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畢業於藝術史研究所，但我是石老師的學生。
遇見研究中國文學的同行，我不必多說什麼，我的學術背景很簡單，在台大中文系和研究所混了十二年。
因為從來不是用功讀書的學生，僥倖考上研究所碩士班時，同學指著榜單上我的名字問：「妳什麼時候去考試的？」
筆試那天看見我的朋友，都以為我是去陪考，如同在圖書館看見我陪著準備考試的同學讀書。那時，我已經在一家美術出版社打工了近一年。因為大四仍然有必修課，無法全職上班，而且眷戀這最後一年的大學生身份，不上班的時間，除了看學生價的電影，就是去學校找朋友玩。
偏偏我的好朋友們都在努力K研究所入學考試的功課，沒空陪我玩樂聊天。好幾次在圖書館因為說笑得得意忘形，我被人噓，被人白眼，甚至被趕出去。
不好玩。
「眾人皆醉我獨醒」，「眾人皆用功我獨閒」。
我只好也學朋友拿起書本。葉慶炳老師的《中國文學史》有上下兩冊，由於課程時間不長，只教到唐代部分就草草結束。從宋代開始的下冊文學史書上，我是一片空白。這樣有趣，我是個喜新厭舊性格的人，沒唸過的部分才引發我的好奇。
於是點點滴滴看著看著，也有樣學樣做起了考古題。
無非是為了以「慰勞」朋友之名，在讀書之餘吃喝一頓，去圖書館陪朋友很也順理成章地成為生活的重心了。
報名考試前一晚，我還在猶豫要不要花那八百元報名費。
「八百壯士」，我們那時戲稱交了八百元報名費卻名落孫山的人。
既然已經有打工的收入，八百元對我不算什麼，就當成完成大學學業的畢業考試吧。
我相信人是有運氣的，尤其是考試。
尤其是「吊車尾」掛上了博士班。
我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對於我不願意報考博士班非常不以為然。那時我兼差為一家傳播公司寫稿，那家公司規模不大，製作的公共電視節目挺細緻，還得過金鐘獎。我心想將來從事電視文教節目的編劇也不錯，否則以碩士文憑，還可以去當專科學校的講師，吾生足矣。
讀碩士班期間，我的一篇談鄭板橋題畫藝術的文章得到台大中文系的學術論文比賽特優獎，我將那篇文章稍加擴充，敷衍成碩士學位論文，自認可以交差了事，再一次，覺得要告別校園了。
指導教授說我太沒志氣，直誇我那篇得獎的論文和議題值得再加探究，應該再上層樓。解決爭辯的最好方法，就是按照對方的心意去做，為了讓老師安心(死心？)我又認命去當了一次「八百壯士」(好像漲價成一千元了)。
博士班錄取名單公布那天，我們幾位同學和學長姐正為一位外文系的教授舉行榮退餐會。教授執教中文研究所「高級英文」課程多年，和中文系情誼很深，我們是關門弟子。
宴席間，有人提到今天博士班放榜，教授見我們這群關門弟子悶悶不樂，大概是全軍覆沒了吧？
沒想到還是有人指著我說：「她是唯一考上的。」
「考得上，不一定畢得了業。」我說的是真心話，全場竟然哄堂大笑。
我真的擔憂了，憑著點運氣擠上研究所，博士學位豈是「運氣」兩個字就能罩得住的？
為什麼我的人生總是沒能依照我微弱的意向前進？
在人生十字路上的最大轉彎，是從石老師答應「收容」我為他的指導學生開始。
開始唸博士班之後，才認真去旁聽藝術史研究所的課。既然要研究題畫詩，怎能不懂點藝術史？
在藝術史研究所的課上，我才領教什麼叫「學術研究」，什麼叫「問題意識」，什麼叫「方法論」。這並不是說中國文學研究沒有這些訓練和講求，只怪我太不用功，迷迷糊糊到了博士班才恍然大悟。
