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31

2011年




世界大事:日本大地震。賈柏斯逝世(Steve Jobs,1955年2月24日-2011年10月5日)。金正日死亡(김정일,1942年2月16日-2011年12月17日)。

開心:在網路上聯絡大學同學

出版:學術論文集《遊目騁懷:文學與美術的互文與再生》(台北里仁書局)

學術會議:5場

公眾演講:3場

傷心:好友盧明瑜離開世間

夢幻:無意中在法國普羅旺斯吃到松露羊肉燉飯,後來才曉得那裡是法國最重要的松露市集小鎮
http://www.provenceweb.fr/e/vaucluse/richerenches/richerenches.htm
http://www.escapade-resto.blogspot.com/

初體驗:買新加坡Toto彩券。諮詢律師法律問題

生氣:被小人騷擾欺侮

感動:接到讀者從報社轉來的手寫信,特別欣賞我寫的開封記遊〈東京夢花落

成就感:被學生「尊為衣代宗師」,「捨不得下課」

失望:被友人背叛出賣

驚喜:在新加坡慶祝中華民國百年國慶酒會,看到林慧萍表演,勾起回憶
糊塗:手機遺忘在計程車上,從此失去幾個電話號碼。孩子的錢包在學校被偷,那是去年好不容易在日本尋尋覓覓,從東京、京都到大阪,終於買到的One Piece錢包

空前絕後:坐火車看新加坡風景。7月1日以後,城內的丹絨巴葛火車站關閉,新火車站在北邊關閘

失敗:委曲未必能求全。姑息就會養奸

領悟:西瓜靠大邊。吃嗟來食的人沒有原則。

驚險:在飛機上遭遇颱風亂流,寫好了遺囑

著迷:彼得杜拉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 : 1909年11月19日-2005年11月11日)


2012年的期許:「日知其所亡(無),月無忘其所能」

2011/12/30

呷Kantang



Rojak, 南洋風味salad





(viedo from You Tube)



我的新加坡友人跟我說,她是「呷Kantang的」。

此地人的語言被戲稱為rojak,一種大雜燴的沙拉。我吃過的rojak內容不盡相同,大概各家自有妙方,食材隨性,馬來rojak和印度rojak也各具風味。一般常見的rojak放小黃瓜、鳳梨,還有沙葛、綠豆芽、薑花根、炸豆乾、油條,攪拌蝦醬、檸檬汁、辣椒醬、糖,再撒上花生粒,鹹甜酸辣,滋味雜陳。

像rojak一樣,沒有固定的形式和章法,「摻摻」著講,就是「新式英語」和「新式華語」的特色吧。用英語的語法說華語,於是說「轉右」、「走直」;用華語的語法說英語,於是說”You go where?” “Eat yourself”。有時因為翻譯的不同,「新式華語」的意思和我們理解的不同,比如「周日」是”weekday”,不是星期天;「接客」是”reception”,不是特種營業的用詞。還有「做工」是「上班」,「還錢」是「付帳」。

這些差異,略知一點英語和華語的人,理解不大成問題,難的是夾雜了方言和馬來文,新加坡人說得流利,我怎麼就是聽不懂,猜也無法猜。

我問她:「妳吃了什麼?」我曉得「呷」的意思。

她笑了笑:「啊!妳不懂咩?」

“Kantang”是馬來語馬鈴薯的意思,正確的拼法是”Kentang”。像馬鈴薯一樣,外表是褐色,內在是白色,指受西式教育,洋化的華人。台灣形容這種人是「香蕉」,外黃內白;到了南洋,膚色變深,成了馬鈴薯。

相對於”Kantang”,受華文教育的華人被叫”Cheenah”。這個字比”China”還帶有輕蔑的涵意,雖然起初”Kantang”也有「假紅毛(洋鬼子)」的感覺,不過在崇尚英語,以所使用的語言為社會階級、身份地位象徵的新加坡,不會說英語會被瞧不起,”Cheenah”甚至被認為有挑釁的心態,曾經被政府官員提醒不可造成社會衝突。

如果加上近年來大量的中國移民和短期工作者,新加坡的華人人口遠超過75%,但是華語並沒有因為人口比例而占優勢。看看政府單位、文化藝術機構的網站就清楚,華文的界面比韓國還不如,用我新加坡朋友的話說,那些政府官員都是”Kantang”。

1979年,新加坡政府推行「講華語運動」,那是為了統一不同的華人方言族群,主張用華語取代方言。嫁到新加坡的台灣歌手黃鶯鶯(Tracy Huang)在1980年代,唱過推廣講華語運動歌,歌詞是:

國家要進步,語言要溝通。就從今天起,大家說華語。
不分男和女不分老和少。不再用方言,大家說華語。
聽一聽,記一記,開口說幾句。多親切、多便利,簡單又容易!

