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

空中鳥瞰柬埔寨洞里蕯湖水上人家

我驚訝地望著他。他說得認認真真。我不解。

「遺言已經交代好了。」他說。

我沒聽錯吧？這位一口流利華語的日本漢學家，提到他今天的「最後一次課」。

明天他要啟程飛往外國。

我說：「先生真會說笑，是交代學生休講時應該讀的書和功課吧？」

他搖搖頭：「不不，也許不能回來繼續給學生上課呢。還是說遺言吧。天有不測風雲…」

「何況，我們飛行在風雲裡…」我在心底說。

經常能感受到日本人做事的周到細心。到東京與他見面的第一天，他拿出記事本，滿懷歉意地表示：我參訪期間最後幾天，他已經接受邀請，要去他國開會，不能全程陪同。提前安排送別餐聚，很不禮貌。我也為叨煩主人，特地為我撥冗破費而表達謝意與歉意。

「不好意思」，用致歉代表道謝，這種日本式的情感呈現方式台灣人大部分也都很習慣了。雖然有流於俗套之嫌，我曾經稍加克制，不過，在日本幾乎天天說，也天天有人對我說。

為我安排的送別聚餐，第二天要離開此地的其實是主人。他說，不知下一次見面在何時何地，要好好地，互道珍重。我們一年總有幾次需要飛行，每一次飛行都彷彿冒險，把生命交給別人。所以，如果回不來，家人和學生，這些我們周圍最關心最親近的人會有什麼反應呢？先把「最後的話」說了，可能自己沒有遺憾吧？

「人生的遺憾是沒有好好的道別。」我想起李安導演的電影「少年PI的奇幻之旅」，這句話讓我反覆咀嚼。

過去，從台灣島的北邊到南邊，一般正常的車行時間在7小時之內，或許這造成了我的「交通時間感」，搭乘超過7個小時的汽車或火車，讓我焦慮和煩躁，坐立不安。只要有飛機可選擇，我不想坐車。

有人告訴我，別在乎節省那一點時間，坐車比飛機安全平穩，我總反駁：在地面發生交通事故的比率高於空中。還自以為瀟灑地說：從空中墜下死得乾脆，我可不願因為車禍傷成殘廢遺害家人。

我的朋友裡，也有和我一樣喜愛飛行的。愛吃飛機餐、愛看飛機上的影音節目(為此不眠不休，還捨不得到達目的地)，可惜個人不能符合當空服員的種種條件，否則一定投身飛行工作。我曉得許多國家都有培訓報考空服員的補習班，韓國的大學還有專門的空服員科系。

本來放在衣橱上方的旅行箱後來立到了牆角，「飛翔」成了我2013年的關鍵詞。離開地球，遨遊空中，想像《莊子》裡御風而行的列子，逍遙。

逍遙，沒有亂流引起空中顛簸的話。

我也寫過遺囑，在空中。

一次臨時必須回台北，直飛的航班訂不到機位，只好去香港轉機。返程依然要經過香港。

吃過餐點，看完一部電影，飛機還在空中翱翔，看看手錶，竟然已經過了三個小時。我記得這班飛機比預定的時間晚了半個多鐘頭起飛，但是從台北飛香港要不了兩個小時，怎麼回事？

