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展 My Book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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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阿多诺广场（衣若芬摄） |
友人提醒我慎选住宿的区域。
我说：“为了交通便利，我都订在火车站附近，拉着行李就能入住。”
友人说：“法兰克福的中央车站附近比较乱啊！”
我把预定的旅店输入谷歌地图，乖乖，还真的是网友标记的红区：毒品、流莺、游民…。到达法兰克福是晚上8点，正是那里的风月良宵。
于是改定距离不到一个小时车程的美因茨（Mainz），莱茵河边老城镇，应该安静稳当吧。
阴错阳差，我下火车的地方，是法兰克福国际机场！
火车上邻座是中国来的小伙子，足球员似的宽肩膀，黝黑的结实手臂，奇怪的是，手指头有些变形~。他注意到我的视线，主动告诉我：是从6岁开始敲鼓，敲出来的“成绩”。
大概第一次到欧洲，几天没有对象说华语，他特别健谈，眉飞色舞—怎样辛苦才搞到签证，明明要到德国考大学，中介却卖给他去意大利的机票…。我听得津津有味，偶尔听到车上广播说法兰克福国际机场，没太在意。
然后，火车即将停靠美因茨的下一站：法兰克福国际机场。我起身问前座的女乘客，才晓得刚才广播说的是美因茨站铁道维修，不停。要下车的乘客必须在美因茨的前一站转车。
然后，我拉着行李混在机场的旅客中，电扶梯上上下下，遍寻不着前往美因茨的车班或是巴士站。我，是不是就干脆直接找机场的酒店住下？那么，机场的出口在哪里呢？
新加坡友谊书斋邀请我办我的个人书展，我没有参加过个人书展，没有概念是什么模样。我说我正准备旅行，会去法兰克福哦，很无厘头的关联。
国际书展是图书版权交易和展销的场合，我的书展，算是稍稍归纳我的写作和出版历程吧。没有计算过自己总共创作和编著过多少书籍，还曾经出版过电子书。我为何写？如果为了有助于职场升迁，应该专心正业，只写学术研究文章，别管那些对考评毫无用处，甚至被质疑多余的零分创作。说是“斜杠”，可主宰你、审查你是否能保住一个饭碗的“大人”，未必认同。
“电子书啊。”徘徊在法兰克福机场，人潮各奔前程，逐渐空旷，耳畔响起那位主管的声音，看书名就晓得不是硬实的学术论著。我看着他的铜铃大眼，那眼球连结视觉神经，通往大脑，那大脑里面，装着什么？
虽然询问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可以搭几号地铁，我依他指示到月台，悬挂的电子看板却不见那班车的资讯。问了其他等车的人，有的告诉我，应该在对面月台。
辗转到对面月台，一个人也没有。电子看板也熄灭了。
被行程抛弃的旅人，我坐在铝制的行李箱上，热、渴、困。会不会在我睡着以后，被保安叫醒去办公室，那么我的一宿住所就有着落了？还是，既然我买的是德国通行的车票，下一辆来的火车，管它去哪里，走吧。前几天在柏林转车，差点儿搭上直达车，直达地—就是这里嘛！
迷糊间，叫醒我的是一位碧蓝眼睛德国女大学生，听说我要去的地方，说我们同一方向。我像被她捡到的流浪猫，很想紧紧跟着她。
“快下车，去抢坐出租车，你的旅店在河对岸，现在已经没有巴士了！”她几乎是把我推向车还没停稳的月台。我跟着众人朝黑暗中两盏车灯奔去。
第二天，在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校园看见了灰蒙蒙玻璃屋里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用过的书桌椅，桌上摆放了节拍器和他的著作及手稿，代表他一生对音乐和社会的思辨。一个人的书展，原来是这样啊！
我选了32本具有代表意义的著作，交给友谊书斋，其中一些是已经绝版的作品。一个随时可以写作的人，我没有固定的书桌；我没有节拍器计算时间和节奏。阿多诺批判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在后工业时代，我就是写作，任凭商业市场给予我挑战和考验。
2023年9月23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专栏