1990年代開始,一心想分「中國崛起」大餅,新加坡政府強調華語的商業價值,隨著講方言的人口逐漸凋零,講華語運動轉向年輕人,以介紹華人風俗和流行文化為媒介。

到了21世紀,採用更多年輕人的語彙,像「講華語,酷!」、「華文,誰怕誰!」的標語,目的都在維護雙語教育的政策。

事實是,講英語的優越感已經根深柢固。

2004年,新加坡教育部針對初入學的小學一年級華族小孩調查,發現平常在家裡說華語的,有43.6%,少於說英語的47.3%。華族社群不免為此憂心忡忡。

2011年,新加坡前內閣資政李光耀先生,在他的新書《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華文版首發式上,特地以華語演講,指出:「要在新加坡生存,沒有英語會很辛苦,沒有華語則一定會後悔莫及。」

我不曉得新加坡華人不懂華語是否會「後悔莫及」,不懂英語的辛苦是千真萬確的。

一天在家裡社區的大門外,由於時間還有餘裕,沒有打電話,就在路邊等計程車。旁邊一位華人中年婦女告訴我,她等了二十多分鐘,都沒有空計程車。

「為什麼不打電話?」我問她。看來,我必須打電話叫車了。

她苦笑回答:「不懂得打。」

我頓時明白,自己有如問百姓「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

可能她沒有手機,更可能她不會說英語,即使打了電話,也沒法溝通。

「需要我幫妳嗎?」我再問她。

她搖搖頭,離開朝街對面走去。

我想到,不會說英語,假如遇到非華族的司機,還是雞同鴨講哪!

2011年是新加坡的「選舉年」。先是國會議員選舉,而後有總統選舉。和台灣一樣,無論說什麼語言,一人一票,候選人要抓住選民的心,就得和他們說一樣的話,在台灣叫「搏感情」。

於是在政見發表會上,尤其是反對黨的候選人,華語和福建方言成為拉近和選民距離的利器。 新加坡的方言族群,以福建人為大宗,因此即使不是本籍福建,有的華人還是說福建話。至於華語,除了面向土生土長的新加坡華人,還有不少從中國和台灣來,成為新加坡公民的新移民,是候選人爭取選票的「隱形票倉」。

大選的結果,執政52年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簡稱PAP)仍然保有國會大多數席次,然而所有反對黨聯合起來的支持率,將近40%,幾乎要與執政黨平分秋色。

這些新上任的反對黨國會議員中,小學時從台灣移民到新加坡,後來成為公民的陳碩茂律師,十分亮眼。他的政見發表會,用了新加坡的四大語言和福建話,即使馬來語和印度淡米爾語只是開場,他的「誠意」,相信不僅新加坡選民,台灣人都能理解。

10月18日陳碩茂就任議員的國會講演,在新加坡的華文報紙喧騰一時。他的華語演說,用了《論語》裡孔子論政的幾個典故,說「君子和而不同」;又把反對黨和執政黨的關係比喻為魏徵和唐太宗。

陳碩茂的演講反應不一。欣賞的人推崇他演講的內容很有中華文化水平,新加坡少見;聽不懂的人說他太文縐縐,誰是「魏徵」?誰是「唐太宗」?和新加坡政治有什麼關係?