難道─我搭錯了飛機？

我急忙搜出登機證查看，沒錯呀。

這時，機長廣播了：香港有颱風侵襲，風速過劇，飛機無法降落，現在折返台北。

被颱風颳這下子，會錯過我接著要搭的航班啊！

飛機降落台北。無風無雨，萬里晴明。

第二天我有重要的工作，今晚非得回到新加坡不可。我請求空服員讓我下飛機，打算在機場買直飛新加坡的機票。

空服員問我：「妳確定今天還有直飛新加坡的航班？而且有空位？」

我打開手機，上網查詢，並且聯絡台北的家人。是的，還有機位，50分鐘之後起飛。

我要求下飛機，我不要去香港了。

空服員勸我：來不及的。妳要取出托運的行李，還要再買票，然後辦登機手續…

我打開安全帶的扣鎖，我不要再飛去颱風圈裡。

空服員說：「我們很快就會再起飛，妳別站起來！」

20分鐘之後，飛機重新起飛。

盤旋香港上空，機身上下擺動搖晃，乘客們連連尖叫驚呼！

窗外的雲霧一陣紅一陣橘一陣黃，不知是飛機的燈光，還是天空的閃電。

我聽到嗡嗡作響的聲音，不知是來自耳朵裡，還是機艙中傳出。

機長廣播要大家坐好，繫穩安全帶。我們繼續嘗試降落。

不要降落了吧？飛回台北吧？機長你別勉強哪！我哪裡都不去啦！

我聞到嘔吐的味道，控制自己的呼吸。

頭暈。掙扎著拉出前方座椅下的皮包，翻出記事本和筆，我歪七扭八地寫著遺囑。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我的肉身，以及我的遺囑記事本，到了大海裡，只是泡沫。

(部份內容刊2014年4月5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岡倉天心的理想

岡倉天心書蹟

“ASIA is one.”

1903年，日本美術教育家兼美學家岡倉天心(1863-1913)在他的 “The Ideals of the East”(《東洋的理想》)裡，提出了對後人影響深遠的「亞洲一體論」。他說：「亞洲是一體的。喜馬拉雅山的區隔只是為了強調兩大文明的特色─孔子的集體主義所代表的中國文明，以及吠陀的個人主義所代表的印度文明。然而，即使是白雪覆蓋的屏障也一刻不能阻礙亞洲民族終極的、普世的博愛精神。」

十多年前初讀《東洋的理想》，友人告訴我，這是一本促成日本侵略亞洲其他國家的書，提醒我不可輕易接受。

我不解，岡倉天心說世界三大宗教發源於亞洲，中國和印度等古老文明國家傳遞的「愛」與「和平」信念，始終造福著全亞洲人民，而且應該被推揚到整個世界。這種帶著浪漫情懷的思想，何以會被軍國主義者利用？

面對強大的西方，最早實行現代化建設的日本，自認為是當時亞洲國家之牛耳。日俄戰爭勝利後，更加強了日本稱霸亞洲的氣勢。明治時代的日本知識分子被思想史家竹內好(1908-1977)和橋川文三(1922-1983)歸納為兩大類型，一是如同岡倉天心的「亞洲一體」論者，所謂「興亞派」；以及福澤諭吉(1835-1901)主張的「脫亞入歐」論者，所謂「脫亞派」。雖然在行動上，日本的確向西方靠攏，情感和文化的「亞洲認同」，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刺殺伊藤博文的朝鮮人安重根；推翻滿清帝國的中國人孫中山，都在相當程度上主張「亞細亞主義」，意欲聯合亞洲國家對抗西方霸權。歷史的發展證明「亞細亞主義」畢竟是簡單的「理想」和「假說」，在用武力「實踐」的過程中，亞洲國家不但沒有成功對抗西方，二次大戰以及後續的冷戰格局，更讓新崛起的美國主導了瓜分國際利益的大權，一百年前的「歐洲中心主義」轉而成為「美國中心主義」。

意識到本國或區域文化主體性的被消解，一些學者重新提出了亞洲論點。日本溝口雄三教授的《做為方法的中國》，試圖以中國研究為方法學，走向理解世界。中國的孫歌教授在《亞洲意味著什麼？》裡，梳理百年來日本的亞洲論述。韓國白永瑞教授的《思想東亞：朝鮮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則是站在「雙重邊緣」的立場，思考「東亞共同體」的可行性。臺灣陳光興教授的《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主張臺灣應該「脫美入亞」，尋求亞洲國家相互參照，互為主體性的自我轉化。

我對東亞文明的研究，可以說是在類似的思維狀態中形成。我的求學經歷，直接回應著清代乾嘉考據學說和歐美「新批評」，乃至接連引入臺灣的西方文化理論的衝擊。摸索著做為中國人以及臺灣人的身份定位，把歷史的時間觀念放在地圖上展開，與其強調批判性和對抗性，我更願意審視「西方」究竟對我有什麼意涵，為何我安心做一個亞洲人，並且希望從文物、藝術以及文化意象等面向，設想亞洲為世界提供了怎樣的共享資源。這也許是對岡倉天心理想的另一種實現方式。

