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言碎語

善哉斯言：
聽說四川地震，喜瑪拉雅山因而長高了一公分。永光法師說：那一公分是人骨堆起來的。

事在人為：
一個人要對抗整個體制，那是自不量力。一個人要敢說出和多數人不同的意見，那需要勇氣。

領導：
沒有打敗的士兵，只有打敗的將軍。「一將功成萬骨枯」，將軍的勝利，也是人骨堆起來的。

權力的滋味：
展現權力的方式之一，就是不讓別人好過。

如此這般：
我聽過的一場演講，聽眾問主講人：「今日講題某名詞似有典故原由？」主講人答不出。主持人為他解危，要聽眾回家上網查，學者是不用記得這種小事的。

自主：
敢不聽話，就要有挨罵的心理準備。大人也會挨罵的，小孩如果知道了，也許會開心。

文化奶嘴：
再怎麼努力的吸吮，沒有後繼泉源的話，你那文化奶嘴，畢竟是自欺欺人。

寫著：
當我寫著這些，時間從指端溜走，一朵花開了又謝，我不知自身是開是謝。

比較：
有一位朋友很愛比較。偶爾我拿LV提包，她就說：「我家有更大的。」一群婦人談起孩子，她插不上話，就說起以前養過，死去多年的狗。

最近心情變好的原因：
「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實踐中…

留下：
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有的人留下的是珠璣；有的人留下的是垃圾。

因為你需要一首詩：
讓你的淚眼看花從花心裡流出。

藝術可以什麼都不是：
只要敢裝腔作勢。

友情：
你不必向我鞠躬道謝，我也滿心歡喜，感激你讓我的人生，有了重新選擇的餘地。

值得

2008衛塞節



和友人聊到新加坡對知識份子的對待態度。

具體地說，是我所接觸過的媒體、博物館，以及學校，對於學者發表言論和公開演講的對待態度。

有人好奇我應邀在2008年5月2日於新傳媒電視台「早安你好」節目中，談論柏楊的一生成就，拿到了多少車馬費？

這是我第一次在新加坡的電視台露面，先前看舞台劇「天冷就回來」以後，在散場時隨機被採訪的不算，當時有學生為劇團服務，見到老師很興奮，剛好有電視台在採訪，就慫恿我接受訪問。

這次是事先安排過，而且我也老老實實做了準備和「功課」，並且事前和編導溝通過訪問內容，我也提供了以前我在綠島旅行時，拍攝的綠島人權紀念碑上，柏楊作詩的兩張照片。

車馬費是零，出租車來回將近35新元全部是我自付。

事前請教過曾經上過電視台節目的朋友，他的經驗是：不會給出席費，出租車錢由於在電視台時只有去程的收據，所以回程要自己付。電視台在山坡上，要省錢搭公共交通工具很難。

新聞節目是上午七點開始直播，我的訪談片段在新聞節目裡。凌晨五點半起來準備，梳洗出門，依約於七點十分之前到達電視台，天還未明。陰暗中，電視台的燈光特別耀眼。

接待我的助理小姐被通知前來帶領我進入攝影棚，一邊說：「節目已經開始。」

大概是新聞節目，不像我在台灣曾經上過的讀書談話型節目，有造型師打理容貌，我在攝影棚的角落等候，坐上訪談的位置，和男主持人稍做溝通，直播節目就開始了。

大致按照預先設計的問題講述，整個訪談大約十二分鐘。起初我談得比較多，後來看見攝影機上「最後兩分鐘」的字幕，於是關於柏楊1981年訪問新加坡造成的轟動與影響，便草草帶過。所以後來我寫了專文，我想這才是對新加坡民眾和柏楊的讀者有意義的事情。

助理小姐非常客氣而有禮，她一直代和我接洽而因為當天擔任導播，未能親自與我見面的L小姐致意。指示我如何出門等出租車。

我把去程的出租車收據交給她，便道謝離去。

過了幾天，L小姐來email致謝，詢問如何把車資交給我。

我對新加坡的「規矩」並不了解，反問她：一般是如何處理？

我很少看新加坡的電視節目。在新加坡過了一年多，我才買電視。因為迎接婆婆來小住，年歲已高，行動又不便利的婆婆，在我家徒四壁的居所，我和孩子都出去工作和上學之後，一定悶得發慌。在婆婆光臨的那天下午，我買的電視機送來了，客廳本來「荒涼」的景象，才有所改觀。

受到種種限制，我住的學校房子不能安裝有線電視頻道，我跑了兩家提供有線電視節目的公司，得知「本公司在新加坡的覆蓋率是85巴仙(百分比)，可惜你住的地方，是我們服務不到的15巴仙。」後來打聽到一家選擇性的有線電視措施，不過節目都是CNN、HBO、ESPN等英語頻道，而且收費奇貴，不符我們所需，結果還是只能看無線電視節目。

