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誰人不識君

2018年1月29日，鄧麗君的65歲冥誕。Google 這樣紀念她。月光下的歌手

唱過上千首華語歌，兩百多首日語歌，獲得了超過十億個掌聲，無論你稱呼她「鄧麗君」，還是「Teresa Teng」，二十世紀的華語流行歌壇，你無法忘卻她的光芒，在她逝世十多年後，仍然幅射著餘暉。

由鄧麗君的故事衍生出了不少文藝作品：在台灣，有平路的小說《何日君再來》。在日本，有平野久美子寫的鄧麗君傳記、根據有田芳生原著拍成的電視劇「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在香港，電影導演許鞍華藉著鄧麗君的歌──「千言萬語」，講述歷史的記憶；陳可辛則以電影「甜蜜蜜」，懷念鄧麗君以及她的時代。

「天下誰人不識君」，起初我這麼認為。

日前去韓國開會，聽聞鄧麗君在韓國的「接受史」，才曉得並非如此。

直到1996年陳可辛執導的「甜蜜蜜」在韓國上映，韓國的群眾才透過電影知道這位「名揚四海」的「亞洲歌姬」，那時，她已經離世。電影的同名主題曲被翻唱成韓語歌，逐漸流行起來。

1970年代，鄧麗君在吉隆坡表演時，就有前去捧場的韓國歌迷，鄧麗君表示自己不懂韓語，感謝歌迷的愛護。那時的韓國歌迷畢竟是罕見的，鄧麗君的歌曲並不普及。

1988年東京音樂節，翁倩玉和陳美齡在串場的對話中，聊起日本歌曲翻譯成華語和翻譯成粵語的例子，有的歌曲還保留了原來的日語情調，有的則完全像本地自創。這些悅耳動聽的歌曲都很受歡迎，「是共通的Asian melody啊！」翁倩玉說。

也許因為是共通的Asian melody，亞洲流行音樂的同質性，讓鄧麗君在日本有發展的空間。有趣的是，即使她演唱的是日語歌，她的身份和形象都還一直是中國式的：中國式的服飾，像旗袍，或是新製的唐裝。和丑角明星志村健搭擋演笑劇，她衝口而出的中國話讓對方錯愕，喜感逗人。

膾炙人口的1985年NHK紅白歌唱大賽，鄧麗君以一襲桃紅色金邊仿唐裝束，梳著古典髪髻，扮演日本家喻戶曉的中國美人楊貴妃，唱著她的成名日語歌曲「愛人」。觀眾們熟悉的語言和曲調，卻帶著異國的情趣，既親切又新鮮，很快吸引了廣泛的注意。

即使演唱日本味十足的演歌，鄧麗君也是時裝打扮，而沒有「入境隨俗」穿上和服。她的中國「本色」，宛如中國情人的幻象，反而為融入日本歌壇提高了知名度，喚起日本歌迷潛意識底，浪漫懷舊的中國符碼。她唱著李香蘭(山口淑子)唱過的「夜來香」、「何日君再來」，那不是失意的滿州國，也不是頹廢的上海灘。鄧麗君不是「中國化」了的日本女子李香蘭，鄧麗君是「Teresa Teng」，洋派的英文名字，時髦的新女性，真正的，被日本薰陶過的，中國人。

這些特殊的條件卻不適合於1980至1990年代的韓國。鄧麗君無法像在港台及東南亞，透過歌聲勾起人們追憶逝去美好的原鄉時空；也無法如暗中流傳大陸，代表某種自我抒情的解放。鄧麗君不是韓國所欠缺的情調，她在台灣的政治意味，恐怕讓「輸入鄧麗君」也沾染政治色彩。

我並不是要說韓國是否歡迎鄧麗君的歌曲具有多大的議論性，相反地，經由電影和翻唱，展現「後鄧麗君式」的流行，才是更有看頭。

周杰倫打進韓國傳媒市場也是拜電影之賜。2008年，電影「不能說的祕密」在韓國上映，清新的鋼琴音樂在電影原聲帶裡成為最受喜愛的部分。天真的中學生初戀，發生在純樸的淡水小鎮，搭配死生相許的情節，形色與聲光，構成影音效果的美感，這是不是就如翁倩玉所說的：「共通的Asian melody」呢？

文根英、張娜拉等韓國演藝明星，或唱韓語，或唱華語及粵語，都把唱鄧麗君的名曲、仿傚鄧麗君，作為進軍中國大陸的方式之一，她們能否成功，大概是「全球化」與「亞洲化」、「中國化」的另一個例子。

鄧麗君在韓國，還有一項她在世時未曾嘗試過的角色：「華語教師」。她咬字清晰，歌曲節奏舒緩，歌詞平順簡明，可以當作學華語的教材。據統計，南韓4800萬人口，有超過30萬的人學華語；全世界則有超過三千萬的人在學華語。