今年二月，我應韓國外國語大學邀請前往演講，這是繼2009年我應邀演講東亞「瀟湘八景」詩畫之後，再度回到該校的講臺。我談王羲之《蘭亭集序》從古至今對中國、韓國和日本的書法、繪畫、文學和雅集文化的影響。在結語時，我說道：研究東亞文明，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但我並不認為要用「中國本源論」、「中國中心主義」來取代西方，就能夠得到平等和平衡。東亞的共同文化遺產，就看世人怎樣汲取養份和再生產。

就像岡倉天心因為費諾羅沙（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 1853-1908）的影響和激勵，重新從文物調研的結果，肯定日本美術的價值，我們也應該看重「西方」做為「他者」的對照意義。地球上的任何一點都可以是中心，亞洲不是世界的邊緣，尊重別人並且認識自己擁有什麼，才能找到與亞洲國際間對話的切入點，也才能宏觀世界。

岡倉天心晚年有詩：「仰天自有初，觀物竟無吾。星氣搖秋劍，冰心裂玉壺。」岡倉天心的日本文化優越感固可質疑，濫用岡倉天心東洋理想的野心份子和誤解他的讀者，豈可不思。

(2014年3月2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齊邦媛老師的紅鞋子

(2009年6月8日，林口長庚養生村)
(應友人要求做了圖象處理，請包涵)

我從來沒見過齊邦媛老師穿紅色的鞋子。

我猜，齊邦媛老師後來也沒有紅色的鞋子。

聽到齊老師在課堂上說，想穿一次紅色的鞋子，大膽一下，我失聲笑出來。像我這樣勇於嘗試各種衣著的人，起初很難想像，對矜持的齊老師來說，紅色的鞋子是多麼輕佻，多麼任性，又是多麼漂亮。

她經常穿著端莊的旗袍，樣式大方，剪裁合宜，色澤優雅。我總覺得，齊老師是從「民國」走過來的人。即使我身處的台灣，仍是民國紀年，和先父一樣，1949年前後渡海而來的那一代人，彷彿才是「原生」的民國兒女。

在當齊老師的學生之前，我已經在柯慶明老師的「現代小說選讀」課讀過齊老師編選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知道她任教於外文系。台大外文系與中文系的合作授課，培養了1970年代開始的比較文學研究人材，以及嘗試用西方文學文化理論思考中國文學的解讀視野。

我的人生沒有具體明確的規畫，順著生命之流的方向，陪著好友準備考研究所，自己也懵懵懂懂進了碩士班。早耳聞在碩士課程裡，最難的不是自己找議題，兩星期必須寫一篇的研究小論文，而是中文系和歷史系都必須上齊老師教的「高級英文」課。雖然大學一年級有必修的英文課，考研究所的科目裡也包括英文，可是齊老師的課真的很「高級」，要讀《時代》雜誌寫報告，上課的內容幾乎就是英文系的「英美文學史」。

學生們為英文課奮鬥，凝聚「革命情感」，從第一屆上齊老師的「高級英文」課開始，自稱「黃埔一期」，我算不清到了我這一班已經是第幾期了。我曾經在我的文章〈最後一課〉裡談過，那時我剛學會騎摩托車上學，車籃裡隨興扔進課本，我的“Oedipus the King”就在一天回家途中，尚未興建101大樓的信義路上，因為不小心摔車，從車籃裡彈墜到地面，再被我的車輪輾斃！

慘不忍睹的書，破損的紙頁，模糊的字跡，擦拭不淨的泥印，我努力辨識，速度很慢，這樣緩緩的讀著，竟逐漸讀出了滋味。Laurence Perrine 編選的 “Sound and Sense: An Introduction to Poetry”是另一本我很喜歡的課本。這本英美詩的入門書言簡意賅，引領我到西洋文學的精神境界，基於語文，又超越了語文。

我們私底下暱稱齊老師為「齊媽媽」，她絕不是婆婆媽媽，嘮嘮叨叨型的老師；我們口裡的「齊媽媽」，是帶著溫馨的敬意。她堅持我們做為知識份子的道德良知與人文關懷；1988年還未解除戒嚴的台灣，她讓我們通過閱讀《時代》雜誌接觸世界。課堂裡，古往今來所有人類的卑劣殘酷，都被她以寬容憐憫的心腸化為智性的理解。她嚴謹又不失幽默風趣的談吐，飽含堅忍的毅力。「齊媽媽」的母愛，是尊重經典，維護文化，包蘊慈悲的無私奉獻。