不是我批評，我的新加坡友人也說，新加坡的電視台的「競爭力」和「進取心」有待改進。例如中文電視台只有一家，除了少數的自製新聞、綜藝、連續劇節目，全部仰仗台灣和韓國等地區輸入。新加坡是亞洲的「輸入國」，飲水和食物由鄰國輸入供給，眾所周知。四面環海，卻沒有漁業；土地平坦，也只有少量的自種蔬菜。以前有養豬畜牧業，現在只有養羊，以羊奶及其乳製品為主，那牧羊場的看板做得挺大，我和孩子坐了出租車前去尋訪，覺得很像木柵動物園的「可愛動物區」。

總之，新加坡住民的物質食糧和精神食糧都是被別人餵養的。這是政府的政策，外來者不必置一詞。但我有時實在難受，比如5月19日「衛塞節」的空度。來到新加坡兩年，今年才弄懂，「衛塞節」不是以前我曉得的4月8日「浴佛節」，而是南傳佛教的系統，以五月的月圓日為釋迦牟尼佛出生、成道和涅槃的日子，是東南亞一帶國家的佛教節日。

衛塞節是公共假期，平時我假期經常「出沒」的圖書館和游泳池都不開放。室溫三十四度，百無聊賴，打開電視，竟然又是「嗚啦啦嗚啦啦」的「大長今」，不知重播了幾次！我也納悶，以我稀罕的「開機率」，為什麼幾乎每回一開機，都有「嗚啦啦嗚啦啦」的「大長今」呢？更別說我看過2001年的台灣製旅遊節目了，不但不是旅遊新知，更是「明日黃花」。

所以，今年過了個鬱悶的衛塞節，看了三十分鐘「嗚啦啦嗚啦啦」的「大長今」，終於向新加坡的電視節目宣告投降。

回到我上電視節目的出租車資，為了搞清楚這裡的電視節目方式，很少開機的我看了兩三天的「早安你好」，每天都有一兩段現場訪談，有的是本地的股票分析師；也有應邀到新加坡開會，被請上節目談視力矯正的香港學者。這些人，都是自掏腰包坐車，大清早摸黑趕著上節目的嗎？

先前我提過去國家級的博物館演講，演講費不清楚的事情，台灣的朋友聽了，說：「他們不懂事。」

「不懂事」，說得真妙。電視台和博物館不是第一天開張，我不是第一位客人，這「不懂事」是怎麼回事呢？

「不懂事」，要說新加坡的文化水平太低，辦事者不曉得如何處理嗎？

這不能一味怪罪這裡西化的程度，我相信即使西方強權國家，比如美國，一定也有一套規矩，應對學者對於公眾的「知識貢獻」。資本主義本來強調的就是「使用者付費」，金錢可以購買一切，包括學問和他人的時間。

我有一種不被尊重的不愉快感覺。

金錢可以衡量一個人的價值，別人付多少錢給你，購買你的學問知識和時間，顯示你在他們心目中的份量和地位。這是在新加坡待久了，被資本主義環境馴養出的觀念。也可能，在台灣被「寵壞」了，把演講和出席電視節目而得到實質的金錢報酬，視為理所當然，以為新加坡只是「行情」和「規矩」不同──沒料到是沒「行情」也沒「規矩」。

我的新加坡朋友告訴我，此地的媒體和公共機關可不是這麼想，他們認為是提供你曝光，讓你有知名度的機會。你應該求之不得，哪裡還想伸手向他們索費呢？

怪不得我早就聽聞有些在新加坡的外來華人練得一身「商談」的功夫，對方有所要求，先談價碼再說，一分錢，一分貨。我起初不解，孔老夫子不是早有明訓：「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嗎？孟子老先生也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一五一十地談利益，怎麼是「君子之道」？

不過，我也聽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現今華人知識份子的生財之道各顯乾坤，要說「利用」知識份子恥於談利的「高尚」態度，來獲取免費的饗宴，也未免太揩油了。

我在此公開說出自己的經驗，不怕讀者恥笑，而是深有所感，而且在新加坡幾度被「無厘頭」對待，頗有目睹南洋怪現狀之態，和盤托出，以與讀者「奇景共欣賞」。

比如今年三月應邀在一所初級學院(相當於台灣的高中二到三年級)的亞洲青年團體活動演講，主辦學校承辦老師先說明了演講費，我也得知出資單位包括新加坡的教育部。哪知在演講的前幾天，忽然來email說，由於經費不足，請求演講者把演講費「捐出」，口氣是很委婉，不過我看了email，只有傻眼，無言以對。後來是連繫此事的朋友提醒承辦者，沒有人如此辦活動的，對方才說照舊進行。

話再旁說一枝，在新加坡才領教了email的威力。此地經常一發送，或是一回覆，便是洋洋灑灑一拖拉庫的人，我每每收到與我無干的郵件，看了半天英文信，推敲酌磨，才確定此乃與我無干之垃圾，此類騷擾，令人不勝其煩。

故而我那連繫我去學校演講的友人才會受到波及，可不是我去告狀的！總之，一切照舊。演講過後幾天，送來一張表格，填妥送回。過了一個月，又來一張表格，要我去銀行辦理認證，帶身份證件，證明此轉帳戶頭為我所有。啊，算來又過了一個月，那筆演講費仍然下落不明。