2023/09/09
人生的德士司机 The Taxi Driver in You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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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若芬摄于慕尼黑 |
7月8日,在线上参加林文月老师的纪念会。京都大学的金文京教授寄来他在会上读的追念文字。我才晓得，金教授并不是林文月老师指导的研究生，他们的缘分，起因于德士司机的“乌龙”。
金教授说，1977年或是1978年的春天，他在京都大学读研究所，为了提高华语口语水平，去台湾学习。安顿好住宿，他乘坐德士，要去台湾师大国语中心报名。
车驶进校园，他下车后观望四周，建筑都很宏伟庄重，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走了一会儿，发现文学院的木牌，原来这里是台湾大学！
走进文学院，他在走廊上窥看每个教室上课的情形，注意到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教授在讲课，稍稍犹豫，便悄悄进教室，听女教授谈六朝文学，和她曾经住过的京都种种。从此，金教授天天去台大“偷听”很多课，一个多月过去，即将返回日本，他才向林老师赔罪，说自己不该冒昧听课。林老师一笑置之。
金教授说：“我当时中文再差，也不太可能把师大和台大搞混，那位司机先生为什么开车开到台大，至今还是个谜。”
四十余年的师生情缘，被那位掌握方向盘的司机牵系，“将错就错”的际遇，是偶然，又仿佛注定。
我想起移居新加坡的头几年，对靠左驾驶没有把握，况且拥车证和车价令我闻之却步，既然住在学校宿舍，步行就能到办公室，何必买车？
周末假日，探游岛国，我的许多新加坡知识得力于热情健谈的德士司机：某区有什么美食？某政要人物住在哪里？新加坡为什么要建赌场？组屋生活怎么样？还有旧南洋大学的故事……。
学校在岛国西域，宿舍自成一隅，是德士司机帮我“破壁”，打开我封闭的耳目。然而，也有许多沮丧、失意，甚至愤怒的经验，使我感到每一次乘出租车，都要凭运气。
在还没有移动通信、GPS卫星定位和多元选择德士的年头，住在被司机嫌弃的“One way ticket”地带，在市中心吃喝玩耍大采购以后，我和家人在商场外一边排队一边狂打电话，召不到车。即使排队来了车，司机老大听我说要进“NTU”，便摇手摇头，叫我等下一辆，看看别人愿不愿意载。司机不想一直空车行驶，偏偏偌大的校园好长一段路只有参天雨树，渺无人烟。
孩子好不容易才考上一所愿意“收容”六年级学生的小学，我谢天谢地谢校长，竟然忽略了交通问题。早上7点20分该到学校，最早的巴士开到我们住处附近已经6点半，搭上巴士去地铁站就快要7点，然后乘40分钟地铁到距离学校最近的地铁站……那时，几点了？
于是，每天清晨祈祷，今天容易电话召到德士，愿意驶进天未亮的漆黑校园，来接我的孩子去地铁站。有时时间紧张，干脆直接坐到学校。时间紧张的原因，都是司机在校园迷路，看不清路牌，明明直路可达，司机开过头，身陷浓密森林，我问电话那头的他—在哪里？
“在哪里？”他也问我。
终于，我累了！我和孩子一起上车，送他去学校，我去四马路问观世音菩萨，我们是不是应该搬回台北？没有小六会考的压力；没有每天叫车上学的焦虑；没有前途茫茫的犹豫。
司机听完我诉苦，主动说可以每天6点来接孩子去搭地铁，这样我不用打电话叫车，孩子也不用担心迟到了。我突然热泪盈眶，司机安哥，你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吗？拯救我们！
人生的德士司机，掌控方向盘，载我们去目的地，或是意想不到的处所。如果司机载金教授去台湾师大，他也许不会认识林文月老师。如果没有善心司机主动解除我的烦恼，我也许不会留在新加坡。
那天，善心司机问我，你等下还是要去四马路吗？
“当然！”还没许愿，我就要去还愿！
2023年9月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善若水”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