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風韓流東亞心

韓國首爾街頭地面的各國問好語

在東京、在首爾、在香港、在台北，我經常被人問路。我的一本散文集《青春祭》裡有一篇〈長得很東方的亞洲女子〉說到了這事，我想，大概我長了一張親切和善的臉，還有隨遇而安的眼神。

日語、韓語、粵語、中文，人們依他們想像的可能，對我說各種話。在新加坡，我被問路時聽到的是英語。「對妳說英語是表示對妳的禮貌。」我的新加坡朋友告訴我，語言的使用不只是身份的認同，也是對對方的某種認定。

我慨然接受陌生人對我的認定，我是長得很東方的亞洲女子。

受經濟影響帶動的全球化，已經把世界拉成扁平，滲透我們的生活。韓國的中國餐館過去強調「正統」、「正宗」，現在，炸醬麵成了韓國的國民日常食物。日本發明的「和風義大利麵」頗帶動過一陣子流行，打破了「和食」和「洋食」的界限，在義大利麵裡加進海苔和明太子，沒想到混著奶油白醬吃還別有風味。和「和風義大利麵」同樣原理的，是將中國傳入的拉麵日本化，湯頭換成味噌，配菜鋪上一片乳酪，這叫做「創意料理」、「無國籍料理」、「跨國界料理」。

食物的「無國籍」與「跨國界」，也就是新加坡餐廳標榜的fusion─融合、混搭。廚師調整了我們的味覺，配合不同地區食客嚐新的需求，以及酸、甜、鹹、辣的偏好，使我們吃著「可能合乎口味」的異國風情，比如日本帶甜味的「麻婆豆腐」。有人說：這是食物的「後殖民」，我們被訓練的舌頭，不容易回到及堅持「原汁原味」。

「移動」、「傳播」、「再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詞吧。人與物的移動，傳播了文化和思想，網路發射的即時訊息，迅捷得讓文化體之間同步無落差，便利的翻譯工具，加強文化思想的吸收轉化再生產，消減了國籍、種族、乃至於語言的隔閡。

這，就是大同世界的境地了嗎？

照理說，人們應該比過去還容易認識彼此，接納彼此，時事的發展卻不然。被趨於統合的味覺，並沒有掌控我們的大腦；我們選擇廚師為我們「本地化」的異國美食，也選擇看見或視而不見周邊的「他者」。

我的工作經常有機會移動於東亞，華人圈之外，就是日本和韓國。古代的日本和韓國，由於官方和上層社會使用漢字書寫，國際間記錄和溝通可以筆談，這一點歷史常識往往造成某些一廂情願和誤解誤用。最常以為的，是把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家稱做「同文同種」的兄弟友邦，說他們以天朝中國為中心，臣服歸順。誠如葛兆光教授在《宅茲中國》一書中指出的，明朝滅亡後的十七世紀東亞，中國已經失去了國際秩序的指揮權。二十一世紀的東亞各國，情勢更為複雜。

再說，即使同樣使用漢字，有的字詞在中國、日本和韓國的概念和意義是不同的。我初次聽大陸人說「我的愛人」，覺得挺異樣，知道是指「配偶」，但是台灣人說的「愛人」是「情人」、「戀人」的意思，和韓國一樣。日本人說的「愛人」（あいじん）則是外遇的對象；「戀人」（こいびと）才是「情人」。

台灣受日本統治五十年，「和風」不息。1994 年衛視中文台首先推出張東健和沈銀河主演的韓劇「青出於籃」(마지막승부，原名「最後的勝負」)，自此「韓流」洶湧。「和風」與「韓流」吹拂波動著我居住的兩個島嶼─台灣和新加坡，我沒有征服全球的壯志，我的觀看和寫作，只願安份地守著我的一顆東亞心。

繼續來向我問路，不介意，我學會了說日語、韓語和英語，那句重要的回應：「我不知道」。

(2014年11月15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落葉蕭蕭紅似火

日本奈良秋景

夏志清遺漏了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捕捉了的，1980年代以來，一波又一波的「蕭紅熱潮」，已經有數十部蕭紅傳記、評傳和研究專著的藝文界、學術界，可能會在這兩年登上頂峰，如果我們相信影視媒體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大於書籍的話。