想來，我特別懷念在台灣上節目、開會或演講過後，直接簽收領到的白花花現金，可以從信封袋裡大搖大擺抽出鈔票，吆喝周圍，呼朋引伴去吃喝一頓，以慰解工作的付出。

再往前說，認為我「提供你曝光，讓你有知名度的機會」的想法，我也曾經揣度過。別說我區區十二分鐘的訪談，我聽說有台灣來的學者上新加坡的電視台節目，從總統大選的開票過程到分析選情、預測台灣的政治前途，幾個小時下來，也是分文未得，自嘲「愛新加坡」，「為新加坡服務」去了！

的確有人在媒體打出了知名度，逐漸建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具有公信力和說服力，後來經營直銷和保險事業一帆風順的。所以，結論就是：假如以後想在新加坡從事直銷和保險業，可千萬要把握在公眾環境曝光的機會。

以前在大學時請作家和學者來演講，曾經遇過直接詢問演講費，還被告知不要再送那些沒用的杯盤之類東西。不曉得為什麼，那時代辦活動的大學生總愛去「三商百貨」，買些看似典雅又實用的咖啡杯組來做為謝禮，時常受邀的作家和學者，一定家中「杯滿為患」了吧？況且，拿著一大盒易碎的陶瓷器，真的很不方便，如今回顧，也算是自己年輕時的不懂事啊！

今年5月5日，我在學校主動進行了一場演講，談的是徐悲鴻的「愚公移山」和「放下你的鞭子」兩幅名作。我想：如果可以透過教育傳遞文化和審美的訊息，推廣大家去美術館的興趣，我是樂於貢獻棉力的。朋友說：「美術館也會來找你給講座吧？」我直接表示：電視台和美術館都是營利事業，不是慈善機關，我自認不是唯利是圖的人，但我不想再被不尊重地對待，什麼事情值得我當「義工」，志願去做而樂此不疲，我心裡有數。

走進江夏堂

可能是當年徐悲鴻的畫室

 

 

江夏堂祠堂

 

 

江夏堂外觀

1939年1月到1942年1月，徐悲鴻在南洋舉行抗戰賑災義賣畫展，期間還應泰戈爾之邀，去過印度展畫及演說。在新加坡時，徐悲鴻住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經理黃曼士(1887-1963)的宅邸「江夏堂」，位於芽籠35巷(Lorong 35, Geylang)。黃曼士的兄長黃孟圭（1885-1965）在巴黎接濟過徐悲鴻，並且介紹徐悲鴻前往新加坡，黃曼士與徐悲鴻遂於1925年訂交。

2008年5月17日，託廣洽法師紀念館館長永光法師之福，現在居住在江夏堂的黃水發先生之夫人王女士，允許我們進入參觀。

王女士說，近日新加坡美術館展出的「徐悲鴻在南洋」畫展，為江夏堂帶來了好奇的遊人，甚至有人入內看到今日江夏堂的景況，在報端批評了一番，使她和家人都很不平。永光法師之前曾經在江夏堂隔鄰的新加坡淨宗學會修法，經常在江夏堂附近散步，是舊識，後來擔任廣洽法師紀念館的工作，雖然也在芽籠一帶，不過很少見面了。見到法師，王女士虔誠地雙手合十，法師說，沒想到大名鼎鼎的徐悲鴻在新加坡住過的地方就近在咫尺。

江夏堂外的招牌，是「南洋黃氏總會」，王女士說他們從馬來西亞太平地區來到新加坡，因黃氏宗親的關係住進江夏堂，負責南洋黃氏總會的工作，一年三至四次，接待來自各地的黃氏後人舉行祭祖的儀式。

這一棟結合西式造型和南洋木格窗的獨立兩層樓建築，四周是廣場空地，如今它的左鄰右舍都是水泥大廈，更顯得與眾不同。入得廳房，大堂正中懸掛著黃孟圭之父黃培松書於1924年（落款「民國十三年」）述其黃姓郡望的匾額「江夏堂」三字，左側則有入閩黃姓祖先宋朝峭山公及其夫人畫像。四壁牆面的照片，都是南洋一帶各地黃氏宗親會的團體合影。

大堂的中式家具有些看來年代久遠，但木質光潤，鑲嵌螺鈿的茶几與座椅精緻華麗，是江夏堂舊物。此外有綠皮沙發及大圓桌、大鏡面等。

穿堂有通往樓上的階梯，穿堂過後是祭祖的祠堂，供桌前是黃姓祖先雲公、歇公和峭山公畫像，兩旁則有牌位。祠堂牆上掛著一排排黃氏名人的遺照，黃曼士以及俗姓黃，也是福建籍的廣洽法師的照片都在其中。黃曼士身著唐裝，手執摺扇，果然是喜好收藏扇面畫，號「百扇齋」主人的風采。