我何其有幸，被課堂裡的春風吹拂，又被午後的暴雨滯留在文學院的廊下，齊老師和我們一起望著被雨幕覆蓋的校園。齊老師突然說，今天是她的最後一節課。我很驚訝，今天和往日毫無不同，老師也沒有在課上透露一絲告別的心情。轟隆雷聲中，結束數十年教書生涯，步下講台退休是如此輕微平凡。

我調皮地說：「啊！老師，原來我們是您的『關門弟子』呀！」

後來，在老師的散文〈一生中的一天〉裡，明白了老師當時的感受。經歷過二十世紀中國的動亂流離，嚐過多少艱辛苦難，她舉止的優雅，情性的節制，都有家傳和歷史的因緣，這些人生的冷暖，都匯集在她的巨著《巨流河》裡。

2009年6月，我和友人去林口探望齊老師，那時《巨流河》即將出版。老師捧出厚厚一大疊《巨流河》的部份手稿，四年多來，她認認真真一筆一劃書寫的端整筆跡，是對中文的虔敬。老師說過，她從不用中文罵人，即使憤怒，也不願褻瀆母語的高貴。我們還看了《巨流河》的封面圖片，那是戰火下的重慶，莊嚴的，血的顏色。

台灣版和2010年的大陸版《巨流河》都在新加坡得到讀者的回響。讀者的深思與感動，顯示《巨流河》不僅是作者的傳記，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流淌在華人心底的文化血脈。我很想寫點什麼，千言萬語，一直不知從何說起。我剪下《聯合早報》上的文章，準備帶回台灣給齊老師。可是後來得知老師搬離林口，不方便見面，漸漸失去聯絡。

今年，評論與讀者來函精選的《洄瀾．相逢巨流河》出版，我請友人空運寄來，並且終於聯絡上齊邦媛老師。電話裡，我告訴老師《巨流河》在新加坡的反應。齊老師很高興，說：「新加坡讀者的想法很重要！」

我請任職於報社的過去南大學生宇昕檢索出有關《巨流河》的文章，以「巨流河流經新加坡」為題，寄給齊老師，做為老師九十壽慶的獻禮，感謝她為世界留下了歷史的見證。

齊老師的手稿資料將在台北誠品書店和台灣大學展出，在台灣的朋友們或可前去觀覽。我邀請齊老師來訪新加坡，老師說自己「老得很正常」，不可能長途飛行。我想，如果能在新加坡舉行《巨流河》的閱讀會，也許能分享大家的心得。

齊邦媛老師不需要穿上華麗的紅鞋子，散發光耀；正如陳芳明教授說的，《巨流河》宛如一座火山，爆發出了感動我們的無窮能量。

(2014年2月2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祝你海撈無限

新加坡《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請我提供十個過春節的傳統年俗，報社記者挑了其中八項，訪問讀者的看法，包括：撈魚生、貼春聯、穿新衣、吃年糕、給紅包、大掃除、送柑橘和團圓飯。這八項年俗裡，「撈魚生」和「送柑橘」相當有南洋風味，是我在台灣沒經歷過的新年習俗。

「送柑橘」的「柑」，廣東話和「金」諧音，「送柑」即是「送金」的意思。為了討「好事成雙」的吉祥兆頭，所以拜年時送的柑橘都是兩個一對，市面上還出售專門盛裝兩個柑橘大小的提袋，印著花團錦簇的圖案，大吉大利的賀歲文字，便於訪客時攜帶。難怪新加坡人的年貨裡少不了柑橘，而且是成箱成箱地買，不但好吃，可以解年菜的油膩，增加維生素，還能夠當伴手禮，真是「送禮自用兩相宜」呀！