接連著有兩部以蕭紅的一生為題材的電影上映─霍建起執導的「蕭紅」，以及許鞍華導演的「黃金時代」，該是華語電影史上少見的現象。或許，應著夏志清的那句話，張愛玲下來就是蕭紅了。加上方興未艾地圍觀「民國範兒」，比張愛玲境遇悲慘、情路坎坷、英年早逝，生死於1949年前的民國女作家，正是當下消費的好對象。

個人傳記式的電影「蕭紅」，塑造了「懷孕也好、病危也好」，接近她、了解她的男人都會愛上她的「文學洛神」蕭紅。「黃金時代」則引用1936年蕭紅寫給男友蕭軍的信：

窗上灑滿著白月的當兒，我願意關了燈，坐下來沈默一些時候，就在這沈默中，忽然像有警鐘似的來到我的心上：「這不就是我的黃金時代嗎？此刻。」於是我摸著桌布，回身摸著藤椅的邊沿，而後把手舉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確認定這是自己的手，而後再看到那單細的窗欞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經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是在籠子過的。

所以，「黃金時代」不是民國、不在中國，是在蟄身的東瀛，一個自我囚拘的籠子裡。

也可以說，蕭紅31年的人生，就是在掙脫被家庭和傳統桎梏的籠子，飛到以愛情為名的另一個籠子，繼續束縛。

兩部電影都是倒敘式的手法，「蕭紅」從女作家臨終前在戰亂淒惶的香港，向照料他的仰慕者駱賓基回顧自己的一生。「黃金時代」仿照口述歷史的方式，讓蕭紅周邊的友人從各自的觀點和接觸經驗談他們所知道的女作家。前者是文藝愛情片；後者是模擬紀錄片。對於不大認識蕭紅的觀眾，前者較容易親近，看為婚戀自主而離家出走的女主角，與自己曾經拒絕的未婚夫同居懷孕，後來被拋棄，再和男作家蕭軍同居，產下一女後送人撫養。蕭軍的不忠讓蕭紅心碎，經魯迅協助，東渡日本靜養寫作。返國後正值對日抗戰，與粗獷的蕭軍個性相反的端木蕻良打動了蕭紅，兩人結婚，蕭紅產下與蕭軍生的兒子，兒子離奇夭折。蕭紅和端木蕻良避難香港，最後孤孑病故於斯。

「黃金時代」適合偏愛解析的蕭紅讀者，旁徵博引，考察史實的探求傾向，雖然謎團沒有答案。導演剪去了蕭紅的情愛糾葛戲，大篇幅鋪陳魯迅之愛才，蕭紅對魯迅的崇拜和思念。

魯迅和蕭紅是否有曖昧關係？許廣平如何無奈地包容他倆？我不能多說。我猜想，魯迅對蕭紅的關懷，是由於她活生生是易卜生《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裡摔開家門，出去追尋自我的「娜拉」。1923年魯迅演講過〈娜拉走後怎樣〉，指出了娜拉的下場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他說：「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蕭紅困於經濟，魯迅鼓勵她寫作維生，她經常寫寒冷與饑餓，那是深刻的身體感受，她在愛情的美夢裡不能掩藏的現實。

有了稿費和版稅的蕭紅，在信裡對蕭軍說：「對於自己的平安，顯然是有些不慣，所以又愛這平安，又怕這平安。」

蕭紅恐懼什麼呢？是慣於不安而擔心眼前的平安是虛幻？是害怕這平安終究是在籠子裡，自己沒有勇氣飛出去？

電影「蕭紅」的英文片名是Falling Flower，用的是端木蕻良說的：「落花無語對蕭紅」。我要說，花落了，化為泥，今年不是去年花。蕭紅最好是呼蘭河邊的一株樹，即使柔弱，秋風起時落葉飄舞，紅紅火火，每一片都不甘心死亡，想飛到世界的牢籠之外。

(2014年11月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共和春炸醬麵

 我沒趕上吃共和春炸醬麵，我去「共和春」的時候，它已經歇業三十年。

磚造的二層樓建築，入門後拾級而上，樓上是接待大宴小酌賓客的寬廣空間。天花板的彩繪富麗堂皇，廊柱和欄杆都是喜氣洋洋的大紅色，頂棚開狹方形的天窗，透進明朗的自然光亮。韓國仁川市政府耗資65億韓圜(約580萬美元)收購這幢二十世紀初山東匠人興建的樓房，復原「共和春」餐館的面貌，成為韓國第一座炸醬麵博物館。