樓下和階梯的地面以彩色磁磚拼貼，顯示當年設計之細巧。樓上則鋪紅漆木板，常年累月行於其上，紅漆大多已經剝落。陳家毅在其〈徐悲鴻與江夏堂〉文中推想，江夏堂二樓突出的部分，即樓下門前車道的上方，有如加蓋的露台部分，便是當年徐悲鴻作畫的畫室。不過王女士及其兩位女兒說，面對那個空間（如今改鋪大片地磚，木板窗戶也換成玻璃和鋁框，是個小客廳）左手邊的房間，才是徐悲鴻的畫室。

王女士還拿出家中的舊相片，她1960年代搬來江夏堂，屋外有四株大樹，樹根腐爛，於是砍掉，改種椰子樹，至今椰影婆婆。永光法師說他們還採食過江夏堂的椰子。現存約攝於1939年，徐悲鴻和黃孟圭、黃曼士及其外孫女在江夏堂外的照片，可以看出建築物外觀變化不大。

我從房間的窗戶望出去，對面正在興建佛教大樓的工地轟轟隆隆，明滅運轉的紅燈映照在窗板上，難以想像近七十年前徐悲鴻會在這個窗角，看到怎樣的南洋風光。

王女士說新加坡政府有意將江夏堂開放民眾參觀，一人收費十五新元。我首先擔心他們全家人的生活必定受到干擾。其實永光法師帶我們去江夏堂時，我也只抱著在門外張望，欣賞建築物的想法，沒料到有緣入內，當然也打攪了他們。幸而他們對出家人很敬重，對我們也很和善。他們住在江夏堂，為南洋黃氏總會工作，等於也是照顧了房子。

本來我和其他談到過江夏堂的人一樣，都認為江夏堂是黃曼士的家產，後來讀到亞洲糖業大亨，香格里拉酒店集團創辦人郭鶴年（1923-）談他收藏徐悲鴻的畫作，以及老舍的文章，才曉得其實不然。

江夏堂是黃氏宗親會物業，黃曼士本來住在牛車水的武吉巴梳路(Bukit Pasoh)，老舍於1929年底到新加坡時，曾經由人介紹認識黃曼士，想請黃曼士安排工作，不過那時沒有合適的工作機會。在〈還想著它〉一文中，老舍提到了這件事，當時黃曼士便是住在武吉巴梳路。

根據郭鶴年的回憶，黃曼士大約於1937年遷居芽籠。1963年黃曼士病危，唯恐寡居的獨生女兒黃奕超和她的四個子女必須搬出宗親會館，提出以家藏的徐悲鴻書畫為交換代價，請求郭鶴年讓他的後人住在黃仲涵園（Oei Tiong Ham Park）郭的舊宅。黃仲涵園位於荷蘭路(Holland Road)，正如王女士所述，黃曼士的女兒有時還從荷蘭路回到江夏堂取走一些東西。郭鶴年則接收了當年黃曼士擁有的多數徐悲鴻作品。

如今，江夏堂除了一幅徐悲鴻為黃曼士繪的畫像，沒有遺留徐悲鴻住過的痕跡。那幅畫像，還是歐陽興義等研究徐悲鴻的學者在江夏堂大廳角落發掘出的，王女士說，那些人不說，誰也不曉得畫像有多麼珍貴重要，任其廢置。

回家後，找出了王女士談到，對他們很不公平的文章，是2008年5月12日《聯合早報》上，新加坡作家何華寫的〈徐悲鴻的女人和麻雀〉，內容有一段說：「在星洲的日子，徐悲鴻住在至交黃曼士的家——江夏堂，老房子還在，位於芽籠35巷，我去尋過，整幢建築徒有其表，十分敗落，除了『江夏堂』的匾額還掛在大廳，其他蕩然無存。二樓住了一戶人家，走道昏暗，室內雜亂，氣象慘澹。」

王女士說，那塊「江夏堂」的匾額還是她從屋後棄物裡找到，覺得應該不是普通垃圾，特別整理後掛上的。說他們「十分敗落」、「氣象慘澹」，的確令他們氣憤不滿。然而，我也注意到，作家在文末說到「和江夏堂一箭之遙的芽籠31巷」，那裡有現今新加坡重量級的畫家藝術館，與江夏堂風貌迥然，「兩相對照，不必多言」，頗有盡在不言中的感慨。