「撈魚生」的「撈」，本來是「從水裡尋取東西」的意思。「撈」字在廣東話有不同發音，讀lou1的時候，有「謀生」、「賺取」的意思。「撈魚生」的主角生魚片通常是鮭魚(又稱三文魚)，取其美麗的橘紅色，搭配蔬菜絲、水果絲、紅紅綠綠的蜜餞絲，還有花生粒、脆餅乾等等，灑上芝麻粒、胡椒粉，淋入蜜糖、酸柑汁等等，各家材料配置不一，但是一定鮮艷多彩，滋味雜陳。一邊把食材放進大盤裡，一邊說著「甜蜜幸福」、「升官發財」的吉祥話。然後眾人拿起筷子，蓄勢待發，待主人一聲令下，大家紛紛把食材高高撈起，說著：「撈呀！發呀！撈得風生水起！一路發！」

「撈魚生」也是有技巧的，食材要撈得愈高愈好，而且連續撈時，挑起食材的動作不可遲疑緩慢，否則別人撈起的食材就會落到你的手上，弄得狼狽黏稠。有的人為了增添熱鬧趣味，樂於「競技」，要奮力把食材撈得比別人更高，大喊出自己新年的祈願，非常好玩！一場魚生撈戰結束，往往食材落了滿桌。收拾進碟子裡的攪拌魚生未必盡合人們口味，過年的氣氛和聚會的感情已經充分十足了。

新接觸「撈魚生」的朋友不大明白，說「撈魚生」的「撈」字好像有貶義，像是不擇手段或是不法途徑獲得益處，比如說某人「挺能撈」，就是指他懂得鑽營謀利。我說：節慶尋歡，就像平時不贊成賭博，過年時「解禁」玩玩，有別於規矩的正常生活，華人的新年是「異常」的日子。

過去衣食不富裕的時代，新衣鞋、好食物都是得等到新年才能添購享受，尤其是特殊的年菜，像是年糕、佛跳牆，做工繁瑣，材料豐盛，一年就吃一次，自然特別期待和珍惜。

「過年限定」和「解禁」，突顯了過年的「異常」，「異常」的特質現象之一，就是「反向」─行為的「反向」操作，意義的「反向」解釋。

平時該早睡早起的小孩，可以愛玩多晚就玩多晚，說是給長輩「守歲」，為長輩祈求長壽。平時該清潔整齊的居家環境，可以幾天不打理，說是別讓財運給掃出家門。平時該節約能源，隨手關燈的每一個房間，可以徹日徹夜透亮，說是使祖先神靈照耀，家人前途光明。再說那刻意反貼的「春」字「福」字春聯，「倒」與「到」的諧音，「春到福到」，正是直接的逆轉「反向」為正面象徵。

所以，「撈魚生」的「撈」，即使取其「不勞而獲」、「輕易獲得」的意思，在解禁的年節期間，「反向」思考，豈不是挺好的賀詞？祝你年年有餘(魚)，生機蓬勃，海撈無限！

2014年2月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江湖規矩搞懂沒

〈一年磨十劍〉這篇文章，可能是我在網上發表過，點閱率最高的一篇。

一點肺腑之言，想來有共感的朋友很多。在學術研究的「江湖」，規矩和門路往往是「師父引進門，修行在個人」，師父教了我們一招半式，其餘的十八般武藝要自己摸索，跌跌撞撞，屢敗屢戰，即使未必「愈挫愈勇」，至少，明白了一些道理，看清了一些事實。

曾經，在栽跟頭之後掙扎著爬起來時，我感慨為何這般「江湖險惡」未得師父叮嚀，傳授抵禦心法，任憑我帶著無知的勇氣率爾投遞文章，然後被批駁、被譏諷、被誤解，心碎情傷如失戀的少女，茫然不知錯在何端。

當時，我有限的歷練只能與自己的文學創作經驗比較。自小投稿報刊，幾乎「攻無不克」，稍有一點成績，稿約便陸續飛來，獲得的美譽不但讓「自我感覺良好」，說我的文章「頗有靈氣」之類的溢獎，簡直使我飄飄然，以為是天仙下凡。「天仙」的「靈筆」寫成學術論文，卻成了「有骨無肉」，招致「干卿何事」的評語。

不能發表的文章，便等於在這世間「胎死腹中」，如果這文章是一年中僅有的研究成果，在以文章出版數量評估個人存在價值的職場，無疑是致命的打擊。於是，我捧起年少時的「作家夢」，以為學術界無有知音，不如歸去。而我除了一方荒蕪的夢田，哪來的土地？何處可棲身？