很難說炸醬麵是「共和春」餐館的招牌料理；也不像長崎中華街的「四海樓」被認定為什錦湯麵(ちゃんぽん，Chanpon)的元祖，但畢竟，它見證了炸醬麵從山東到韓國，輸入、改良、拓展的百年興衰衍化。

1907年移民韓國仁川的山東人于希光(1886-1949)，為慶祝辛亥革命成功，「迎接共和國的春天」，在1912年開始經營「共和春」。在那之前，自1883年仁川開埠，圍繞清朝領事館(今仁川華僑中山學校)聚居的中國人，已經把家鄉的豆醬拌麵在異國稀里呼嚕吃將起來。

「共和春」本來是兼營住宿的客棧，後來擴大餐館部門，餐飲生意愈來愈興隆，取代了客棧。和華僑聚居的「清館」區毗鄰的日本租界商賈，是仁川中華餐廳的主顧；1930年代，炸醬麵登上菜單，日語和韓語都直接音譯「炸醬麵」，發音毫無困難。把肉末和洋葱等食材混炒在豆醬裡，澆淋在麵條上，攪拌著吃，吃來也簡便。

就是這樣簡單便利，份量也足夠，炸醬麵始終是韓國中華料理最實惠的餐點。不過，要以大米為主食的韓國百姓接受炸醬麵，還是托工業化和經濟發展之福。韓國政府於1964到1977年間倡導鼓勵米、麵混食運動。運動中宣揚麵食對健康和國民體格的益處，連帶地，適合人們口味，改良成偏甜的韓式炸醬麵也漸漸普及。

1970年代，是韓國炸醬麵的全盛黃金時期，「共和春」餐館躍升為仁川首屈一指的中華料理名店之一。正是由於炸醬麵的廣受歡迎，1980年代起，韓國廚師逐漸取代了日益減少的華僑，許多中華餐館易主，徹底「本地化」的結果，使得老店「共和春」走入了歷史。

和如今動輒一碗5000韓圜相比，1970年代150韓圜一碗的炸醬麵多麼便宜！即使如此，那時能吃上一碗炸醬麵可不輕易。

「炸醬麵哪，是想起來就幸福愉快的味道！」

有一年韓語課程結束後，返國前我請兩位老師吃飯。斯文英俊的黃老師是班主任，俏麗活潑的金老師擅長教會話。兩位老師都說想吃中國菜，我們散步走進大學附近一家餐館，兩位老師一入座，菜單都沒看，不約而同點了炸醬麵。

哪有人請客吃炸醬麵的？

我問兩位老師還想吃什麼？這是我第一次在韓國吃中國菜，還真不曉得有什麼菜色。

金老師說：「對韓國人來說，最熟悉的中國飲食就是炸醬麵呢。」

黃老師補充道：「以前韓國很窮，很少外食，普通人家只有慶祝生日和孩子畢業典禮那天才去吃館子。到中國餐館，沒多的，點一碗最便宜的炸醬麵就高興極了！」

炸醬麵搭配烤鴨和糖醋肉、雜拌菜的組合可能有點奇怪，看兩位老師大快朵頤，即使不大習慣，我也放懷大嚼，這第一碗韓國炸醬麵，滿是甜意。

炸醬麵博物館的資料說，韓國一天消費700萬碗炸醬麵。韓國人怎麼讓炸醬麵深入生活，成了國民美食呢？

我想，最該歸功於不畏晴雨風雪，騎著車，車尾綁繫食箱的送餐伙計。這種打電話訂餐的外送服務，在二次大戰之前就有，現在靠著智慧型手機，更是無遠弗屆。只要你能說出身處地點的電線桿編號，或是任何顯著的識別物件，哪怕是在農田裡、在公園、在山上，一通電話，食物就到，真是太便利了！

炸醬麵完全合於韓民族求快的急性子，和動畫「炸醬麵女孩Pucca」一樣，即刻行動、想愛就愛。這種迅速簡明、乾脆俐落的「炸醬麵精神」，早就超過了韓國人戲稱「炸醬麵」的華僑，鼓舞韓國，衝向世界。