那不僅是對江夏堂，也是對被遺忘於蒙塵角落的歷史的感慨。

後記：江夏堂於2018年拆除，新建成8層樓的大樓，2021年竣工

扒糞的文史研究

大概是我讀書太少，最近五六年來，才發覺文史學界暗自蠢動著一股「扒糞」之臭風。
文史研究者以資料為寶物，獲得第一手的日記和書信固然重要，但是大張旗鼓地掀人底，揭人謎，津津樂道的做法，直逼八卦刊物報導，我實在不敢恭維。
尤其似乎是「有志一同」，扒糞的對象近年集中於胡適。據我所知，日本、美國、台灣都有嚴謹的學術論著或是業餘的「素人」作品，陸續「出土」胡適「不可告人」的祕密資料。基於我對他們的不欣賞，這裡我不想談他們的名字和出版物。
胡適寫《四十自述》，公開自己的日記，以史學家的姿態減免後來研究者挖掘他的資料之苦，事實證明，用處不大，人們還是認為言外有意，弦外有音，仍有見不得天日的胡適值得一探。
說穿了，不只是針對胡適，這些美其名為「還原歷史真相」的文章，不過都在男女關係上打轉。
胡適一生只有一位妻子江冬秀女士，兩人性格與愛好迥異其趣是眾所周知的事。掀底揭謎的「歷史真相」說胡適也會「搞曖昧」，也會「生邪念」，而且中外女性通吃，在他「守身律己」的形象上大灑「汙點」，這能證明什麼呢？
證明他也是個有血性的男人，他不是聖人，他有心動的妄念，沒有行動的膽量。
So what?
我的意思不是非得為前人避諱，而是認為學者也應該有寬厚為懷的職業道德，「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倘使研究對象的「風月情事」與學術無關，發表出來，是不是只為了滿足個人的偷窺慾呢？
話又說回來，什麼是與「學術」有關，在「學術」掛帥，卻又影響力薄弱的今日，真有點講不清楚了。
也許可以這麼想：「學術」就是那池「春水」吧。有的人眼前是一汪澄碧；有的人喜歡攪和爛泥。

打電話到成都

新加坡的賑救四川地震義賣麵包



打電話到成都。
很快就接上了。Z老師說一切平安。
住在三樓，強震過後倉皇跑到戶外。
餘震不斷，左鄰右舍有人至今還不敢回家。
「擔心的是汶川和臥龍那裡，消息和道路還是中斷。」
成都下著雨。救災工作遇上泥濘，更加險峻。
那個被撼動搖晃的盆地，不知要壓毀多少家庭，平添多少亡魂。
天府之國四川。
因著我所敬愛的東坡，十一年前初進四川。濃烈的川菜，激盪的方言，在杜甫草堂前颳起一陣狂風，我連忙回頭望向仿製的茅屋，杜老也許奔走出破房，一心期許「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感慨「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瓦礫堆下還有掙扎的生命，透過螢幕，聽見小女孩微弱的呼救：「叔叔，我口渴…」
明皇幸蜀，抗戰遷都，政治危亡時聊以避難的西南一隅，如今，從地底竄出火辣的重擊。
創痕歷歷，2008年的中國，在世界的中心歡欣憤怒痛哭與揚眉吐氣，熱鬧紛擾。
而我，只能為我在四川的朋友們祝禱。
雨中的四川，天空替你們落下了更多的眼淚。

2008年5月17日，聯合報

卜派國的英雄

談了兩次柏楊，讓人以為我是柏楊的專家，非也！以為我是柏楊的「粉絲」，那更是不可能。

「我的偶像」、「影響我最大的一部書」，這一類的作文題目從來就是我所畏懼的。我尊敬柏楊，尊敬他是一位作家，但我絕不崇拜他，不捧他做「人權鬥士」、「知識份子的良心」，在我的標準裡，柏楊連「知識份子」的資格都很難說。尊敬而不崇拜，我對柏楊如此，對徐悲鴻亦然。

大家都太高估柏楊涉及白色恐怖的冤屈，我在電視台的訪談節目中，說他遭受「政治迫害」，心態和立場用的是中國古代「文字獄」的想法。「文字獄」的作者，有些的確是隱喻假託治世之心；有些則不明不白，「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還有的，是「偷雞不著蝕把米」，「陪了夫人又折兵」，「聰明反被聰明誤」。看看所謂的「大力水手漫畫翻譯事件」，就曉得柏楊是屬於哪一種。

那篇「誤譯」而惹禍的「大力水手」漫畫，始終被視為羅織柏楊下獄的導火線，李敖曾經在文章和訪談中，講過那不是柏楊親自翻譯的。沒錯，是柏楊僱用的一位菲律賓僑生所作。以柏楊的求學背景和英語水平，我不曉得他是否有能力獨立完成譯稿。

一般我們說柏楊本名「郭衣洞」，其實「郭衣洞」不是他自小的名字。在他口述，周碧瑟撰寫的《柏楊回憶錄》裡，他坦承在1944年，把同學「郭大同」的證件改造成「郭衣洞」，申請報讀東北大學。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偽造文書和謊報學歷，這種「素行不良」，懂得動歪腦筋，鑽漏洞的人，晚年被期待「為民喉舌」、「社會的良心」，真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啊！

柏楊沒有完整的高等教育歷程，他有的是求生存之道和膽量，憑著假證件還敢在大學授課，在黨務機關工作，三番兩次見異思遷，另結新歡。如果我們蓋棺論定，審視柏楊早年的做人處事原則，我想是很可議的。他後來任職報章媒體，言論動見觀瞻，比寫小說還能立即發揮影響力，這種工作性質和站在講台教書一樣，都很迷人，也很容易讓人迷失，以為自己無所不能，什麼都懂，人之好為人師，往往會不知不覺忘了分寸，更難免會自我膨脹，產生啟人蒙昧，解人倒懸的幻想。

