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樟宜機場已經有二十五年的歷史，距離我所居住的大學宿舍大約四十分鐘的車程。
2006年7月16日，我和家人奔馳在橫貫全島的高速公路，一天之內，跑了三趟。
孩子不乏乘坐飛機的經驗，到「外國」也不是頭一回，在桃園機場等候時，還因為想到與同學分離而熱淚盈眶。我因為早起而昏昏欲睡，他卻遠望到海中進入眼簾的青翠島嶼而興奮大叫：「到了到了！我看見新加坡了！」
新加坡附近海島很多，真不知道他指認的是不是就是新加坡，反正，台北的總總先拋諸腦後，我們來到了熱帶島國。
從排隊入關，孩子就蹦蹦跳跳不肯安份，從前帶他搭機，還曾經離開隊伍跑出關防，十歲了，拉扯不住的大個子，我讓他自己通關，試試他面對陌生人的膽量。皮膚黝黑的馬來族海關人員很是親切，我先通關後，回頭看孩子接受詢問，他還有說有笑，不曉得怎麼聽得懂對方說的話。海關人員拿了幾顆櫃台上的糖果給孩子，他嘻嘻哈哈道謝朝我跑來。
還在等著提領行李，已經看見玻璃門外前來接機的友人向我揮手。行李轉盤轉得非常快，是我沒見過的速度，孩子追著行李跑，一會兒行李就轉回了平台裡。我拉下站上行李轉盤的孩子，這種速度要容易跌倒的，機場警察也過來制止。出門之前好幾回耳提面命，新加坡是法律嚴謹的國家，弄不好犯了錯，外國人也是要受罰的，嚴重的話還要挨鞭子！
孩子見警察來了，跳下行李轉盤，挨到我身邊。從小我要是不乖，外婆就會威脅我說警察要來了，或是說要警察把我捉去派出所關，我想到了新加坡，大概可以靠「警察來了」約束孩子的調皮吧。
不久，再度循環轉出三大兩小件行李，和友人走出航廈。馬來族的計程車司機幫我們把行李扛進後車廂，我才發現新加坡的計程車後車廂真寬敞又乾淨，不像台灣的計程車，後車廂總是堆滿了司機個人的雜物，請司機開後車廂，看見有限的置物空間，有時自己反倒不好意思「侵占」了他的地盤似的。
公路上，外子看見路橋上淡紫色的九重葛，問說那些是真的花嗎？開得那麼整齊一致。我說，這裡沒有明顯的四季，九重葛應該是經年常開哪！何必裝飾假花？初來乍到異國，我們都不免有些驚奇和土氣。
孩子指著經過的組屋牆上零星平鋪的紅白布塊，說：「看！新加坡的國旗！」那些國旗可能自從垂掛上去就不曾清洗，灰暗而陳舊，不仔細看，還以為是人家的桌巾或衣物。我向友人確認：「那些紅紅白白的，就是新加坡的國旗嗎？」友人說8月9日是新加坡的國慶日，大概為了慶祝國慶而預備的吧？
孩子頗不以為然，說：「國慶日應該掛新的國旗。」
我說：「因為他們很愛國啊，一直掛在窗外，捨不得拿下來，要讓坐車經過的人都看見，這是我們新加坡的國旗。」
近幾年拜世界杯足球賽之賜，孩子的所謂「國際觀」和對「世界」的認識都是從足球比賽而來。尤其是各國的國旗，更是令他津津樂道，辨識指認各國的國旗成了他的嗜好之一。他還告訴我：紅色代表友情，白色代表純潔，紅色那邊左上角還有月亮和五顆小星星，代表新加坡是新的國家，有自由和民主的理想。我真不曉得他對新加坡國旗的常識是怎麼來的，新加坡並沒有進入世界杯足球賽的最後三十二國啊。
暫時住在學校的招待所，有兩個房間，清爽而舒適。孩子打開電視，沒有他喜歡的節目，三個人便沈沈睡了個午覺。
準備第二天去學校報到的個人資料，突然找不到孩子的護照了！