 (2014年10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不必再演了，李香蘭

李香蘭  網路照片

給你看她的照片，你會認出她嗎？你認出的她，叫什麼名字？李香蘭？潘淑華？山口淑子？Shirley Yamaguchi？大鷹淑子？

不同的名字，是她不同的人生階段所代表的不同身份。

你說，她是「李香蘭」。這三個漢字，日語是Ri Koran；華語是Li Xianglan；粵語是Lei Hoenglan，都是她，也都不全是她。

說她「雙面伊人」；說她「東方之鶯」；說她「亞洲天后」，人們給她的封號無論怎樣冠冕堂皇，我想都不及日本學者谷川建司把握得貼切─她是不斷打造和生產「李香蘭神話」的人。

我曾經在一篇名為〈活成一則傳奇〉(2010年3月1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的文章裡說過，郁達夫和張愛玲都懂得「先把自己活成一則傳奇，把生命寫成文學，再讓後人求索探尋。」李香蘭比郁達夫及張愛玲更勝一籌，她跌宕起伏的傳奇人生，非但華麗精彩，一個人活出了好幾個人的生命樣態，更超絕的是，她不甘平淡平凡的性格，不斷否定或修繕自我，不斷自我重塑，不斷在扮演世人心目中無可匹敵的角色，你叫她什麼名字都行。

2014年9月7日，原名山口淑子的李香蘭在東京去世，各大媒體都報導了這則新聞，透過媒體的報導用詞和重點，顯示了李香蘭給予人們的歷史記憶和評價，且看：

日本《朝日新聞》：山口淑子女士死去，曾以女優李香蘭、原參議院議員活於世

中國《新華網》：日籍歌手李香蘭病逝，享年94歲，曾以漢奸罪被捕

韓國《朝鮮日報》：日帝製造的「中國之花」結束波瀾萬丈的94年生涯

台灣《聯合報》：「夜來香」李香蘭人生謝幕

美國《華盛頓郵報》：Yoshiko Shirley Yamaguchi是個歌手、女演員和政治家，她的人生是一系列的化身

.韓國媒體強調她因主演「支那之夜」受矚目，而獲得金日成青睞，願意接受採訪。中國和日本學者筆下的她，則呈現有意思的反差，我想這不能不「歸功」於研究態度、口述採訪與翻譯傳播的效果。

李香蘭出版了三本自傳，分別是《李香蘭．我的半生》(1987年，和藤原作弥合著)、《李香蘭自傳：戰爭、和平與歌》 (1993年) ，以及《此生名為李香蘭》(2004年)。三本自傳都署名作者是「山口淑子」，書名冠以「李香蘭」，可知她對利用「李香蘭」符號有著高度的自覺。三本自傳都有中文譯本，其中第一本就至少有三部譯本，首先是在日文本初出版的第二年，即1988年問世。同書另一部中文譯本在1994年加上了「在中國的日子」的標題。2008年同書又出了台灣的中文譯本。可以說，《李香蘭．我的半生》是中文讀者窺看「李香蘭」最便利的書，因此，書中一些自我迴護的內容也就影響了一些中文學者對於她的看法。

日本學者聽李香蘭表示：「當時我還只是個十幾歲的少女，只是按照大人們要求的去扮演交給我的角色。」「因為無知和恐懼而刻意隱瞞自己的真實國籍。」「在歷史的夾縫裡求生存」…種種言論，就不那麼輕易抱持「同情的理解」。四方田犬彥將李香蘭置於東亞的框架下理解，並比較了李香蘭和原節子。田村志津枝的《李香蘭的戀人：電影與戦爭》寫的是台灣文人劉吶鷗，字裡行間揭穿了李香蘭自圓其說的許多破绽。

戰後的李香蘭，回到日本恢復本名「山口淑子」。去好萊塢發展又成為Shirley Yamaguchi。到香港拍戲再轉回「李香蘭」。再回日本主持電視節目、擔任記者、踏上政壇18年，隨著第二任丈夫大鷹弘去世，「大鷹淑子」最後以「山口淑子」畫下人生句點。

應該注意的是：無論頂著哪個名字，她始終積極不懈，把快要被歷史淡忘的「李香蘭」起死回生；她一直要站在主流，扮演成功的傑出角色。她的意志力和奮鬥力，是二十世紀女性罕見的例子。

安息的「李香蘭」，不要再演了!