嚴謹、虔誠、尊敬，藝術史研究所的師生原來是這樣看待學問的啊！
身為課程的「局外人」，我既佩服又同情那些孜孜不倦逼著自己的眼睛看作品和鑽研資料的同學們。在故宮博物院的展櫃前，石老師總是面帶微笑要大家發表看畫的觀察心得，我總是訝異那麼陳舊幽暗的卷軸上，怎麼看得出那麼多細節，推測得出畫家的筆法，甚至判斷年代，分析真偽呢？
這是一門折磨人的學問。我的視力從小不佳，天生沒本錢，後天沒本事，經常在石老師和同學們移駕到別的作品前，我又重回方才討論的畫面，揣想他們說的內容，站著看、跪著看、趴著看，真是對作品「五體投地」啊！
開始寫博士論文後，中文系的指導教授認為我從事的是跨學科的研究，應該請對中國美術學有專精的老師共同指導，聽我說曾經上過石老師的課，便要我前去求教。
如今想來，那時我到底想不想拜於「石門」呢？
已經成家的我，一心想快點畢業，聽我總是拿「學位未成，何以生子」為藉口，丈夫比我還著急。
一旦拜於「石門」，未必會接受和藝術史研究所同學一樣的「嚴酷」考驗；然而我也有心理準備，石老師對人寬容，對學問可不鬆懈。超出授課時數許多的閉門研討早是家常便飯，不追究出個結果絕不甘休的堅持，是我求學過程中唯有的體驗。當我們這些學生攪盡腦汁，和討論的議題「拼搏」了五六個鐘頭，終而精疲力竭，頹坐課堂，石老師的眼神仍然奕奕生輝。直到石老師擔任故宮博物院的院長，還在台大授課，我們私下打趣說：「石老師好愛教書啊！」
石老師怎麼那麼愛教書呢？我忝列門生之中，與其說習得一招半式研究中國美術史的皮毛，毋寧說見識到了追求智識的誠懇，傳承文化教育的熾情，以及為人處世的品格與風骨。如今我站在講台教書多年，仍然深知自己無法企及石老師那樣的高度。
向石老師正式問學，是一連串的挫敗。每次和石老師討論論文，不能說奪胎換骨，至少有剝去一層皮的虛脫感，然後「起死回生」，明白自己的不足。
博士論文的第一個萬餘言章節，被老師很溫和地指陳出缺點，實則直言不諱地說，就是「一無是處」。
「妳這是白話翻譯和文章賞析，不是學術論文。」
「會讀妳論文的人，難道會聽不懂蘇東坡說的話嗎？」
「妳寫這些，究竟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再想想吧！」
接二連三，我的論文自己看了也覺得慘不忍睹，我決定放棄畢業時間的壓力，扔掉那萬餘贅言，認真從研究方法上重新學習，幾番探究，終於洗心革面，徹頭徹尾地改觀了。
藝術史在眾多學術門類中還算是新科，卻能夠一枝獨秀，開創出既豐富又深刻的學術內涵。我做為半個藝術史研究者，吸取和學習這些成果的同時，至今仍經常感到就讀博士班時的衝擊和振奮，那是石老師以及許多學者的啟蒙之力。如果不經過沮喪和懷疑的過程，受到石老師提出的質問的激勵，現在我或許還以為白話翻譯和文章賞析就是研究論文，把古人的話重說一遍，就是解決了學術的問題。
為了親身觀看作品，寫作論文，我有時走訪博物館和美術館，「石老師的學生」是讓對方信任我的緣由；即使是珍貴的私人收藏，頂著「石老師的學生」的頭銜，收藏家竟也為我開箱取寶，儼然為我一個人開展示會。受寵若驚之餘，我深深知道這是石老師的人格和學養為同道所敬重，澤及於我。
石老師引領過我，走過人生十字路的最大轉彎，我何其有幸，能在教師節一吐肺腑之言，因為我是石老師的學生。
