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27

鳳鳴九霄




這一次,鳳飛飛沒有謝幕,沒有和過去幾年的演唱會一樣,在安可聲中再度出現,在歡呼尖叫裡和全場聽眾合唱「祝你幸福」、「好好愛我」、「愛你在心口難開」。


捨不得離去,有時曲終人不散,獻花、遞上土產禮物、爭相握手擊掌、拍照、錄影,千百遍的「我愛你」…竟超過了半個小時。鳳飛飛很有耐心,換上了便服,接受「點歌」,回應聽眾吃消夜的邀請──這一段不在設計範圍,沒有彩排的集體演出,往往是最真情流露的動人時刻。


意外發布的死訊,讓所有期待因病順延的演唱會聽眾永遠等待成空,震驚、悲痛、難以接受。


像神話中的鳳凰飛上了天。《流水年華鳳飛飛》的作者陳建志這麼形容。
2011年在花蓮的學術研討會上初識建志。也許是我那段期間為了裝修房子充滿疲憊的身心挫折感,對人的信賴被現實的惡劣給狠狠打擊,匆匆付了尾款,依約返回台灣,再轉花蓮,清秀的山水裡特別自慚形穢。


會議裡許多新舊朋友都充滿某種理想的、創發的、社會責任感的光芒,即使他們來自不同的專業領域:文學、建築、美學等等。

我覺得自己特別俗氣,這是以往所有研討會的經驗裡未嘗萌生的感受。是因為我徹底馴服於「務實為上」的價值觀了嗎?是因為我被真正的涼風(而非冷氣)、被隱約的星光(而非霓虹燈)包圍而自覺被「物化」得面目可憎嗎?


在學術的「江湖」行走打拼,研討會的飯局是無可避免的「應酬」。可是我好不想和他們應酬,我想交朋友。

一天早餐時適巧和建志同桌,先前別人介紹過,這位是《流水年華鳳飛飛》的作者。我對他說:「同樣這個名字的人很多,我沒能把『大學老師』和這本書聯想在一起。」


這本書融合化繁為簡的文化社會學理論,深入淺出,基本走的是大眾化的路線。即使「本土研究」已經在台灣逐漸受到肯定,要研究一位歌手,並且上昇到「鳳學」,又不能掉書袋,不能學院派,我說:「我佩服你敢寫這樣的書。」

這不是隨便的恭維,也不是吹捧他的書有多棒。我是以「學術中人」的功利心來衡量。花五年時間蒐集資料,採訪「鳳迷」,不是對「傳主」作口述歷史式的問答;也不是標準的「文化研究」架勢,說這本書通俗,有點看輕;說它高雅,又有點嚴肅。最關鍵的是,耗費精力和時間的書寫,於晉級升等無補,而且有過切身經驗的我,深知反而可能有害他的「學術專業地位」。

建志說了他的想法,一如他在《流水年華鳳飛飛》裡的告白,在人生低潮,青黃不接的關口,那千錘百鍊的歌聲,給了他力量。

這是一本不能不寫的書。我曉得。並且羨慕他找到了支持的力量。

他的眼睛一亮,興高采烈,一掃早晨的惺忪。

「半路殺出的鳳迷」,把自己的心路歷程融鑄進一本書裡,他剖析,他論述,他反躬自省。

曾幾何時,我們要求的「學術客觀」,讓我們把研究對象當成「客體」,要「劃清界線」,認為帶著距離甚至疏離的觀察視角,可以不致於「淪為」主觀。認為「主觀」便等同於偏見,或是「先入為主的成見」。

尤其是人文學科,別投射太多個人的「借古諷今」、「寄託情志」,那樣太不理智。

要超脫,要宏觀,要冷眼漠對。

「學術的語言不是文藝腔。」

幸好建志也不把《流水年華鳳飛飛》定位為學術著作(他在任職單位的著作目錄裡好像也沒列出這本書)。

近日無意間在幾個談話性節目裡看見建志。不奇怪,應鳳飛飛猝然往生的大新聞,主持人半開玩笑說,《流水年華鳳飛飛》會大賣。

建志還是一慣不急不徐的語氣。結果凡是我看到的節目,只有一次他堅持說:「讓我把話說完…」,其他的節目,他完全不敵喳喳呼呼的其他「特別來賓」。而那些能言善道的「名嘴」,翻來覆去說的都是那一套內容:貧女奮鬥發跡為國民天后的偉大一生。

有一次,我幾乎要對著電視大罵了!

建志比較鄧麗君和鳳飛飛,認為有三點不同,一是鄧麗君沒來得及做母親,沒能像鳳飛飛發展出慈愛的歌聲。一位來賓馬上「搶劫」了建志的話,說鄧麗君和鳳飛飛都是天后,是不能比,也不應該比的。她似乎有責備建志,怕鄧麗君被鳳飛飛比下去的意思。

兩位歌手各有特色,各有長處,我在「天下誰人不識君」的那篇文章裡,談過亞洲「後鄧麗君式」的流行。不必由於各有千秋而迴避比較啊!

