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徐悲鸿美术馆旁徐悲鸿故居的展厅书柜里，发现我的书《南洋风华：艺文.广告.跨界新加坡》赫然入目，十分惊喜！
《南洋风华》里收录了我研究徐悲鸿1939年在新加坡以抗战街头剧为题材画的《放下您的鞭子》，以及1940年在印度，用当地男子为模特儿画的励志作品《愚公移山》。其他我谈徐悲鸿人生历程，与新加坡因缘的文章，散见于《Emily的抽屉》和《艺游狮城：翻看新加坡美术手账》等书。
虽然知道徐悲鸿由于抗战避居重庆，任教于中央大学；1942年1月新加坡沦陷日军之前返回中国，再居重庆，我对于重庆期间的徐悲鸿所知有限，也不大明白为何策展人会将这本出版于新加坡的《南洋风华》置于展柜。
很奇妙的，他乡不期而遇故知。
被告知新加坡的博物馆、美术馆不大陈列华文书籍，包括《南洋风华》和《星洲创意》等我谈新加坡文史艺术的著作，很难在相关的展区和同好见面。今年新加坡图书馆展览“尘封的故事：四画家1952年峇厘寻艺之行”，介绍刘抗、钟泗宾、陈文希和陈宗瑞具有典范启示的壮游。我在《南洋风华》的《追随高更去峇厘》一文中即有和展览布置同样的思维，对照画家的草稿和完成作品，我还比对了高更（Paul
Gauguin）的构图笔法，呈现新加坡先驱画家继承后期印象派，开发南洋风格的历史意义。展场最后提供的馆藏参考书籍，一本华文书也没有，毫不意外。
从沙坪坝大学城乘坐一个小时的出租车，在江北区盘溪路层层的石阶上下寻找徐悲鸿故居，又令我回忆起2008年在新加坡芽笼得幸进入徐悲鸿借居的黄曼士“江夏堂”旧事，点滴细节纪录在《南洋风华》，作为雪泥鸿爪。2023年，在《星洲创意》的新书发布会上，我应读者询问，回答“从《南洋风华》到《星洲创意》，有什么变化？”─最大的，肉眼可见的变化，就是芽笼江夏堂拆除，成为不可见，我拍摄的内外景观照片见证历史印痕。
后人居住在名人故居，故居成了古迹，为了保护古迹而不得随意整修改建，恐怕不是称心舒适的事吧？重庆徐悲鸿故居是两层楼的石砖房，周围都是已经重新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换位思考新加坡江夏堂，是否我不该一厢情愿强调那幢建筑的场域精神？
徐悲鸿7次到访和旅居新加坡，他在南洋树立和巩固了自己的艺术家地位，报刊尊他为“大师”；侨民购买他的画作献金抗日。他的感情生活并不如事业一帆风顺。1939年他给学生孙多慈的书信，流露对她不肯(像前任妻子蒋碧微一样)为爱天涯私奔的失望。1941年在槟城极乐寺和马来西亚华人女子邓小姐订婚之后，因他归返中国，婚事不了了之。
1942年到1946年居住在盘溪路的4年，贤惠得体的廖静文给予的崇拜和爱慕直接抚慰了徐悲鸿的身心，他有了新生的骨肉，四十岁后半的生命绽放活力光彩。他在石家花园成立创作和研究单位“中国美术学院”，招揽后进，弘扬写实艺术的主张，这个短暂的“中国美术学院”在1949年结束，和现在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没有关联。
所以，徐悲鸿在新加坡的“情断”和“名扬”，正是他在重庆开展的蓄势待发。
我取下书柜中封面微微卷翘的《南洋风华》翻阅，一位操着四川普通话的保安人员进来展厅说，在监控看到我了，不可以乱动展品！
陪同我参观的吴老师对他说：“这本书是我们衣老师写的！她是作者呢！”她接过《南洋风华》，打开封面折页，凑近保安：“你看，这是她的照片，是不是同一个人？…”
保安说：“嗯，是有点像…”
我们都笑了~。
2025年4月12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善若水”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