遇見研究中國文學的同行，我不必多說什麼，我的學術背景很簡單，在台大中文系和研究所混了十二年。
因為從來不是用功讀書的學生，僥倖考上研究所碩士班時，同學指著榜單上我的名字問：「妳什麼時候去考試的？」
筆試那天看見我的朋友，都以為我是去陪考，如同在圖書館看見我陪著準備考試的同學讀書。那時，我已經在一家美術出版社打工了近一年。因為大四仍然有必修課，無法全職上班，而且眷戀這最後一年的大學生身份，不上班的時間，除了看學生價的電影，就是去學校找朋友玩。
偏偏我的好朋友們都在努力K研究所入學考試的功課，沒空陪我玩樂聊天。好幾次在圖書館因為說笑得得意忘形，我被人噓，被人白眼，甚至被趕出去。
不好玩。
「眾人皆醉我獨醒」，「眾人皆用功我獨閒」。
我只好也學朋友拿起書本。葉慶炳老師的《中國文學史》有上下兩冊，由於課程時間不長，只教到唐代部分就草草結束。從宋代開始的下冊文學史書上，我是一片空白。這樣有趣，我是個喜新厭舊性格的人，沒唸過的部分才引發我的好奇。
於是點點滴滴看著看著，也有樣學樣做起了考古題。
無非是為了以「慰勞」朋友之名，在讀書之餘吃喝一頓，去圖書館陪朋友很也順理成章地成為生活的重心了。
報名考試前一晚，我還在猶豫要不要花那八百元報名費。
「八百壯士」，我們那時戲稱交了八百元報名費卻名落孫山的人。
既然已經有打工的收入，八百元對我不算什麼，就當成完成大學學業的畢業考試吧。
我相信人是有運氣的，尤其是考試。
尤其是「吊車尾」掛上了博士班。
我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對於我不願意報考博士班非常不以為然。那時我兼差為一家傳播公司寫稿，那家公司規模不大，製作的公共電視節目挺細緻，還得過金鐘獎。我心想將來從事電視文教節目的編劇也不錯，否則以碩士文憑，還可以去當專科學校的講師，吾生足矣。
讀碩士班期間，我的一篇談鄭板橋題畫藝術的文章得到台大中文系的學術論文比賽特優獎，我將那篇文章稍加擴充，敷衍成碩士學位論文，自認可以交差了事，再一次，覺得要告別校園了。
指導教授說我太沒志氣，直誇我那篇得獎的論文和議題值得再加探究，應該再上層樓。解決爭辯的最好方法，就是按照對方的心意去做，為了讓老師安心(死心？)我又認命去當了一次「八百壯士」(好像漲價成一千元了)。
博士班錄取名單公布那天，我們幾位同學和學長姐正為一位外文系的教授舉行榮退餐會。教授執教中文研究所「高級英文」課程多年，和中文系情誼很深，我們是關門弟子。
宴席間，有人提到今天博士班放榜，教授見我們這群關門弟子悶悶不樂，大概是全軍覆沒了吧？
沒想到還是有人指著我說：「她是唯一考上的。」
「考得上，不一定畢得了業。」我說的是真心話，全場竟然哄堂大笑。
我真的擔憂了，憑著點運氣擠上研究所，博士學位豈是「運氣」兩個字就能罩得住的？
為什麼我的人生總是沒能依照我微弱的意向前進？
在人生十字路上的最大轉彎，是從石老師答應「收容」我為他的指導學生開始。
開始唸博士班之後，才認真去旁聽藝術史研究所的課。既然要研究題畫詩，怎能不懂點藝術史？
在藝術史研究所的課上，我才領教什麼叫「學術研究」，什麼叫「問題意識」，什麼叫「方法論」。這並不是說中國文學研究沒有這些訓練和講求，只怪我太不用功，迷迷糊糊到了博士班才恍然大悟。
嚴謹、虔誠、尊敬，藝術史研究所的師生原來是這樣看待學問的啊！