「大力水手」漫畫，就是他自作聰明的下場。

漫畫講到大力水手卜派（Popeye）和他的兒子在一個小島上，卜派為這個兩人的小島命名為「卜派國」(Popalania)，並且說要舉行選舉，擔任總統，發表「競選」演說。原文如下：

Popeye: It's great to own yer own country. I kin be king president or anything I wants. I yam absolutely the absolute ruler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Popalania.
Junior: That's me.
Popeye: Popalania is goner be the most peaceful nation on earth.
Junior: How is ya goner manage that?
Popeye: It will be simple for a smart ruler like me to build a peaceful country. I will only let the swabs I knows I can lick become citizens.
Junior: Now that ya owns yer own country, how is ya goner rule it?
Popeye: We is goin to have free elections and I yam running for presidink.
Junior: How kin yer have an election when they is only two of us and one of us is running for office?
Popeye: And one of us is going to vote! I bought this country, I named it Popalania and I has th' right to run for presidink if I wants to.
Junior: Phooey! What an election! Yer the only candidate and I yam the
Only voter. They's one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ask! Is write-in vote
okay?
Popeye: As a candidate for presidink of this new country, I would like to
make a speech.
Junior: Okay!
Popeye: Fellow Popalanians. If ya votes for me, I promises to give ya peace, happiness and spinach in yer pots!
Junior: Hooray.
Popeye: And if ya don't vote for yer adoptid pappy, ya just might git
spanked.
Junior: Gulp!

我們看後來《中華日報》刊登的譯文：

父：我是國王，我是總統，我想幹啥就幹啥！
子：我哩？
父：你算皇太子吧。
子：我要幹就幹總統。
父：你這小娃子口氣可不小。
子：老頭，你要寫文章投稿呀？
父：我要寫一篇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子：全國只有我們兩個人，你知道吧。
父：但我還是要講演，敝國乃民主國家，人人有選舉權。
子：人人？只有兩個啦！等我想想……嗯，我要跟你競選。
父：我先發表競選演說：全國軍民同胞們……
子：開頭不錯。
父：千萬不要投小娃票。
子：這算幹啥。

這顯然是不忠於原著的譯文。我們只關注柏楊把「Fellow Popalanians」翻譯成具有當時語境意涵的「全國軍民同胞們」，以為是對「fellow」一詞解釋的問題，沒想到兩相比對，才發現原文中，小卜派並沒有要和父親一爭長短，柏楊完全更動了原文的趣味點。他在給營救他出獄的孫觀漢的文章裡，表示為了增添趣味，他會把助手翻譯過的內容加以改編，卜派國的競選事件也是一樣。

柏楊可能不認為「不投你老爸一票，就打你屁股」有什麼好笑，這種「美式幽默」可能太過輕描淡寫，不能形成衝突，造就緊張關係。小卜派的「我要跟你競選」，卜派搶著說「我先發表競選演說」，促使父子兩人幾乎起爭執，「全國軍民同胞們……」的開場白，令讀者有貼近時事的親切感，所以小卜派也說：「開頭不錯。」
等到卜派以「千萬不要投小娃票」做為演說內容時，讀者的期待突然落空，有一種「啞然失笑」的餘味，這是小說家的筆法，是成為柏楊以前的郭衣洞鍛鍊出來的功力。

所以，「fellow」能不能翻譯成「全國軍民同胞們」，即使翻譯成「各位父老鄉親」，也不能讓柏楊洗脫他的「罪名」。

李敖也指出過，柏楊無心，也不敢「汙辱國家元首」。我們看柏楊寫的雜文，即便有批判諷刺意味的作品，涉及的仍是社會民生，而非政治問題。這位「人權鬥士」，是被時代環境和歷史潮流推向了前線。

高行健在《聯合報》2008年4月27日〈作家的位置〉一文中，提醒我們：「作家不是救世主，不必標榜為人民代言」。

我尊敬柏楊，他縱使口舌便捷，仍保有「哀矜勿喜」之心，不至於苛刻。嘩眾取寵的作家，固然能得到一時的掌聲和光環，相信歷史會給予他們合理的評價。

凡是自以為是，自認要為人民代言的作家，都不過是卜派國的英雄，那個被他「代言」的小卜派，只是他自己的影子。

綠島垂淚

柏楊被判刑十二年，後特赦，共九年二十六天

牢房

綠島人權紀念碑

大陸可戀
台灣可愛
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園
──柏楊《家園》（1989）

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
──柏楊題綠島人權紀念碑(1999)

我擺脫傳統文化的包袱，不為君王唱讚美歌，而只為蒼生說人話。
──《柏楊曰：讀通鑒論歷史》序(2006)

2008年5月2日，應邀到新傳媒電視台「早安您好」節目談柏楊。

準備訪談的資料，找出三年前去綠島玩的照片，那個陰森淒涼的「綠洲山莊」畫面，在翻看時仍透著抑鬱。

充滿揮之不去的怨氣，儘管外頭是晴朗無雲的藍空，波濤無際的碧海，走入綠洲山莊，像穿行於墳場，只覺得寒。心寒，心跳加速，手腳冰冷。就是這裡了，讀過許多報導，原來是這樣的地方。