不曉得在節目裡,建志有沒有把另外兩點講完,至少我沒看見。

建志,另外兩點是什麼呢?很想知道。

研究消費流行文化的學者,被媒體消費了。

沒有告別式,沒有紀念會,鳳飛飛就這樣隨彩虹消逝於雲間了。

這樣,真的比較不打擾大家嗎?真的就很低調嗎?

有一種未完成的感覺。

如果鳳飛飛是台灣人(或包括許多世界華人)的共同記憶,沒有集體的某種形式,硬生生要大家為各自的生命歷程和鳳飛飛的連繫畫上休止符,可能更難釋懷吧?

至少,我是這麼覺得。

這是我的牽掛。

幕落了,掌聲不止,安可聲裡,等待的那人再不會來。


《流水年華鳳飛飛》大概是建志非寫不可的書,本文是我非寫不可的文章。紀念,以及感謝。



思往日兮不可再,鳳鳴兮九霄。

2012/02/26

新華文學有個家










去年聽新加坡文藝協會會長駱明先生演講時,得知醞釀多年的新加坡華文文學館(簡稱「新華文學館」)已有眉目,為之欣喜。在駱明先生榮獲「南洋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上,催生「新華文學館」大有進展的消息,又令我更為期待。


雖然不是以新華文學為研究專業,來到新加坡多年,南洋的文化、歷史、文學和藝術一直是我藉以認識這個國家的重要渠道。今天的新聞,明日的歷史;過去的因,現在的果,要了解新加坡,適應新生活,鑑往即使不能知來,至少能夠呈現當下。

讀著文字,欣賞著影音圖象,學者的職業病不免犯起,想對某些現象、某些課題追根究底。五年前,網路上有關南洋研究的內容不多;我執教的大學中文圖書館剛剛成立不久,正在努力增益中。國家圖書館的藏書豐富,不過不能涵括早期的學術刊物、學位論文。我到了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才曉得該館並不像我校的圖書館對外開放,讀者可以自由進出。我不是該校的校友,也不是訪問學者,拿著大學的工作證和外國人的身份,被允許進去參觀。


那是一座礦山。我在國立大學的中文圖書部和東南亞特藏室開了眼界,我未曾接觸過的南洋研究頗為新鮮有趣。換了觀看的位置和眼光,發覺「中文」(當時還不習慣用「華文」一詞)的書寫,在我的知識版圖上其實有一大塊空白,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兩校圖書館彼此可以申請「館際互借」,不過對我這個純粹出於好奇心,想隨意翻閱涉獵的讀者並不完全適用──連基本的作者和書名都不清楚,很難明確曉得要借的是什麼書,也不好過於頻繁地請圖書館工作人員為我的「娛樂」服務。


於是,帶著「補做功課」的心態,辦了一年近兩百新元的國大圖書館閱覽證,便於進出和借書,把悠遊「海外華文文學」當成教學和研究餘暇的「出國(軌)旅行」。

在圖書館閒晃,隨手翻讀的結果,我寫出了〈南洋大學時期的凌叔華與新舊體詩之爭〉、《叻報》上香煙廣告等論文。我想:如果有一座較為集中收藏本地文學作品的圖書館,那該有多好!


從新加坡友人處聽過一些本地收藏家藝術品「走寶」,「流失」國外的事情,無論是無可奈何的「走寶」,還是刻意的「流失」,都是本地的損失。藝術品之外,圖書出版物的損失也很嚴重,「走寶」、「流失」於他鄉就罷了,扔進垃圾堆,灰飛煙滅者不知凡幾。

搶救、蒐集、整理、保存、展示…「新華文學館」的工作繁複,責任重大,相信篳路藍縷,一定困難重重。


當我帶領研究生來到終於成立的「新華文學館」,除了對擘畫籌建者、對捐贈書籍者的感謝,還有深深的感動!

接待我們的胡春來先生也是一位作家,他告訴我們,捐贈新華文學作品上百本,乃至上千本者,大有人在。書架上、橱櫃裡,從1950年代以來的文學出版物,依時代、類型和作家分別擺放,井然有序,一目瞭然。
近年來,以在美國的華裔學者為首,例如王德威、史書美教授倡議的「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概念,力圖突破「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的架構,強調用語言做為界定文學寫作的範圍,而不是中國與海外、中央與邊陲的畫分。