身為課程的「局外人」，我既佩服又同情那些孜孜不倦逼著自己的眼睛看作品和鑽研資料的同學們。在故宮博物院的展櫃前，石老師總是面帶微笑要大家發表看畫的觀察心得，我總是訝異那麼陳舊幽暗的卷軸上，怎麼看得出那麼多細節，推測得出畫家的筆法，甚至判斷年代，分析真偽呢？
這是一門折磨人的學問。我的視力從小不佳，天生沒本錢，後天沒本事，經常在石老師和同學們移駕到別的作品前，我又重回方才討論的畫面，揣想他們說的內容，站著看、跪著看、趴著看，真是對作品「五體投地」啊！
開始寫博士論文後，中文系的指導教授認為我從事的是跨學科的研究，應該請對中國美術學有專精的老師共同指導，聽我說曾經上過石老師的課，便要我前去求教。
如今想來，那時我到底想不想拜於「石門」呢？
已經成家的我，一心想快點畢業，聽我總是拿「學位未成，何以生子」為藉口，丈夫比我還著急。
一旦拜於「石門」，未必會接受和藝術史研究所同學一樣的「嚴酷」考驗；然而我也有心理準備，石老師對人寬容，對學問可不鬆懈。超出授課時數許多的閉門研討早是家常便飯，不追究出個結果絕不甘休的堅持，是我求學過程中唯有的體驗。當我們這些學生攪盡腦汁，和討論的議題「拼搏」了五六個鐘頭，終而精疲力竭，頹坐課堂，石老師的眼神仍然奕奕生輝。直到石老師擔任故宮博物院的院長，還在台大授課，我們私下打趣說：「石老師好愛教書啊！」
石老師怎麼那麼愛教書呢？我忝列門生之中，與其說習得一招半式研究中國美術史的皮毛，毋寧說見識到了追求智識的誠懇，傳承文化教育的熾情，以及為人處世的品格與風骨。如今我站在講台教書多年，仍然深知自己無法企及石老師那樣的高度。
向石老師正式問學，是一連串的挫敗。每次和石老師討論論文，不能說奪胎換骨，至少有剝去一層皮的虛脫感，然後「起死回生」，明白自己的不足。
博士論文的第一個萬餘言章節，被老師很溫和地指陳出缺點，實則直言不諱地說，就是「一無是處」。
「妳這是白話翻譯和文章賞析，不是學術論文。」
「會讀妳論文的人，難道會聽不懂蘇東坡說的話嗎？」
「妳寫這些，究竟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再想想吧！」
接二連三，我的論文自己看了也覺得慘不忍睹，我決定放棄畢業時間的壓力，扔掉那萬餘贅言，認真從研究方法上重新學習，幾番探究，終於洗心革面，徹頭徹尾地改觀了。
藝術史在眾多學術門類中還算是新科，卻能夠一枝獨秀，開創出既豐富又深刻的學術內涵。我做為半個藝術史研究者，吸取和學習這些成果的同時，至今仍經常感到就讀博士班時的衝擊和振奮，那是石老師以及許多學者的啟蒙之力。如果不經過沮喪和懷疑的過程，受到石老師提出的質問的激勵，現在我或許還以為白話翻譯和文章賞析就是研究論文，把古人的話重說一遍，就是解決了學術的問題。
為了親身觀看作品，寫作論文，我有時走訪博物館和美術館，「石老師的學生」是讓對方信任我的緣由；即使是珍貴的私人收藏，頂著「石老師的學生」的頭銜，收藏家竟也為我開箱取寶，儼然為我一個人開展示會。受寵若驚之餘，我深深知道這是石老師的人格和學養為同道所敬重，澤及於我。
石老師引領過我，走過人生十字路的最大轉彎，我何其有幸，能在教師節一吐肺腑之言，因為我是石老師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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