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敏女士和保姆Cherry，中為丹敏女士書法作品
Cherry學中文的練習本
丹敏女士將我的文章剪貼留存
「拜讀您載聯合早報”百年一遇．新加坡國寶潘受”一文。非常開心！因為您說出了萬眾新加坡人的心窩裡要說的話！」
這一封筆跡顫抖的信，寄到我的學校信箱，已經是一個多月之後了。
「本市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簡單的地址，被郵務人員用紅筆加上大學英文地址和編號，而那英文地址還不是我的學院大樓地址。於是可能到了大學的郵件中心，再被加上英文的學院簡寫，輾轉到我的手上。
一位九十二歲的讀者。
信裡她自我介紹：名叫丹敏，1995年隨女兒從上海移居新加坡，適逢潘受先生書法展，一見傾心，天天去展場臨摹。鄧小平逝世，潘老挑燈寫詩悼念，她將報上潘老大作，寫成書法大中堂，在世界貿易中心展出。她邀請我去欣賞她的書作。
就著她信上留的電話號碼撥去，沒有人接聽。
第二天上午，想到老人家也許動作較緩，或是聽力欠佳，應該多打幾次。
還是沒有人接聽。
要不要發個電話簡訊？(九十二歲的老人家，會看電話簡訊嗎？)
近午時分，電話來了。
一位中國口音的太太。
我告訴她原由。
「妳寫信給她？」「妳找她？」她連續問我。
我說：「不是，是她寫信給我，她要我打電話給她，請轉告她…」
我和丹敏老師通上了話，她說耳朵有點不靈光，要我和她的保姆說。
這位保姆，大概是大陸來的親戚，名叫Cherry。(入境隨俗起了個洋名？)
約了下午去她府上拜訪。
在組屋的水泥叢林裡迷路，好不容易找到大樓，可是找不到對應住戶門牌號碼的電梯。施工的圍籬阻擋了視線，我在一樓，繞著路團團轉。
遇到放學回家的小學生，指點方向。
在電梯裡接到Cherry的電話。是的，我已經在附近了，馬上到。
丹敏老師一看到我，從藤椅欹身站起，激動拉著我的手，直說：「妳來了！妳終於來了！我以為過了這麼久，信寄丟了！」
她穿著淺綠色的棉衫褲，臉上薄施脂粉，戴著翡翠色的項鍊和一式的手鍊，碎鑽耳環，簡約而隆重。
我們並肩坐在沙發上，Cherry送來果汁。
我才注意到，她其實很年輕，約莫二十多歲。(可是說起話來，像中年婦女)。丹敏老師介紹，Cherry是從緬甸來的。
1921年出生的丹敏老師，是一位老革命幹部，抗日期間毅然從軍。曾經就讀國立劇專，與謝晉導演是同學。她的丈夫也是電影導演，她則專長小提琴、鋼琴、歌唱和舞台劇，隨軍參加過不少戰役，走過中國十一個省。
文革期間，丈夫受迫害而去世，她獨力撫養一雙兒女成人。63歲退休於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任上。受到任職於上海《新民日報》的兒子鼓勵，開始執起毛筆，寫書法。
一練十年，累積了心得。之後移居新加坡，成為潘老的忠實學習者。她也在此開班授徒，舉辦過三次師生聯展，出版《丹敏八秩書法展》圖錄。說是臨摹潘老的書法，她的作品較為神氣娟秀。
從報上得知即將舉辦紀念潘老百年誕辰的研討會和展覽，她非常興奮。可惜年紀大了，不方便出遠門，怕摔跤，現在只能在家附近散步，走到海邊吹吹風。
客廳茶几上擺著我的文章的剪報，貼在白紙上，描上粉紅色的線條邊框，還配上蝴蝶和年輕人振臂高呼的兩張圖片當陪襯。
我問：「您是讓Cherry給您讀報紙嗎？」
她笑了，拿起茶几上手掌大的放大鏡：「我有這個呀！」
一千多字的小方塊，用放大鏡逐字閱讀，要花多大的精神和多長的時間啊？
我談起紀念潘老的活動，如果來得及，她珍藏的潘老相關剪報，包括潘老的文藝談話、教家裡菲佣寫書法的趣事，都能讓紀念展更為豐富多元。不過，在南大中文圖書館的展覽，適巧幾天前落幕了。
她的剪報裡，也有潘老和南大的資料。我說：政治的、歷史的問題，我沒有能力回應。做為新南大的老師，我們培養了到今年第四屆的畢業生，超過一半以上從事華文教育的工作。我能做的，是為了下一代，以及我的學生的下一代…
淚水，從她的眼角滑落。
我們相對無語。
臨別前，我向Cherry打招呼，才曉得她並不是華人。
去年四月才到新加坡，丹敏老師從認識鍋碗瓢盆開始，一個字一個字，一句話一句話教她。
Cherry的筆記本上，抄滿了單字、詞句，還有詩歌和散文。有些就是從報紙上抄錄，她加上注音，配上插畫，或是翻譯成緬甸語。
回程的車上，想到丹敏老師的表情和淚水，我淚不能止。
今年的五月四日，這樣度過。
比起潘老，我何其幸運。潘老來不及得知丹敏老師對他的尊崇和敬仰；而我，領受了一位長輩讀者的讚賞和肯定。
我應該微笑，愉快地笑。
(2012年5月20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後記：丹敏老師於2013年7月16日往生，謹此祝她老人家安息冥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