電視台的主持人微笑問我，我提供他們兩張綠島人權紀念碑的照片，「您去過那裡，說說看，那裡給您什麼印象？」

我說不出，至少我當下無法判斷，如何在新加坡說白色恐怖，如何解釋柏楊說的「那個時代」，逝者已矣。

那個時代，應該已經過去了吧？

小學的時候，蔣中正去世，學校裡設了悼念的靈堂。我們在左臂袖子上別了黑紗，那成為服裝儀容檢查的一部分，有時清洗制服後，忘了把「配套」的那塊黑紗別回去，輕則遭叱，重則被罰。

老師規定大家要去國父紀念館瞻仰遺容，我不耐煩排著長龍的隊伍，便和同學偷偷溜走，更要緊的理由是：我沒見過死人，我害怕。

我害怕，死亡的恐怖陰影在每一次政治事件中是一片隨時捲來的烏雲。不用大人教我，我曉得大人的世界裡有一種禁忌，那種禁忌裡有默契，搞不清楚狀況和不肯屈服的人就會遭殃。

初中時，台灣和美國斷交。訓導主任要大家在川堂牆面貼的白布上簽名，表示抗議。我不知道簽名抗議能起什麼作用，美國人會管我們是誰嗎？

簽名中，出現了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林青霞」。玉女明星，怎麼會在一所女校的愛國簽名裡呢？

全校五千多位學生中，沒有和巨星同名同姓的。校方要徹查嚴辦把愛國當兒戲的「老鼠屎」。

大難臨頭的預感讓我們既緊張又興奮。訓導主任要惡作劇的人出來自首，否則他會查我們的筆跡，追出「兇手」。

「林青霞」的簽名後來被接二連三的別的事件掩沒了。

高中三年級我擔任畢業生聯合會的主席，負責統籌畢業紀念冊。我被三令五申注意，只要各班編輯的內容有涉及「共匪」，就要加以勸導，或者乾脆幫她們塗改。於是少女的夢幻中不能有星星，「五芒星星」要改成「五瓣梅花」。

大學有明顯政治傾向的社團都從學長學姐那裡繼承三招兩式「打太極拳」的辦法。接到「想請你喝咖啡聊聊」的電話，父親比我還著急，那絕非追求者，不過是「約談」的委婉說法。

父親說：「妳太招搖了！」「妳穿牛仔褲上學，哪裡像大學生？是個太妹！」其實父親也曉得，約談我的並不是警察局，一旦往某一方面多想，恐怕連上學都不安全。

寫完半真實的小說〈五月暗潮〉之後，學生社團和學生運動好像準備從我的人生褪色了。十多年後我再和小說中的女主角相見，不敢問她有沒有看過那篇作品。我不喜歡真實成份太多的小說，然而那樣的時代，不以小說包裝，我簡直不知如何下筆。

李文忠在校園絕食抗議的時候，有同學問教杜甫詩的老師怎麼可以視而不見？

他就在教室窗外不遠的傅鐘下，穿著雨衣，戴著斗笠。有人說他被政治迫害；有人說他是職業學生。

教杜甫詩的老師說：「難道要我們陪他一起絕食嗎？」

蔣經國去世的時候，我和好友電話長談，為什麼沒有人採訪中文系的學者？只有學政治和法律的人懂政治嗎？

學問何用？

是啊，學問，那就是文天祥質疑的，「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嗎？

中文系的人讀聖賢書，落得個「百無一用是書生」的下場。象牙塔裡最穩當，即使我從沒想為了穩當窩居象牙塔。

平凡如我，也在政治的洪潮親身體驗暴力與醜惡、可笑與操控。

1990年，第一次離開台灣，出國的地方是「祖國」。

離開「祖國」的前一夜，坐在上海街邊的欄杆上，唱著「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Yesterday，是那個時代，至今我無法確知是否與它告別。

報載柏楊遺願將骨灰灑在綠島海面。

願海水將他的骨灰漂送到天際，化為彩雲。

(不知不覺，寫到了五四的凌晨)

附：
「綠島人權紀念碑」本取名「垂淚碑」，後因綠島居民認為不祥而反對，於是改名。

柏楊在199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綠島人權紀念碑落成典禮上，以人權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的身份致詞，表達他對人「人權」的看法：

人權，不單純的只是政治上的爭取、法律上的訴訟，而是一種思想的獨立，和人格的尊重，必需把人權觀念內化為我們作為一個人的基本的素質，落實在平常的生活之中。也就是說，人，要自己有尊嚴之外，還要學習如何公平的尊重別人的尊嚴，和包容與自己不同的意見，在人與我之間，找到一個恰當的位置，一切「強凌弱、眾暴寡」的強權野蠻行為，都用理性、公道、溝通、協調來取代，成就一個健康的社會。

柏楊給新加坡的獻禮

柏楊在新馬造成旋風


柏楊主編《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


2008年4月29日，柏楊先生逝世於臺北，享年89歲。

雖然早在2006年9月柏楊先生就宣布封筆，不再寫作和接受採訪，專心調養身體，這位一生「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牢獄、五年專欄、十年通鑑」，發表作品近兩千萬字的作家，終於在他與世長辭後，讓我相信他捍衛人權與民主自由的筆桿，已經真正放下。