所以啊，還是可以說：「天下誰人不識君」吧？


(2009年3月2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壞人

學者遇見壞人是不幸
作家遇見壞人不見得是不幸
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也。

詭異的笑聲

以前我認為人的喜怒哀樂情緒都是天生的。高興時笑，悲傷時哭，能夠無所顧忌，像純真的孩子似的流露渲洩，不但對身心健康，也是一種福氣。

可惜人在成長和社會化的過程中，不得不學會察言觀色，學著陪笑臉、假慈悲，學著控制或轉移自己的情緒。久而久之，會不會忘了「自然而然」的反應到底是什麼呢？

「自然而然」的反應，也許要留在沒有利害關係，不必「應對進退」的狀態下，才能「真情坦率」吧。

比如，當觀眾時。

我見識過最「盡職」的觀眾是韓國人，尤其是女性。電視綜藝歌舞、訪談節目、脫口秀，只要有「現場觀眾」，一點兒也不需要罐頭掌聲和驚嘆、呼喊，甚至於尖叫聲。

她們總是很「吵鬧」。

主持人一出場，一定有熱情喧嘩。演出者說了什麼，一定有「啊～」的回響。

問過我的韓國學生：「你們的電視節目攝影棚觀眾，為什麼老是叫叫嚷嚷的？」

他們認為：觀眾有強烈的反應，才是對演出者的回饋，也是一種禮貌，表達對表演的欣賞。假如觀眾默不作聲，就顯示他們對演出不感興趣，也可能不夠專心。

我錄製電視節目的經驗告訴我，這也許是演出現場的工作人員鼓勵或引導觀眾「起鬨」，以製造氣氛效果的手段。

結果似乎不然。

在韓國看電影，觀眾已經不需要「配合表演」了，他們還是隨著劇情起伏而發出各種聲音。當進行到緊張刺激的情節，觀眾的驚呼，對我來說，比電影還「精采」。

一位日本朋友特別喜歡這種「集體發聲」的看電影過程，覺得過癮，像「Live show」。

尤其是韓語還不大行，不大看得懂，跟著其他觀眾就能掌握劇情。這位日本朋友說，回到日本後，曾經「不小心」在電影院「打擾」到其他觀眾，被投以異樣的目光：「懷念哪！韓國！」

日本電視節目裡的觀眾也並非一語不發，他們經常表達的是「咦～」，「誒～」的訝異聲。受到這訝異聲的鼓舞和啟動，演出者便接著揭開「謎底」，然後「賓主盡歡」。

台灣和大陸的觀眾比較折衷於韓國和日本，有時含蓄；有時開朗，和觀眾的年齡層有點關係，我想。

在新加坡，幾次看現場表演和看電影，觀眾都出現過令我好奇的詭異笑聲。
2006年我到新加坡不久，朋友請我去看曹禺的話劇「雷雨」。當兄妹亂倫相愛的真相大白時，現場冒出了笑聲。

因為顯然不是一兩人的笑聲，我覺得很特別。第二天，我問請我去看戲的朋友。

當時不清楚新加坡觀眾的中文程度，但是現場有英文字幕，應該不至於誤會劇情。那麼，可能是觀眾有意對演出保持冷靜的疏離感，以免被劇情所煽染？

「他們可能沒妳想的那樣有自覺。」朋友說。

然而他也不明白為何觀眾會在明明很感人，或是很悲傷的情節中笑出聲來。

為了讓學生對文學文本有概括性的認識，我經常必須使用一些視覺性的材料作為教學的輔助。這一群「八十後」的學生，大部分是靠眼睛，而不是靠耳朵獲取知識。課堂裡只聽我唱獨角戲，等待「觀眾」反應時總是冷場，司空見慣。我也能體諒。

全班不到十分之一的學生讀過全本的《紅樓夢》，這是中文系的學生，我自感責任非同小可。

但是不可能把課程都拿來教《紅樓夢》，沒聽過《西廂記》，不曉得牛郎織女故事的，也大有人在。

於是，最方便的法門，就是看影片版的《紅樓夢》，好歹要曉得寶玉是個男子，黛玉是什麼形象。

那天看的是黃梅調電影，順便讓沒聽過「黃梅調」的學生見識一下。

詭異的笑聲，在寶玉發現黛玉困情而死，踉踉蹌蹌趕往靈堂時，出現了。

螢幕上是呼天搶地，痛徹心扉的一唱三嘆，教室裡是冷洌的空氣，回盪著笑聲。

我忍不住問學生：「有那麼好笑嗎？」

學生不置可否。

問他們為什麼笑。

學生也答不上話。

明明是大悲劇，大悽慘的。

日本人也是很愛笑得詭異的民族。愉悅時笑，尷尬時笑，不小心犯錯時笑，連道歉時也會擠出笑容。

不明所以的外國人會被這種無所不笑的莫測高深弄糊塗。

漫畫《蠟筆小新》裡，小新打敗敵人的主意之一，就是餵他們吃「笑菇」，據說吃了「笑菇」這種毒蕈會大笑不止。不然還可以放很多「冷笑話」，把敵人凍死！

經典的大和民族式笑功。

中國人只曉得「伸手不打笑臉人」，難以探究這「笑臉人」所笑何來。

新加坡觀眾倒不是這麼懂得運用以笑聲掩飾，以笑容化解，我猜。有時我連「職業性的笑臉」都很難看到。

好幾次，我聽人說：「新加坡人很壓抑。」我的新加坡朋友也說過：「新加坡人很壓抑。」

連續兩年，我在怡豐城商場度過除夕。迎接新的一年的歌舞晚會，賣力表演的藝人一直鼓譟大家「scream! scream!」觀眾並非沒有熱情，可能是不習慣這種狂烈方式。

離開商場時，偶爾聽見一兩聲長嘯和口哨，新年嘛！百無禁忌。只有那時，我才聽見新加坡人的「發洩」。

實踐劇場的音樂劇「天冷就回來」是很受歡迎的作品，內容有著新加坡人切身的成長背景和感受，觀眾席不時傳來吸鼻子的聲音。當其中一位劇中人物顯露了他是同性戀者，笑聲，穿過哽咽，揚開了。

這次看「寶島一村」，帶著做包子手藝的老奶奶把絕活教給了隔壁的本省太太，後來客死異鄉，老奶奶的死訊裡，觀眾的笑聲又漫延出來了。

詭異。

我只能說「詭異」。

也許，這詭異的笑聲就是新加坡的祕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