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從小大而化之，丟三落四，遺失東西是家常便飯。
舉凡外套、雨傘、水壺、MP3、球、飯盒，出了門沒帶回家的東西數不勝數。最嚴重的一次，是兩年前到新加坡當天就不翼而飛的護照。幸好幾番周折之後，去機場領回，化解一場虛驚。
這一次，孩子把錢夾遺落在計程車上。
失錢事小，麻煩的是證件和車票。
唸了一年半的國際學校，新加坡公共交通單位很令人不解，說只有本地學校的學生才算學生，可以辦學生票卡；六歲以下的外國小孩可以用護照買兒童票，我家孩子一年半間就和成人無異，用成人票卡。
轉到本地小學之後，終於可以「名副其實」申請辦理學生票卡，對那張有點「得來不易」，掃瞄了自己大頭照片的學生票卡有些珍惜。
小學讀了六年半，在三個國家，換了四所學校，想來孩子的求學之路，由於我工作的遷徙，也真是坎坷。
在小學生涯的最後兩個多月，把放在錢夾裡的學生票卡弄丟了，又回到成人的付費方式。
住在遠離市區的偏僻校園裡，每次出門總免不了以超級市場為最後一站。大包小包提著生活補給品排隊等計程車，是當天最要緊的祈禱，微笑或者是惡夢，端看計程車來臨得順不順利。
住的地方很可能讓計程車空車而回，打了電話也不一定招得到計程車。有時好不容易等到車，一句「不順路」，著實潑我們全身冷水。更有時被計程車司機拒載之後，憤憤然「掙扎」著去搭乘地鐵。
是一天中圓滿的句號，還是疑惑的問號，或者不滿的驚嘆號，要靠計程車司機來決定。
那天運氣挺好，躲過計費加成時段(我至今仍沒搞清楚，付車資時才曉得)，等不到十分鐘便坐上車。
等車時就已經告訴孩子，用不著票卡，把錢夾收進背包裡。進入叛逆階段的孩子，總是反抗父母的要求。提袋夠多夠累贅的了，錢夾抓在手裡不嫌麻煩嗎？
家有如此年紀的孩子，家長要不經常為小事爭執或動怒，只有隨他。
每天睡前叮嚀檢查書包，第二天出門時都還是會出現手忙腳亂，遍尋物品的緊張。不以禪家之道由他而去，唯有肝火攻心，不知此人為何方神聖，憑什麼日日來考驗我的耐性？
好吧，這一天是臨睡前，宣告錢夾放在剛才的計程車上。
「上車前我不是說了，叫你把錢夾收起來嗎？」真是難以相信。
不驗收已發出的命令，結果就是此般下場。若是想要即時驗收，則會遭來「妳已經說三遍了」的回答。
總之，面對現實，錢夾不在了。
「裡面有什麼？」我從來不翻看孩子的書包和錢夾。
「車票、錢，還有一些會員卡和證件。」
不記得有多少錢，至少四五十到八九十多塊吧。(這差距真大)
沒有拿計程車收據的習慣，即使第一天到新加坡遺失了護照，被友人勸告要記得拿計程車的收據，萬一東西忘在車上，也好按圖索驥。曾經乖乖拿了幾次收據，回到家隨手一扔進垃圾桶，反而覺得浪費紙張資源。況且，我想，就算確鑿車輛，其他乘客拾走，或是司機說沒找到，能奈他何？
運氣是要運氣到了才算運氣。(廢話)
無論如何，重新申請學生票卡麻煩，還是打電話給計程車公司。
什麼顏色的車？幾點從哪裡上車？幾點在哪裡下車？車資多少？什麼樣的錢夾？裡面有什麼東西？
一一按照記憶所及回覆稟報。
得了一個報案的代號，留下聯絡電話號碼，靜候佳音。
心想，石沈大海還是失而復得，就在這幾天。
第二天晚上，再打電話回去計程車公司查詢，報上代號。
「因為你不能提供確實的車號，我們無法替你聯絡司機。有結果的話，我們會通知你。」
「謝謝。」等於可以不用期待。
第四天，孩子說學校接到消息，錢夾拾獲了！即日到計程車公司領回。
錢夾裡有校名和姓名的學生票卡，果然發揮功效。
計程車公司在遙遠的北邊，如果搭乘地鐵到那附近，還要換計程車，單程前後大約一個半小時。
節省時間為上，隔日坐計程車到計程車公司。
新加坡的計程車司機很少沈默寡言，聽我要去他公司，問：「妳在我們那做工？我怎麼沒見過妳？」
只好據實以告，對方又饒富興趣地打探：怎麼弄丟的？幾時？在哪裡？司機是華人嗎？有多少錢在裡面？
「還是我們新加坡好哇！東西丟了經常找得回來的！」他說。
我想到孩子遺忘過的護照，無力地點了點頭。
