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坦福大學聽馬英九演講

馬英九 Stanford University 演講會場(衣若芬攝)

剛到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又譯史丹佛)，就有老師告訴我，4月11日馬英九要來演講。

「講什麼？」「為什麼他來演講？」「誰邀請的？」學者的職業病經常發作，尤其是這種非同小可的事情。畢竟，他是台灣的前領導人，執政8年(2008-2016)，他的政策具有影響力，對於像我這樣長居國外，不時跨國旅行的人來說，外交方面的建樹是直接受惠者。相較從前繁瑣又昂貴的簽證手續及費用讓我望而卻步，如今通過長堤，越過柔佛海峽，就能「偷得浮生半日閒」，出境到馬來西亞一遊，方便多了。

「台灣面臨的三項挑戰：經濟、兩岸關係及民主」，馬英九的演講題目並不意外，也很容易想像他做為卸任的執政者，不免將個人與行政團隊的成績單對照當前的台灣情況。「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們會期待馬英九在美國談台灣問題，能發出什麼「一鳴驚人」的言論嗎？

上網報名時，我想到的是：我好奇主辦單位Freeman Spogli Institute(FSI)如何執行這個活動？馬英九如何展現自己？參與的聽眾如何反應馬英九的言論，提出怎樣的詢問？

報名成功後，很快收到電郵回覆確認。活動前一天，收到提醒的電郵，演講在下午5點，4點15分開始報到，需持有效身份證件，並遵守現場規定。Hoover Institution的David and Joan Traitel Building去年才落成，裡面的Hauck Auditorium能容納400位觀眾，顯然供不應求，4點45分如果沒有完成報到，座位將開放給後補的人。同樣的電郵在活動當天又收到一次。

會場就在我的辦公室旁邊，幾步走到。工作人員把報名表放在鋪紅巾的桌子上，依姓氏的字母順序分別設置四張桌子報到台。

等待進場時，台灣一家電視台採訪我，問我對馬英九演講的看法。我說我還沒聽呢！哪有什麼看法？記者又問我：台灣僑委會把「華僑」改稱「僑民」的意見？我說我沒有意見。他拐彎抹角似乎要我表什麼態度，比如有什麼目的啦？沒有「華」字的話，有什麼政治預期啦？我也接受過新加坡、印尼和中國大陸的記者採訪過，初次碰到這般台灣記者作風，真不曉得是否是特例。

講座主持人法蘭西斯•福山教授（Francis Fukuyama）說，他去年到訪台灣時與馬英九見面，提出邀請，言簡意賅，請馬英九開始演說。所謂「名校」，就是在校園裡能遇見你讀過的書的作者吧。福山指出的「民粹式民族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發人深省，他對中國崛起和台海局勢的分析也很受人矚目。

馬英九清唱了一小段Tony Bennett的"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回憶他47年前初訪斯坦福大學，連繫他和斯坦福的緣份。他從「太陽花學運」談起，對於占領台灣立法院的學生被判無罪不以為然。關於能源，他質疑"2025非核家園"的政策施行，認為重啟深澳電廠不是明智的決定，會造成空氣汙染，而且成本很大。「轉型正義」、「國民黨黨產」、「九二共識」諸問題，他都對現在的台灣執政當局提出了批評。

現場聽眾以青年居多，也有幾位我在斯坦福的學生。坐在我前排的，每當馬英九談到兩岸事務，他們三位就舉起手機拍攝(雖然主辦單位電郵裡聲明不可拍攝)。

在演講開始之前，主辦單位發給聽眾鉛筆和卡片，書寫提問，然後統一收回。我關心的是台灣在全球化環境中的國際處境，沒有被對談人戴蒙教授（Larry Diamond）選出。問答環節比較集中於民主議題和兩岸關係，馬英九舉了《三國演義》和都德（Alphonse Daudet, 1840-97）的小說《最後一課》為例，強調兩岸和平，以及交換學生互訪，加深彼此認識的重要性。

2015年馬英九與習近平見面時，繫的是象徵國民黨的藍色領帶，我在2月10日文圖學會的演講「尚衣流：張開文圖學的眼睛過生活」中，特別討論過兩位先生的服裝語言。在斯坦福，馬英九繫的是紅色領帶。戴蒙教授最後笑著問他：這是Crimson(馬英九的母校哈佛大學代表色)？還是Cardinal(斯坦福大學代表色)？馬英九沒有直接回答，大家看看他那天的照片，就能領會他的用心吧。

1912年，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1996年，亞洲第一個實踐全民直選總統的地方…在美國，聽到學者這樣描述，心中烘烘然。我走出會場，在細雨驟寒的校園裡，朝車站狂奔。

2018年4月2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