柏楊的成就，在1999年6月10日至11日，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舉行的「柏楊思想與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已經有學者發表過高論。我想談一談的，是大家稍微忽略，柏楊與新加坡華文文學的關係。

柏楊正式訪問過新加坡兩次，一次是1981年初，另一次在1990年底，他出席「儒家文化的特質」會議。我以為對新華文學影響較大者，是他第一次的新加坡之行。

1981年2月10日到15日，柏楊接受南洋商報和新加坡作家協會的邀請，由香港作家倪匡陪同訪問新加坡。這是他1977年從綠島出獄後第一次出國，他後來在文章中說，他已是「歷盡滄桑一老頭」(時年62歲)，受到新加坡藝文界和讀者們的熱烈歡迎，盛情款待，「使我有一種好像是當了匈牙利親王的感覺。」新加坡之後，他受邀訪問馬來西亞和香港，也都颳起了「柏楊旋風」。

和其他台灣的資深作家比起來，柏楊較早注意新馬華文文學。早在一九五○年代，他就給吉隆坡的《蕉風月刊》寫過稿。後來主編《一九六六年中國文藝年鑑》，還特別另闢一章〈馬來西亞聯邦及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概況〉，加以報導。

那次新加坡之行的收穫，可分兩方面來看。一是在文化交流上，柏楊親身感受了島國的社會與文化，他在〈中國人、中華人——新馬港之行，我見我聞我思我寫〉一文中，強調尊重新加坡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主體性，他請讀者不要把新加坡華人和中國人混為一談，新加坡華人是血統和文化上的「中華人」，不是屬性意義上的「華僑」。

另一方面，在文學互動上，柏楊希望編輯一套新加坡和一套馬來西亞華文文學作品集。他說：「新馬的作品，迄今還沒有引起強烈的共鳴。對新馬文壇而言，這是不公平的，在中華文化大傳統的洪流中，新馬作家們辛苦耕耘的成果，沒有得到應得到的尊敬。對中國文壇而言，這是不利的，台灣對新馬知道的太少，對真正同文同種的著作，竟沒有引進中國，這是一種損失，一種過失，和一種恥辱。」並且期待：「一旦新馬華文文學作品，在中國及世界發行，『製造』出來的，將是千千萬萬傾心新馬文學的的讀者。」

柏楊到新加坡的第二天，拜訪《南洋商報》時，就提出編輯華文文學作品集的建議。《南洋商報》的發行人黃錦西、總策劃鍾文苓、總編輯莫理光、主編張道昉等諸位先生，都十分贊同。第三天晚上，方修先生等人到柏楊下榻的美崙酒店聚會，初步決定以作家為單位，內容分為小說、雜文、散文、詩、史料五大部份，大概二百萬字之間，出版二十五開本五巨冊。

沒想到，新加坡的輿論界卻對柏楊的構想發出了質疑和反對的聲音，引起軒然大波。

關鍵在於，柏楊想主編的，是一套「文學選集」，還是「文學大系」？

對柏楊而言，「選集」和「大系」沒多大差別。

然而，在應鳳凰編輯，收錄柏楊此次新馬港之行的媒體資料一書《另一個角度看柏楊》裡，我們看到指出柏楊是外國人、對新加坡不了解、批評他沒有資格主編「文學大系」，甚至說他牽制新加坡的文化主權，主張抵制柏楊的呼籲。

柏楊的反應是：這些抨擊殺氣騰騰，對他如五雷轟頂，他最終決定以「文學選集」的形式出版。

或許柏楊有所不知，如今重新審視，原來，在新加坡的概念裡，「文學大系」的編纂是一項文史工作，不只是介紹作者和作品而已。也就是說，這是在為新加坡華文文學寫史，建國十多年的新加坡，由得了外人來寫華文文學史嗎？

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和方修1970到1972年編纂出版《馬華新文學大系》，以及1971年李廷輝、孟毅、苗秀等合編《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為「文學大系」的性質定位有關。

這些「文學大系」其實承襲了1935到1936年間，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趙家璧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中國新文學大系》包括文學理論、史料，以及各文類作品等，總共十冊，各冊的主編如魯迅、茅盾等人，都是一方名家。作為總結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1917-1927）的重量級選集，各冊的導言便儼然一篇文學小史。以如此的「文學大系」標準責求柏楊，顯然他是自不量力了。

《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在新加坡和台灣的幾位編輯共同合作之下，於1982年完成，由時報出版事業公司出版。這是一項創舉，它肯定新加坡華文文學和新加坡是一個獨立國家一樣，具有自己的精神面貌，擴大了讀者群和研究者。

至於「文學大系」和「文學選集」名稱和意涵上的爭論，也讓新加坡藝文界反思了本國文學史，加深了創作的自覺意識。

如同柏楊在這套書的總序中所說的，這是給新加坡的獻禮。

2008年6月3日，新加坡《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