就像我應邀參加過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的活動,會中有政府官員致詞,被認為是新加坡建國以來唯一有「官方支持」的五四紀念活動。又像有的人質疑新加坡今年紀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意義:「他們建國,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這觀點似曾相識。以前台灣的某位教育部長,也說過「『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和台灣有什麼關係?」

這位部長一定不喜歡”Cheenah”,縱使他是靠研究和教學中華文史起家。至於他喜歡「呷蝦米」,我就不得而知了。

2011/12/29

新加坡人不是華僑

我經常要提醒自己,你們與我不同。

雖然我們都以流暢的華語交談,各自操著不同的口音和腔調,努力想說得像標準的北京普通話,並且羨慕那些侃侃而談,出口就是漂亮的,聽得順耳舒服的聲音的中國人。 我曾經在課堂上向你們致歉,我因為生長環境和學習的背景,不能完全使用如今中國大陸慣用的語彙和發音。在教到「西湖十景」時,我說到我曉得中國大陸的發音,「蘇堤」的「堤」不是如我從小學到的,讀作「ti」的二聲,而是一聲的「di」。我說,如果對方是中國人,我會用他們聽得懂的發音,讀成「di」,但是你們不同,我解釋,我習慣說「ti」的二聲,「知道」與「習慣」有時南轅北轍(這個「轍」字,台灣讀che4,大陸讀zhe2),更何況其中尚無絕對是非對錯。就像我在中國時說「垃圾」為「la ji」,把「暴露」講成小學時老師一再禁止我們讀錯的「bau4 lu4」。

因為你們不是中國人,也不是如我一樣的台灣人。

我一直念茲在茲,我們不同,共同的華語不能表示我們溝通無礙,你們大多數的人不是「華僑」,而是相對於我,不折不扣的「外國人」。

你們是新加坡人。

我也不喜歡台灣的政客稱呼你們為「華裔的新加坡人」。

「華裔」,只不過顯示你們的祖先來自中國,數十年前,甚或數百年前。「華裔」的指稱過於一廂情願,想把你們和台灣拉成一氣。

在如今講求「全球化」,文化交雜混血得難分彼此的時代,講述一個人的血緣和出生,意義何在?

「Where are you from?」問的是你的國籍,還是來歷的地點呢?

2002年我在韓國學韓語的同學,就告訴過我,最厭惡人家問她這個愚蠢的問題。

她的父親是香港人,母親是韓國人,她出生在香港,在新加坡受教育到中學,後來到澳洲短暫唸過大學。十八歲的她,遊歷過世界許多地方,母語是英語,也能說廣東話,為了更了解母親的母國,把小時和外婆說過的韓語重新拾起,她離開澳洲,來到韓國的校園。

「Where are you from?」在還不知道對方的韓語水平時,我們通常在課間偷偷說英語,她用韓語回答我:「你究竟要問什麼?」

她的長相,黝黑的皮膚,嬌小的身材,隨性的裝扮,以及說英語時的腔調,很容易猜得出,來自新加坡。

但她說,她不是新加坡人。

然後是一連串她去過的國家,以及,這一回,她從澳洲來。 「

華僑為革命之母。」

從前我們的老師教導過我們,時常引述的孫中山的這句話,你們說,沒聽說過。

我們的差異其實比我預期的大。

大得多。

我從不會用對台灣學生的標準來要求你們,你們說,他們從小學華文長大。

我問過我的韓國學生,為什麼選擇研究中文?

為了更瞭解自己母國的文明與文化。

那來源,那推動影響的力量,就在鄰近的地方。

漢字,以其強大的表述功能與力量,在韓國長達一千五百多年。即使後來有了表音的朝鮮拼音字母,漢字仍是主要的書寫記錄的工具。

你們也不得不使用漢字。

而在「想像的共同體」建構之下,1965年不得不被分離獨立出的國家,如今趾趾高氣昂地屹立著。

不明所以的台灣政客,還羨慕你們,心嚮往之。想學你們把「國語」改稱「華語」。「華語」的「華」,在新加坡指的是種族,在台灣也是一樣嗎?

我在新加坡國家歷史博物館,看到了李光耀先生宣布被迫建國時的影片,他數度哽咽,頻頻以手帕拭去激動的淚水,歷史沒有給新加坡選擇的餘地。新加坡人從此不是「華僑」。





(viedo from You Tube)

2011/12/28

簡訊2700

嫌麻煩,怕疏忽,各種帳單最好是辦自動轉帳(Giro,新加坡叫「財路」)。方便之餘,缺點就是不大會留意開銷。

收到電話費的通知單,被突然發現的高額愣住──打了那麼多的國際電話嗎?

