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教授墨寶 |
車子從Jalan Bahar 進入Nanyang Avenue,便是一片濃蔭。葱蓊茂密的熱帶雨林,彷彿走進王家衛導演的「阿飛正傳」尾聲。
幾分鐘後,才見到一隻向我們招手的獅子,歡迎我們進入校園。
幾乎所有知道我在這所大學執教的人,為初來乍到的我指點迷津,都會談起這所大學過去的歷史。
這令我十分驚訝與好奇。
我無法想像,有什麼台灣的出租車司機,會在我說要去「台大」時,聊起「台北帝大」的種種;他們只會問我:「台大?大學?還是醫院?」儘管「台大」(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和我執教的大學,都簡稱NTU。
而這所位於赤道邊緣的NTU,和她不完全對等的中文簡稱「南大」,卻富含了多少意義。
一天晚上,從鬧市回到當時居住的校園宿舍,出租車司機一聽我要去“NTU”,便閃著異樣的目光。我的經驗得知,一些司機不大樂意晚上進大學校園,一來除非乘客熟門熟路,否則偌大的校園很容易像個黑洞,把陌生人吸進去摸不到出口。再來,乘客七轉八拐抵達目的地後,司機自己可能反而好個片刻半晌在樹林間兜旋,回不了「民間」。
我告訴他,進入校區後絕不會讓他迷路,接著便保持沈默,以免惹來這位司機阿伯的不快。
「阿飛正傳」的鏡頭開始轉進,他的背脊竟然微微顫抖起來。自言自語地唸著:「這所大學,當初蓋的時候,我也有份的…。」
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又聽見他說:「現在變成這個樣子了…。」
我還是保持沈默。雖然隱約曉得了。
付車資時,我刻意避免注視他,匆匆推門而出。
那時,我還在猶豫要不要回台灣。「南大」,這個圖騰似的名字,太深遠,連我這個外地人都被籠罩了。
抱著「也許以後不會特地再來」的心理,我想和家人把島國和周邊著名景點遊一通。於是去了馬六甲。
在鄭和紀念館,「南大」的圖騰又再次撞擊了我。
等著看介紹鄭和下西洋的偶戲表演,工作人員聽我向孩子講鄭和故事,也湊上前來。她是一位中年婦人。
我見她在「旁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感覺上,她應該才算「專家」,我就打住了。
「妳講得很好!還沒講完呢!」她朝我笑著說。
我還沒接腔,她又說:「妳怎麼懂那麼多?妳是老師嗎?」
我只好照實回答:「我是南大中文系的老師。」
「『那個』南大?」她把「那個」兩個字講得特別響亮。
「就是『那個』南大?」她又再「喊」了一次。
這時,其他等著看偶戲表演的遊客紛紛轉過頭來。
「嗯。」我發現眾人的「矚目」,低聲應著。
她繼續高聲問道:「『那個』南大有中文系了呀?」
「嗯。」我還是別太惹人嫌好了。(要不要趕快帶孩子離開?)
「我要叫我女兒去唸!」她斬釘截鐵地說。
「那個南大」究竟怎樣?中文系有什麼內容?這位母親像個對「品牌」忠實的顧客,毫無疑慮。
在「南洋」的歷史和地理語境之外,「南大」又代表什麼呢?
一次學術會議後的晚餐,同桌學者各自談起了「我們南大」。
「我們南大」天南地北,有百年歷史的「南京大學」、天津的「南開大學」、日本名古屋的「南山大學」,以及我。
四個「南大」,三個國家。我們還數著世界其他也簡稱「南大」的學校,笑著說:「南大」比「北大」、「東大」都「族群繁盛」、「幅員廣袤」─好像沒聽說過「西大」?
話雖如此,「我的南大」中文系最早聯合聘請的教授,還是北京大學的袁行霈老師。袁老師為第一和二屆的同學講授「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課餘常和師母在面朝運動場,涼風習習的宿舍練書法。適逢中文系十年慶,我請中文系的國際顧問團教授們賜下勉勵與祝福的話語。袁老師從北京寄來墨寶「止於至善」四個大字,在9月1日於南大中文圖書館展出的「南大中文系十年慶暨駐校作家(蘇童)特展」裡,繼續教誨著我們。
(2014年9月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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