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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我的课程表 |
从事教职34年，那天第一次和全班70馀位同学沉默相对。
“需要我把整首作品仔细分析的同学请举手”，我说。
没有反应。
“或者各位觉得已经能够掌握了，不需要逐句解释。我来补充一些知识点？请举手。”
没有反应。
“所以现在是怎样？”我抬起左手腕，看了一下手表。
没有反应。
有的人低头滑着平板电脑；有的人敲击笔记本电脑的键盘。而我，我还没有开始讲课。
我说：“所以，你们现在是在记什么笔记呢？”
我环视全场，目光和部分同学接触。有的呆呆地望着我；有的低下头来。
被分配到这个可以容纳三百多人的礼堂作为教室，我心里便犯嘀咕，这么大的空间，比例相对少的观众，首先气场便很难聚合。
第一天上课，我告诉同学们只能坐前七排的座位，而且尽量集中在中间的区块，走道左右两边区块的位子或许会有视线角度的差异，影响大家观看大荧幕。同学们勉为其难地从阶梯的上坡缓缓走下来。坐在左右两侧翼的人还是不为所动。。
第二周，第三周，每次开讲之前都要提醒同学们往前面座位移动，浪费了不少时间。我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集中坐，聚精会神，才不容易分心，能达到有效的视听观感，增进记忆。对于讲者我，也比较好和大家沟通，掌握大家学习的情况。
我放弃了。自作多情。
同学们只想作壁上观。我每一次极力地想从互动反应中适当地调整和加强解说的内容，大部分虚耗力气。
怎么会这样？
竟然重生初次教书时的气馁沮丧。
那时被分派教工学院的必修课大一国文。120多个学生只有零星的几位女同学。站在讲台放眼望去，我是沉在谷底的牧羊人。即使拿着麦克风嘶吼，无法抵挡那些雄性喉咙发出嗡嗡的交谈声。像是行驶进午夜隧道的卡车，起初是嗡嗡声，而后逐渐变成轰轰然，隆隆然。
我颓败地放下麦克风，留下背后继续的隆隆声，走出教室。。
到走廊尽头的教师休息室，给自己倒杯水，喘口气。
一会儿，班长来了。向我道歉，请我回去继续讲课。
热烈的掌声欢迎我回到教室，我只提点了两个字—“尊重”。
尊重自己是来求学的。尊重眼前的老师，是来完成对任务的承诺。
我没有生气，只是失望，深感力不从心。
没想到三十多年后，班长保留了我的课程进度表和期末考的试卷，带来新加坡给我，重温那时的心绪。
“那时还年轻，上课很任性。”他说。
在妻子和两个儿子面前，拿出了《衣若芬极短篇》，回味和我共度的文学时光。泛黄的书页上，有我的题字和签名。记得我最后一次上课，期勉大家：即使是工学院的学生，最好维持阅读文学作品的习惯，让自己的心灵长保滋润。
是的。“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我刻意选了阿城的《棋王》作为课程的最后一篇教材，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记得“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也许支撑和证明我们活过的，不是忙碌衣食，而是个人的“东西”。什么“东西”呢？需要我们去探求和践行。
我再看了一下手表，望向分散坐在礼堂角落的同学们，说：“自由民主表现在出于个人意志的发言和选择。我请大家表达自己的需求，是希望提供能够对症下药的服务。因为你们是人，活生生在我面前，我在乎你们的感受。”
下课后，有同学在学习周记中回应我：“谢谢衣老师还愿意骂我们，因为大学了，我们都成年了，老师们也不会自讨没趣训我们。”
喧嚣和沉默，我还在迷惘着，即使自讨没趣。
2024年11月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善若水”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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