我不是與知音相忘於江湖，我若是不能自救，就要被遺忘，甚且被遺棄了。

不是「文藝界」與「學術界」的差距，是時代的變化，加諸我輩的期許和要求已經與我們的師長當年截然不同了。大學生的我，聽說教授一星期只要上課六個小時，某某老師愛看電視連續劇、某某老師在家打麻將…從未想過嚮往這樣的工作職業，唯有羨慕。師長們發表論文、出版專書，從未聞「嘔心瀝血」、「戰戰兢兢」的過程─也許是我們欠缺機會、沒有資格知道，更可能是吾輩生也晚，沒趕上那情勢大好的年頭。(最好的，大概是民國初年吧。)

既然如此，誰也怨不得，我學商的友人早就告訴我，我做的是「高投資」、「高風險」、「低報酬」、「低效率」的工作。「君子固窮」，這種話我說不出口，我沒顏回那麼清高。

既然我沒本事游到別的江湖，我酌磨了十多年，才理出江湖規矩的頭緒。近年發現，不少新科博士比我還上進務實，「覺悟力」很強，「思想」準備得充分，較我初出茅廬時練達通明，我這個「夾心層」，該好好再考慮怎麼調整心態了。

前些日子接到韓國某學術刊物的「徵稿啟示」(按：當作「啟事」，該刊物寫成「啟示」)，內容比我在〈一年磨十劍〉裡寫得更清楚。這份自稱「一級核心期刊」的學報，針對了時下大學對研究生畢業及教師考評的要求，列出了詳細的規定，一般的學術規範和文章撰寫格式之外，最讓我感到「新鮮」的，是明碼標價的執行收費，且看其中幾條說明文字：

需缴纳年会费（专任教授3万韩元, 讲师2万韩元, 研究生1万韩元)。缴纳会费的韩国学者和外国学者才有资格投稿（欲投稿需先加入到研究会会员）。另外要先交评审费6万韩元。(委托第4位评审委员时要交总共8万韩元) 。论文经过评审确定刊登以后，需交7万韩元版面费（参加研究项目的论文需交14万韩元）。

韩文以2万字(A4纸18张左右)为准，中文以1万4千字左右为准，最多不可超过3万字。(如超过3万字，本人将承担超过部分的修正排版费)

作者必须按照本刊的投稿规定对论文做出修改。格式和标点符号不符合规定的论文，我们一律不接受。若想把编辑工作委托给本学会编辑部，投稿者需另付一定的排版费和校对费。

论文写作时，需使用韩文（HWP）文件格式为原则。设置特定的文件格式时，必须向本编辑部寄送一份论文。外籍投稿者可以用MS-word投稿，但本学报向投稿者要求文件（HWP）转换的费用。

论文的末尾处必须附加英文题目，作者英文名，500-1000字英文摘要和5-8个关键词。英文摘要写作要求严格，必须通过精通英文的学者审阅后投稿。英文摘要要求语言流畅,逻辑整洁。如果英文摘要出现不能反映重要的论旨和表述不流畅的情况，本学报将向投稿者提出修改费用。

........................
啟事公告後並附了中国银行和韩国우리은행(Woori Bank)的帳號和戶名。

真佩服該刊物的學會「領導」的商業頭腦，這麼一來，或許過去懵懂的「潛規則」，都「攤在陽光」下了。

經請教過韓國學者，這種收費情形在韓國已經行之五、六年，我收到的文件，不過是把徵稿對象推向了國外。而且該刊物說：「我们的学报将世界12个国家的硕学聘请为编辑顾问及编辑委员」，「论文语言 : 韩国语、汉语、英语」，這不是符合「國際化」潮流的作法嗎？

向作者收取費用獲得刊登機會的事情早有所聞，不管「用權買」還是「用錢買」，被譏為發布「廣告文學」的「創收」現象，如今理直氣壯地延伸到學術界，韓國並不是一個孤例，我想也不必再大驚小怪或指指點點。

我們都處於消費掛帥的21世紀，「書寫」和「出版」的「古典純真」關係被「技術操作」的「目的論」取代─你要「一級核心」？你要「國際化」？我們都有「服務」，不過「使用者」要付費就是了。

人說：「秀才人情紙半張」，殊不知那半張紙也是值錢的。

算是學到了新的江湖規矩，你搞懂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