得毫無尊嚴…」，一場美其名為「光榮之役」，卻在連連自我安慰「玉碎」的破滅中付出生命，究竟所為何來？小津的電影裡沒有特別提出對戰爭的控訴，他仍然絮絮叨叨訴說著家庭裡的瑣事，只不過把戰前偏重的「父子關係」轉為戰後的「父女關係」，而且充滿著蹉跎女兒終身大事的焦慮，這反覆呈現的主題，以「簡靜」的運鏡手法，被恭維稱作「隱忍」美德的極致。

小津沒有直接對戰爭「交代」和「表態」，引得一些中國觀眾不滿，甚至因為劇中人吟誦效忠日本天皇的詩句而加以撻伐。將1990年黑澤明的「夢」和1963年就去世的小津加以比較，在時間的延續與思慮的沈澱上都有立足點不平等的問題。小津難道是劊子手的幫凶嗎？

1937年9月至1939年7月，下級軍官小津在中國大陸的日記後來被公開，田中真澄《小津安二郎與戰爭》裡收錄了小津的「陣中日誌」，其中記錄了一位中國婦人因為女兒被強奸而去找日軍部隊長理論，部隊長召集全員士兵詢問，沒有人承認犯下暴行。部隊長對老婦人說：「你要找的人不在這部隊。」老婦人正點頭，就被部隊長殺害。部隊長慢慢地擦拭刀，收回刀鞘裡。

眼見這一幕的小津，寫下「部隊長慢慢地擦拭刀，收回刀鞘裡」的小津，是否如同他的電影一樣，無聲地揭示了戰爭的殘酷？

假使不是「無聲」，搭配「軍艦進行曲」的小津最後一部電影「秋刀魚之味」，也受到不欣賞的觀眾詬病，指責小津對日本發動侵略毫無悔意。

我並非要為小津辯護，文學藝術作品與創作者能否承載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責任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秋刀魚之味」的尾聲，男主角在女兒出嫁後當天來到小酒館，酒館的女老闆要服務生為曾經擔任艦長的他播放「軍艦進行曲」。這支日本海軍的戰歌在電影中至少出現過三次。聽著「軍艦進行曲」，酒館裡另外兩位客人之一模仿大本營戰報說：「帝國海軍今天早晨5時30分在南方海上和敵人交戰。」另一位客人接著說：「結果戰敗了！」兩人相視而笑，重覆說著：「結果戰敗了！」男主角也偏過頭，朝他們倆笑了笑。

如果電影裡「早晨5時30分」的海上交戰不是隨口捏造，那或許就是指1945年4 月1 日的沖繩之役，那一刻，美國戰艦開始炮擊日本海軍，也正是那場戰役中，4月7日大和艦沈沒。

明明是戰敗了，為什麼還笑呢？是輕蔑？是嘲諷？是戲謔？還是無奈？

小津葬於鐮倉的圓覺寺，墓碑上只有深深鐫刻的一個漢字──「無」。碑側有漢詩：「君元天性佛心人，深搜庶民美與真。緣盡黯浮留不住，去遊三會龍華春。」像是歸結他一生的藝術成就，曾經在昭南島吸取國際電影養份的小津，終於「龍華三會」，得到彌勒菩薩降臨人間般的大徹悟，大解脫。而他想傳達的「人的況味」，則留待我們細細體會。

本文之部分內容刊登於2007年4月2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上下交錯的飛機雲

親愛的K

上次談到「詩意的棲居」，不知不覺偏離了重心，又抱怨起新加坡不佳的餐飲經驗和粗糙的服務水準來。
這個BLOG漸漸有新加坡的朋友來逛，他們自認有「怕輸」的心態(精神?)，我對新加坡的批評有時對本地人而言是大驚小怪，或是根本不重要的。
客居於此，本應「多看少說」，況且文化風俗不同，天下本無均一的價值觀。籠統說「愛之深，責之切」恐怕矯情，但實在我的初衷也不是為了指出自己不滿意的現象，我不是「有力人士」，再怎麼說也無法改變未能盡心的種種情況，例如招不到計程車的惡夢、買到品質很差的東西。最近，用了不到八個月的電子飯鍋壞了，當初因為曉得「便宜沒好貨」，已經挑了檔次比較高的菲利浦牌，大約是台幣三千多元，以我一星期未必使用超過兩次的頻率來算，這電子鍋的壽命未免太短太短，我至今用過的電子鍋有十年以上的時間，從來沒故障過。
這是怎麼搞的？完全沒反應的電子鍋，怎麼插電按開關，就是死了一樣。
去原來購買電子鍋的店家詢問，給了我一個地址，要我拿去修理。去那地區，搭計程車來回，送件和取件總共四趟，車錢足以再買一個鍋子。
這個消費時代，早沒有「永遠」，即使「長久」，也不再標榜。反正用過即扔，再買新的比修繕還方便。
心得是：在新加坡重新衡量「使用壽命」的長短概念，而且不必戀棧舊物。這裡的私家汽車都很新，因為維護不如五年一換。老舊建築物也是，保留整頓不如拆掉重建。於是想到身體健康，千萬要小心，沒有可更新置換的。
在吳祥輝的書《芬蘭經驗》自序裡讀到頗得我心的話：「這是二十一世紀一個台灣人寫回憶錄的新形式：用另外一個國家來寫自己一生最關心的事。」
我對新加坡生活的書寫也異曲同工，與其說我發牢騷，或是取他山之石以攻錯，不如更願意藉著書寫來認識自己生長過、經歷過的地方。什麼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什麼是我始終堅持的價值？在必須循守教化與禮貌的社會規範下，什麼是我真正或願意分享的歡欣與憤怒？
也就是說，這是以異鄉空間中的個體為審視對象，認清自我的某種方式。
我刻意沒有帶教學之外的書籍，除了已經答應撰寫的論文之餘的學術研究資料一概不在此地。放空了的我，直接面對沒有其他關係與身份牽扯的，活生生的自己。
我借閱了學校的電影DVD和社區圖書館的小說，像是補充過去十年失落的養份與滋潤似的，沈浸其中，享受各個非現實世界的豐饒多彩。
書寫真讓我重新找到生存的意義，寫不必送人評審，不必等待合格之後才能出版的文字，沒有退稿的發表真是自由得讓人感謝和感動啊！
看見扭曲的心靈和壓抑的個性得到了舒展，我對上蒼感恩，讓我還有情緒的出口。
那麼，我的個人感受是強於對一個地區的喜惡，我只管寫，不吐不快。
平撫我，振奮我的文字，以其莫名的魔力。是文字傳達了思考？還是思考帶動了文字？總之，我能做的，只是在「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的情境之下，任憑神明或造物者一笑，以文字逐步趨近我想表達的意念而已。
儒家和道家所關懷的課題，猶如天空中兩道交錯的飛機雲。在地面仰觀的我們，以為兩道飛機雲交錯於一點，實則兩雲是在不同的層次，各自經歷各自的翱翔。
我想趨近的，關於新加坡日子的體會，也是經常上下交錯，驢頭不對馬嘴，任意流動飄浮，消散與凝聚，在我無力控制後隨緣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