糊里糊塗的毛病，還是不宜外揚，計程車公司真遠，我實在沒精神和他老兄討論下去。
報了學校給的領件代號，遞交我的證件，取回了髒兮兮的錢夾。
錢夾最外層，是孩子的學生票卡。
裡面有十二元。
這來回的計程車錢，三十元都不止。
孩子晚上回家後，把錢夾給他。
「怎麼才十二塊？至少有四十多呢！」孩子馬上表示失望。
我說：「不管怎樣，找回來了，你該感謝那位還給你的司機是個好人。」
「好人？好人要做到底啊！拿走我三十元的，也算好人嗎？」
「那三十元是你的學費。」我在心裡說。
「新漢文化圈」的預言
選自衣若芬《感觀東亞》
濟州官員問他們來自何方，語言不通，其中有一位懂得簡單的漢字，代表應付偵訊，以漢字筆談。原來，他們是從琉球那霸前往宮古島收取年貢物，返程途中遭遇風害，偏離航道，因而誤闖異國的災民。
出發前祈求的「順風」並沒有如願以償，還好筆錄答問並無疑義，這些琉球人在濟州得到了衣食的照顧，修復船隻，數日後再度揚起歸帆。
這一則案件記錄在韓國的史書《朝鮮王朝實錄》和《日省錄》中，類似這樣的漂流事例，在古代的公私文書裡屢見不鮮，有從日本漂流到中國舟山、從韓國漂流到台灣澎湖、從中國漂流到日本長崎……。
不幸的海上歷險，僥倖的收押遣返，二十世紀初之前數百年間的東亞海域，如果沒有共同溝通的文字，漂流民的生命恐怕深受威脅。
我想到1874年，同樣從宮古島返航那霸上繳年貢物，卻被颱風颳到台灣東南，和原住民發生衝突的「牡丹社事件」。
漢字，不僅僅是文化交流、傳播宗教與思想的工具，漢字，是流亡異境的存活護身符。
看看1790年那艘琉球船上裝載的書籍，都是貿易的商品。朝鮮的史官說，《論語》和《中庸》有夾註句點，應該是該國之書，也就是並非中國出版，而是琉球的印刷品。另外，《實語敎童子訓》是日本編訂，五個漢字一句的童蒙教化書，像「幼時不勤學，老後雖恨悔」兩句，不正如《三字經》的「幼不學，老何為」嗎？
1986年，法國漢學家汪德邁(Léon Vandermeersch, 1928-2021)出版了Le Nouveau Monde Sinisé一書，第二年便被日本學者福鎌忠恕翻譯為《亞洲文化圈的時代》；其後中國學者陳彥翻譯為《新漢文化圈》。
「新漢文化圈」顯然得自「漢字文化圈」的概念，自1980年代以來，尤其為日本學術界所重視。「漢字文化圈」含蓋中國、日本、韓國、越南等二十世紀初以前，使用漢字為官方表記符號的地區，由於這些地區大體都尊崇儒家，也被視為「儒教文化圈」，或是從地理位置上稱之為「東亞文化圈」。
汪德邁「新漢文化圈」的見解其實並不特別新穎，他把使用漢字和使用筷子作為定義「漢文化圈」的標準，從政治、經濟與文化多方面指出「漢文化圈」的特色與潛力。他認為堅實的儒家思想是社會安定的後盾，保留較完整的漢字使用比例是經濟發展的利器──日語中大量的「當用漢字」，以及徹底拉丁化、摒棄漢字的越南，是兩個顯著的對照；介於二者之間的，是徘徊於漢字與本國拼音字的韓國。
姑且不論汪德邁的分析是否令人信服，他強調「西化」絕非「現代化」唯一的道路，主張重新審視亞洲的未來前景，還是值得深思的。
談到漢字對於周邊國家產生的巨大作用與影響，一般中國人都很受用，覺得與有榮焉，何況是出自洋人之口，更感到臉上增光。正由於如此，「漢字文化圈」的提法也被蒙上「漢沙文本位主義」的色彩，流於狹隘與自大，反而遭受批判。東亞諸國，是否因為使用漢字而成為「(儒家)文化共同體」？有沒有什麼所謂的「亞洲價值(觀)」？在和亞洲其他非使用漢字的文化範圍接觸時，能不能展現自身的普世意義？
如果重視「新漢文化圈」是一種回歸，或是二十多年前汪德邁對東亞新世界的預言，放眼全球「漢語熱」的現狀，或許能夠讓我們冷靜地繼續觀察。在各國的主體意識和結盟需求的考量下，兩百年前救命的漢字，日本學者子安宣邦教授形容的「不可避的他者」，正考驗著原來「漢字文化圈」領導人的遠見與智慧，被汪德邁劃入「新漢文化圈」的新加坡，也是其中之一。
(2008年10月1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