為了訓練他獨立，這次我讓孩子自己保管護照，心想以後可以讓他獨自飛行，沒想到首度嘗試，就出了亂子。
怎麼要他回想，就是記不得護照可能掉在什麼地方。
我倒出所有隨身的提袋和孩子的書包，檢查每一個口袋和夾層，就是沒有護照的蹤影。
問孩子記不記得海關叔叔給了他糖果之後，護照有沒有放回書包？放回書包以後，拉鍊有沒有拉上？還是把護照拿在手上，出關以後去上廁所，順手擱在洗手檯？從行李轉盤跳下來的時候，書包有沒有掉落？
通通沒有印象。一個沈沈的午覺醒來，連自己怎麼回事都不知道了。
我立刻連上房間裡的網路線，查詢「樟宜機場」的電話號碼。
告訴對方乘坐的航班和抵達的時間，對方要我改撥失物協尋處的電話號碼。
重撥電話給樟宜機場的失物協尋處，對方問：「是哪個國家的護照？」看來遺失護照的人還不只一個。
沒有，沒有人撿到。
我又想，坐計程車時孩子因為窗邊的陽光而煩躁，不肯安份坐著，是不是他擠來擠去，把書包扔在車地墊時，護照順勢滾出了？
打電話向友人求救，問他是否知道今天乘坐的計程車公司名稱和電話號碼。並且非常羞愧地告訴他，孩子遺失了護照。
我的羞愧，有著「歷史」的前因。
1998年，我在哈佛大學的Harvard Square 一家法式麵包速食店失竊了背包，機票、護照、錢包，所有重要的東西都在裡面。本來預定第二天返回台灣，這下子走不成了。報案以後回到旅館，才得知房位已滿，不能續住。在等待台北傳真來我的個人身份資料，去駐波士頓台北代表部重新辦理護照、重新買機票、排機位的那幾天，正是這位當時在哈佛大學留學的友人解救了我，以及被我連累的同行友人，讓我們借住在他公寓的客廳，不至於淪為露宿街頭的無名氏。
老天如此捉弄人，這位友人在我身上，印證了「有其母必有其子」的老話。從大學畢業之後，我不曾和這位友人聯絡，得知他在哈佛大學留學，就趁訪問哈佛大學之便，見了一面。結果中午才見過面，晚上就打去求助的電話，幸虧有他慷慨的接納，讓我們兩位女不速之客，搬進了他和室友的男子公寓，造成的麻煩和不便是可想而知的。哈佛失竊事件之後，除了寫了封電郵表示感謝，匆匆過了八年。再度重逢，他已經是我在新加坡講學的大學老師，奉命來接機，帶領我辦理所有報到及安頓的手續。
歷史再度重演，中午見過面，晚上又接到我的求助電話了。
同樣是先打給計程車公司，得到失物協尋部門的電話號碼，然後再問是否有人撿到護照？
這次比較麻煩，計程車公司的車輛全島跑，據說全島有三萬輛計程車，就幾家公司經營，一家公司少說也有幾千輛車，你們坐的是什麼顏色的車？車號多少？
記得是藍色的，司機是馬來族人。
那不夠啊，開藍色車的馬來族司機很多的。
再打電話問友人，是否可能知道今天坐的計程車車號？
拿到車號，又撥計程車公司失物協尋部門的電話。
那個，你知道我們的車一天裡不是同一個司機駕駛的，你要告訴我，你幾點幾分從哪裡上車，幾點幾分在哪裡下車。
好吧，硬著頭皮再問一次，幸虧友人保留了今天乘車的收據，上面有完整的時間。
繼續打計程車公司失物協尋部門的電話。
對方查出那位馬來族司機的名字，說會向他詢問，要我過五分鐘之後再打去。
五分鐘之後，得到的回音是：沒有。
我說，剛才忘了告訴你，可能掉在車子右邊的地墊，還是司機座位的下方……
沒有。我們司機交接車子的時候，都會檢查過一遍先，他說沒有。
好，謝謝。
過了晚上八點半，中午用餐的餐廳就在招待所的附近，在餐廳打烊前趕緊去問一問。