「華語語系文學」的說法,有吸納所有華文書寫,不論作者的種族和國籍,排除「大中國」本位主義的用意。如此一來,寫華文詩的韓國人許世旭、法國籍的高行健,無論持什麼護照、住什麼地方,都可以稱為華文作家。
其實,過去「中國文學史」裡並沒有忽略元朝的回族(一說蒙古族)詩人薩都剌,王國維推崇的清代滿族詞人納蘭性德也沒有被邊緣化,只要是優秀的作品,作家的出身背景不是寫作文學史考慮的第一因素。至於怎麼稱呼,如何分類,往往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不管是「華語語系文學」,或是「海外華文文學」,學者的思考論辯,正顯示世界各地華族與非華族作者用華文寫作的蓬勃和多元。在此氣象萬千的寫作歷史中,新加坡沒有缺席,這是「新華文學館」的意義。


新華文學有個家,樓下窗外,是涓涓的芽籠河,波光粼粼。祝願新華文學的寫作,也如河流,源源不絕,風光無限。

(2012年2月2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2012/02/05

背對彩虹




在MRT上用手機瀏覽我的Facebook,大學同學po的這張照片,讓我頓時崩淚!


那一年夏天,大學畢業旅行,在清境農場。


坐在草地上眺望青山,吹著風,一道彩虹橫跨山谷。未來,好像比彩虹更遙遠;未來,好像永遠不會來……


千頭萬緒,被畫面「電擊」的我,退出了網頁,閉上了眼睛。


如果我的生命就此停止,我不知道自己會慚愧、會滿足、會遺憾、會認命,還是不甘心。


沒有忘記在校門口分別時,對立志當新聞記者的同學說:「我一定會出名的,到時妳要來採訪我。」

一心想當作家,想玩藝術,覺得自己會闖出一片天地,並且瀟灑遨遊於那片天地裡。


畢業前,在大學對面的美術出版社半工半讀,為了找朋友聊天去圖書館。大家都在忙著準備考研究所,無所事事的我,當起書伴陪讀。陪著陪著,陪到一起去報名,陪到進考場,陪到放榜時被「跌破眼鏡」的同學吃驚地問我:「妳何時去考的?」


這樣無心插柳成為可能是日後全班第一個取得博士學位的人;成為沒想到會走上學術研究道路的人。那些孜孜矻矻好學不倦,比我勤奮用功千百倍,比我熱衷學術千百倍的同學,會不會對於我的僥倖「狗運」感到「天道寧論」呢?


玩社團、玩街頭劇、玩救國團文藝營,我的大學生活,除了教室,就是畫廊、電影院、MTV(這個名詞要「考古」了)。被人生的巨流沖到意外的江湖,我沒有如魚得水的悠然,只曉得生存必然的妥協,與放棄。

放棄自視甚高的期許;放棄力不從心的志向,成為年輕時鄙夷的「成年人」,面對現實,觀察時務。

更多的時候,在乎他人的眼光與評價,迎合他人能接受的自己,警覺「樹大招風」,而那狂風下的我,不堪一擊。

在報上的專欄無疾而終,我無法坦白告訴編輯,因為有師長告訴我:「妳的大名『如雷貫耳』。」「寫文章發牢騷啊?」「妳太活躍,要潛沈做學問。」

「文學家」、「作家」、「藝術家」,我從未想過有些人說到這類名稱的心態是輕蔑而嘲諷的。

博士畢業後,天真的以為從此海闊天空,不再是學生身份,可以「為所欲為」。殊不知直接間接「關愛」的話語,並未稍歇。偶爾在報上寫書評,更偶爾的在電視媒體上談文化、談文學,總會聽到不以為然的聲音。

到學術研究單位報到第一天,主管就告誡我:「這裡不是培養作家的地方,研究室裡寫的是學術論文。」我知道反對我進入研究單位工作的評審,理由就是「她是作家」。

我很想辯解,那時我只出版了三部作品,「作家」對我是很高的抬舉。況且,專欄停筆,甚少在媒體出現,我已經不配被稱為「作家」了。那感覺,像是從良的妓女,怎麼也洗刷不乾淨過去的汙點。

明明研究的是文學,卻對還在創作的人嗤之以鼻,難道,只有死人才值得尊敬嗎?

我寧願相信所有的「關愛」都是出於善意,有學術論文上的嚴苛審查、有升等制度約束我的閱讀與文字。做為一位職業婦女,一位必須照顧幼兒的母親,我清楚記得打電話退掉訂閱的報紙時的無奈。一星期的報紙,經常在周末時一次翻完,直到連周末一次翻完都變得奢侈,沒有力氣去處理資源回收的紙張分類了。

學術必須靠積累,寫作也不能等待不知何時會擠出的時間。在大學和學術研究單位,寫作都是年終考核的零分。假使讓人有「不務正業」的指責,更可能是倒扣的負分。

我的慚愧與遺憾,是沒有勇氣去對抗所有的「雜音」,以寫作銘記人生的理想,畢竟是沒有努力實現的夢幻。

再細看看那張彩虹下的青春背影,發現其中唯一背對青山彩虹的那個人,竟然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