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畫孫多慈像
孫多慈自畫像
「花中巢許耐寒枝,香滿羅浮小雪時。各記興亡家國恨,悲鴻作畫我題詩。」
1941年,郁達夫曾經在徐悲鴻畫的梅花圖上題寫過這樣的詩句。那時中國正陷入對日抗戰的膠著狀態,相逢於新加坡的兩人,如同難兄難弟,都在為情所苦。
自從郁達夫發表〈毀家詩記〉,妻子王映霞紅杏出牆之事公諸於世之後,他的家庭糾紛鬧得不可開交,倆人終於在1940年協議離婚。徐悲鴻則為妻子蔣碧微芳心別屬張道藩,登報離婚,想與學生孫多慈(1912-1975)共結連理卻受到孫家父母阻止。星洲暫居,讓他得到了冷靜喘息的空間,從而重新估量兩人的愛戀。
新加坡美術館「徐悲鴻在南洋」特展裡,展出了一封1939年大約10月間給孫多慈的書信,信中有憐惜、有苦惱、有憤怒、有責備,徐悲鴻文末說道:「作此最後一封長函」,或許就是他給夾在愛情與親情、理想與禮教之間猶豫不決的孫多慈的絕情書吧。
對於名人的風流韻事,我向來興趣缺缺。研究徐悲鴻者,都免不了談他的三個女人:元配蔣碧微、情人孫多慈、伴他終生的廖靜文。這些男女情事,我大多當小說看,外人何需置一詞。
因此,讀展品中的這封書信,只帶著一般人的好奇心。後來想到去年(2007)好像有類似的文物拍賣過,上網查了一下,果不其然,是5月28日香港佳士得拍賣過徐悲鴻致孫多慈函,成交價90萬港幣,寫信時間是1939年5月,不是這封信。賣方香港古風閣主人王劼恪,是徐悲鴻好友黃孟圭的外孫,這次展出的這封大約寫於10月間的信,藏主也是古風閣。
從資料裡得知,這兩封信都談到兩人對於未來前途的計畫:孫多慈先是想到新加坡,後來想要徐悲鴻回溫州,徐悲鴻不得去,孫多慈極為失望。
我突然瞭解,為何徐悲鴻帶著自己的畫作之外,還有瓷器和名家書畫到新加坡,原來是暗自有神仙眷侶,天涯相隨的打算。
以前我總不解:徐悲鴻不是要抗日賑災籌募捐款嗎?旅途勞頓,他幾番周折,經過香港到新加坡,理應輕便為要,那些宛如身家性命的寶物怎麼禁得起顛沛流離?看過有人解釋是:徐悲鴻想建設一座博物館。但是博物館也該建在中國呀?我的想法是:一,他與蔣碧微不合,無家可歸,寶物無處收容。二,他打算去美國辦展覽,他的藏品可作為中華文物之代表。
不過孫多慈畢竟不是蔣碧微。徐悲鴻一生中有一個女人蔣碧微為他拋卻家庭,毀棄婚約,演出遺書私奔記,便已經夠風光了吧?他也希望孫多慈如法炮製,孫不敢,他在信中說她「怯弱」,說本來有機會,「你放過了,可見汝之意志」。
孫多慈本名韻君,是徐悲鴻在南京中央大學的學生。出身書香世家,祖父孫家鼐主持創立京師大學堂(即後來的北京大學),父親孫傳瑗曾經擔任軍閥孫傳芳祕書,是安徽安慶顯赫的官宦門第,後來孫傳芳部隊瓦解,孫傳瑗入獄過,家道中落。
徐悲鴻和孫多慈的一段情,蔣碧微在她的回憶錄裡說是徐悲鴻一廂情願:「他終於無法克制自己,任由泛濫的情感一天天地發展,到了最後階段,『自以為是』的觀念牢牢掌握了他。」廖靜文則在《徐悲鴻一生》中說徐只是出於愛才之心。
實情呢?徐悲鴻在信中稱孫多慈「吾愛之慈」,說「吾爾時真視汝如我之愛妻」。徐悲鴻埋怨孫不給他寫信,孫不表態,等到徐不理她,她又反來說「不論天涯地角必來相從」。徐悲鴻的感受是:「你閃電式之愛情,無論有如何熱烈真摯,只可比之鏡花水月。」
畢竟「君子絕交,不出惡言」,徐悲鴻在信中以放大的字跡寫道:「我只有一件替你傷心的事,你的天真到底剩得很少,加上一種近視。無論如何,我禱天加佑於汝,使汝幸福。」
他自我安慰這緣份終了:「原不是我的東西,不見了不能說是損失也。」
他還提醒:「此信閱畢後請寄新城保存,俾告此案結束。」「新城」即上海中華書局的舒新城(1892-1961)。1935年,徐悲鴻曾經為提拔孫多慈,請他出版孫的素描集,請宗白華作序。
那麼,信件怎會留在新加坡黃孟圭家人手中呢?是否沒有寄出?
總之,孫多慈1940年到1941年前後在浙江麗水嫁給了他父親的上司,浙江省教育廳廳長許紹棣(1900-1980)。
許先生何許人也?他就是郁達夫痛恨的奪妻惡人,〈毀家詩記〉裡斥責的「許君」。同病相憐的郁達夫和徐悲鴻,竟然有了共同的情敵!
所以我說,名人的風流韻事,還真像小說,比虛構的小說還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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