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後的回答

辦公室窗外

八年前，我無意間朝她的心湖扔進了一顆石子。八年後，漣漪緩緩泛升，一朵出水芙蓉。

2006年8月，我初次登上南大的講台，為中文系第一屆的同學講授唐詩。二年級的他們，褪去了新鮮人的青澀，睜著求知若渴的眼睛，望著我這個陌生人。

既然是唐詩課，我們來「開宗明義」，談談什麼是「詩」吧。

什麼是「詩」？

學生們害羞地低下了頭，全場靜默。

那麼，我來看看誰能回答我。

我打開選課名單，班上有兩位同學的名字裡，有「詩」這個字。

我請她們先後回答。其中一位很俏皮地說：「詩是我個人的襯托。」我說：「敢情妳就是一首詩呀！」笑聲打破了我們彼此間的距離。

八年後，這位已經取得碩士學位，進入職場的同學，用一本詩集回應我。她說始終還在想著：「詩是什麼？」覺得當時的回答太輕率，用她的話說，就是「好廢！」

那一顆沈澱在她心湖底的石子時而翻滾著，她用寫詩來反覆思索。捧著她的詩集稿本《我走在我之上》，讀著她手寫的文字：「謹以此小小詩集作為母系成立十周年及父母紅寶石婚紀念的小小賀禮」，我的心湖也漾起了記憶的波光。

是的，記憶。那天的課堂，我說詩是「記憶」；詩是「技藝」─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記憶，能夠用文字書寫且富有情思，靠的不只是天才，還要「技藝」。我用孫燕姿唱的「眼淚成詩」當例子，告訴同學們「傷口化作玫瑰」才是詩─傷口結痂了，殘餘了疤痕，那是提醒我們的「記憶」。傷口不能化成玫瑰，疤痕也只是疤痕而已。歌詞裡還有「字不醉人人自醉」，這裡的「人」，是詩人，也是讀者。人人未必都能成詩人，但人人都可以當讀者，文章千古事，我們和千年前的唐人以詩相遇。

學生要求我為詩集寫序，我學著她的俏皮，說：「一言難盡哪！」

她說：「老師就寫『一言難盡』四個大字給我好啦！」

的確是一言難盡。用專業的評論來分析這本詩集固然不成問題，我並不願這麼做。對於我，這本詩集是個禮物，重在情意，而非物質內容，我不想客觀對待她。我的「一言難盡」，是她讓我回顧了八年前來到南洋執教的初衷。

我曾經給當年的院長和系上同仁發過一封電郵，談自己決定離開台灣工作崗位的心情，起首寫著：

「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有的人留下的是珠璣；有的人留下的是垃圾。

而我，能留下什麼呢？」

原本的一年教學計畫，在最後一節課同學們的淚光中動搖了。同學們對我說：「老師妳能不能不要走？至少，看著我們第一屆畢業。」

「台灣的學術單位不缺我一位研究人員，如果南洋的華文教育需要我，我願意付出。」本著這樣的信念，我留下了。看著第一屆到今年第六屆的學生畢業，算算有六百多位了。

生活位置座標的轉移，使我張望的方向隨之變化。我視覺經驗裡的「亞洲」，從過去較多接觸的東北亞，拓展到了東南亞，以中國為亞洲文化核心的想法，逐漸加入印度和伊斯蘭文明的元素。反觀我的家鄉台灣，竟然發現：我一直以為台灣屬於「東北亞」，和日本及韓國一系；在別人的眼光中，台灣是位處「東南亞」的。而有趣的是，台灣人一般想到的「東南亞」卻是泰國。

這些觀念落差讓我試著「歸零」，重新學習和認識自己，想著我能留下什麼給南洋？答案現在也許還言之過早。

辦公室面對窗外，就是南洋大學的歷史標誌，陳六使、林語堂、潘受、凌叔華、蘇雪林、王叔珉…多少前輩曾經出入這幢建築，《我走在我之上》的作者也在那裡工作。我不能寫一篇嚴謹的詩集序文，我的「一言難盡」，在面對這幢建築時，有沈重的責任；也有歡快的期許。

 (2014年8月23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