留給已經演出，而且必定還會一再重演的電影、音樂歌舞劇、電視劇、漫畫，乃至於電玩，繼續替妳演下去吧。 

(2014年10月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鶼鰈

合唱50年前婚禮上的情歌"Because"

「鶼鰈」這個詞現在可能少用了，幸好「鶼鰈」兩個字「有邊讀邊」還唸得出音來。「鶼」字就是白居易〈長恨歌〉裡的「在天願作比翼鳥」；「鰈」字就是比目魚，古人以為比目魚要倆倆並游，所以「鶼鰈情深」就是夫妻恩愛的意思。

送蘭花慶賀郭振羽教授和羅伊菲老師金婚大喜，想在卡片上寫「鶼鰈情深」，後來想想，還是「永結同心」隨和通俗，不為難花店。但我喜歡「鶼鰈情深」，同飛同游，像他們紀念結褵五十年寫的書《我必珍惜你》一樣，有著躍然動態的美感。

初收到《我必珍惜你》，納悶封面怎麼像好萊塢電影劇照？這是哪一齣戲？哪一幕情節？後來知道是他倆紀念二十五年銀婚，重遊夏威夷，重溫山盟海誓，才再仔細端詳─可不是嗎？這一對「金童玉女」！

九月十四日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參加《我必珍惜你》的新書發布會，郭振羽教授和羅伊菲老師的文友王潤華教授對書裡留學生的經驗和回國任教於大學的心情頗有共鳴。劉培芳女士說：一個人可以一輩子和同一個人戀愛，長長久久。這本書以伊菲老師為作者，郭教授在一些篇章後加追述按語，相得益彰。他們的一雙兒女從海外專程返回，以流暢的華語侃侃而談，恩愛的父母組成的幸福家庭，使人歆羨。郭家第三代的音樂舞蹈表演視頻，為現場增添聲色。伊菲老師創辦的「東華合唱團」帶領大家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一片溫馨。合唱團指揮黎列剛老師的高歌，激起滿堂喝采。

來賓裡有一位對我別具意義的人，沒想到三年後意外相見，就是曾經協助我試圖採取法侓途徑，向散布不實指責、毀謗我的同事爭取公平正義的許律師。那痛苦的11個月中，我也曾經向郭教授請教如何處理，弭平我的不白之冤。郭教授沒有直接指導我行事步驟，而是提醒我思考最基本的去留問題。

是的，人在屋簷下，是低頭棲身？還是另謀屋簷？我回想著過去向同事們表白自己願意「留下」的心聲，那些同事們還包括我在台灣工作的師長及友人，我請求他們體諒我的離職並非「背叛」，我以為能在新加坡盡一點棉薄之力。言猶在耳，發給系上所有老師的電郵，許律師形容的「魯莽粗暴」文字深深刺傷了我。

後來，大學高層裁決了兩位攻擊我的人應該向我道歉，許律師說：妳能接受，就是內部調解辦公室政治。要上法庭，就將是社會事件，要有承擔壓力的心理準備。郭老師仍是從原則上著眼，勉勵我朝向雨過天青的未來。他們的理性、客觀，讓我不但感恩，也對新加坡的法治產生了信心。如今，南大中文系沒有那兩位事端，恢復了元氣。

一個外來移民除了要有熱情，還要能體察事物，冷靜融合。我讀《我必珍惜你》，注意到了郭老師給予我的「不言之教」的其他例子，在伊菲老師的行雲流水之筆下，也是一樣悠遠。

這對「七同佳偶」─同年、同月、同日生、同校、同班、同學、同事，能夠攜手相伴至今五十六載，豈只是由於老天安排，偶然的「同」而已。就像伊菲老師說的，倆人是知己，始終保持著學習的精神、感恩的胸懷。我也深有同感，朋友或是夫妻，得一知己，互信互愛，夫復何求。時間會過濾掉雜質，淬鍊出真實。

…只因 上帝將你賜給我

我必珍惜你

共度光明與黑暗歲月

爾今爾後

為這神聖的愛祈禱 (伊菲老師翻譯)

(Because God made thee mine,

I’ll cherish thee,

Through light and darkness through all time to be,

And pray his love may make our love divine,

Because God made thee mine!)

新書發布會上，倆人再度唱起這首當年婚禮上的情歌“Because”，宛如再走一次紅地毯。人生的驕陽和風雨，都化為智慧語絲，迴盪耳畔。

(2014年9月20日，新加坡《聯合早報》，是日為郭振羽教授、羅伊菲老師金婚紀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