「歡迎光臨，我們快要關門了，你要吃飯嗎？」服務生大概看我有些面善，我說明了來意，直接走到中午用餐的座位，朝前後左右的地毯巡視。
中午休息時候我們會把餐廳打掃清理一遍，那時就沒看到哩！
回到招待所，我向一樓櫃檯打聽此地報案的電話號碼。
依照我的經驗(慚愧)，重新申請護照應該先報案遺失。
坐在櫃檯的男士大吃一驚，連忙站起身問：發生了什麼事？發生了什麼事？
勞動到警方的事，那是非同小可。
我向他解釋，他拿出一張便條紙，用鉛筆寫下：「999」。
我正準備回房，他朝我背後叫住我：這種報案應該做筆錄吧？打電話就可以嗎？
「打999電話，警察會來這裡嗎？還是，我應該帶著孩子去警察局報案做筆錄？」我問他。
他看看我，歪了歪腦袋，說：「還是親自去一下比較妥當吧？」
好的。我問他，最近的警察局在哪裡？
他露出困惑的表情，說：「不知道呢……」
我謝謝他，反正撥打999電話能夠問得到吧。(後來我聽說，此地不是所有的警察局都是二十四小時服務的)。
不僅沮喪，我簡直全身無力，到新加坡的第一天就發生這種倒楣事，以後的日子怎麼過？
我躺在床上，這時責罵孩子也於事無補，誰讓我信任本來就粗枝大葉的十歲孩子呢？
打「999」之前，想再試一次樟宜機場。
畢竟，我對新加坡警務存有畏懼的心理，方才櫃檯那位男士不就一聽說我要報警，臉色大變嗎？
樟宜機場是嗎？嗯，我剛剛打過電話，是有關今天從台北飛來的……
「Yes！」
我還不明白她說的「Yes」是什麼意思。
我繼續說：大約是中午的十二點抵達新加坡，男孩子……
「Yes, We found it.」
是嗎？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再三把護照的國籍、號碼、名字確認了幾遍。
之前打過電話，不是斬釘截鐵地跟我說沒有人撿到的嗎？
顧不得那麼多，我抄下了失物的編號，告訴她我馬上去領取。
「我們的部門十點鐘就下班，如果你來不及的話，明天早上……」
不不不，我說，我立即出發，十點鐘之前一定會到！
孩子大叫一聲：「萬歲！」好像失而復得是輕而易舉一樣。
請招待所櫃檯打電話叫計程車，即使機場方面已經說找到了，今晚沒有拿回護照，我就是不能安心。
計程車司機是華人，聽我們說要去機場，好心告訴我們：「現在已經沒有飛機了。」
我們不好意思明說去機場的目的，支吾以過。
我頻頻看手錶，九點十分，十點之前應該到得了機場。
連走帶跑直衝樟宜機場一樓「Information」服務台。報出失物的編號，兩位小姐，一位是華人，另一位是馬來人，都不是方才與我通電話的人。但是她們都知道我要前去領取，華人那位工作人員走往地下室。
孩子又開始活力十足，蹦蹦跳跳，說：「還沒吃晚飯呢！已經十點了！」
終於領回護照，這將近十個小時之內，你在樟宜機場的哪個角落，又是怎麼被人拾起，送交警方的呢？
我出示了我的護照，在領收單上簽名。孩子的爸爸要孩子向兩位阿姨鞠躬道謝，說：「這是在新加坡，要是在別的國家，撿到你護照的人隨便丟進垃圾桶裡，你別想找得到！」
「新加坡小嘛！」孩子天真地說。被他的爸爸敲了一下後腦勺。
在機場餐廳隨便吃了個簡餐，我們又奔馳在橫貫全島的公路上，今天，已經是第三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