仔細瞧瞧項目,不是國際電話講長了,是孩子發了2700多通簡訊(SMS)。

一個月發2700多通簡訊,有沒有搞錯?

一個月2700多通,換算下來,一天要發90多通!

怎麼可能?

在向電話公司確認之前,先問問孩子,讓他核對帳單。

印象中,上個月和再上個月沒有這麼貴,你真的發了那麼多簡訊嗎?

住在學校的宿舍時,沒有申請家用電話,一人一支手機,就這樣年復一年。小學不讓學生帶手機,偶爾必要時,我寫字條給孩子帶著,請老師通融。上了初中,學校仍不讓學生帶手機,孩子膽子大了,說就算被沒收,大不了下課後再去辦公室找老師討回。

我提醒他千萬別因為手機惹事生非,別忘了「違禁品」口香糖事件的那把冷汗…

扣除白天上課的時間,加上周末假日,孩子有多少空暇發簡訊呢?

發是發了,可是誰記得誰算過發了幾通?他一點沒放在心上。

何況,他說:「不是有『學生配套』,學生發簡訊是免費的呀!」

對了,當初買的手機、辦理的「配套」,是有這麼一項。

於是打了電話去詢問。

語音接聽,按服務選項的號碼,轉來轉去,半個多小時還沒聽見真正的「人聲」。

第二天直接坐計程車去電話公司服務處。先排隊20多分鐘,等Information center的人「初步診斷」,然後拿號碼條,等候「專人」解決。

「你們是有『學生配套』沒錯,可是你們沒有繼續申請…」長頭髮染得很黃,拿了我的身份證件在電腦螢幕上敲。

什麼叫「繼續申請」?我們沒有換號碼,合約也沒有過期…

「是嗎?讓我check一下…」她離開座位,不知去了哪裡。

回來後,再敲擊鍵盤:「你們有『移動』,你們換了。」她說。

「我們沒有換。」我說。

孩子說:「有啦!我買了新機子。」

是了,上個月他的手機被偷,買了新的。

雖然換了手機,可是電話號碼沒變哪!這就等於「異動」嗎?

她說:「你們還是學生嗎?要再申請學生配套,才能享受免費SMS。」

我不服氣:「我買新手機,也是在你們公司,為什麼那時沒告訴我要再重新申請學生配套?」

她搖搖頭:「我哪知?」

不必爭辯,這種「自認倒楣」的經驗多了。

你都是發簡訊給誰呢?

問了也是白問。

好像是村上春樹說的,一個人一生大概認識兩百多個朋友。孩子一度自豪地告訴我,他的Face book有超過300個朋友(現在可能更多了)。

村上龍的小說《最後的家族》(タナトス,Thanatos),用神話故事裡死神美少男的名字為題,寫蝸居的青少年宅男,偷窺鄰居家庭暴力的故事。宅男想拯救受害的婦人,在封閉中萌生帶毀滅傾向的英雄意識,那絲絲入扣的心理刻畫,讀來既殘忍,又過癮。

我的孩子,和許許多多同世代,被電子器械圍繞陪伴成長的青少年一樣,靠著手機和網路,構設他們的交友天地。

一天90通簡訊,這是寂寞的15歲。

過了幾個月,我無意間再仔細瞧瞧電話費通知單──4622通簡訊,謝謝您的惠顧。

2011/12/20

Bound.Bomb






2011年12月15日晚上,新加坡地鐵發生「史上最嚴重」的故障,南北線大癱瘓,數千乘客被困在列車裡超過一個小時;數萬乘客因為地鐵服務中斷五個多小時而行程受影響。在此前後,地鐵的故障事件仍有所聞,激起民怨。


很少搭地鐵的我,竟然「躬逢其盛」,目睹了地鐵站的擁擠和混亂,以及「不知何去何從」的茫然。


自從2010年12月29日結束「寄人籬下」的校園宿舍生活,除了偶爾「進城」,我的「行動路線」主要是依賴巴士和出租車往來於家裡和學校。新家的窗外,遠方就是地鐵的高架軌道,時可聽見列車運行的聲響。


一個有地鐵的城市,不管是在地面還是地下,總給人「現代化」的便利感,尤其給外來的旅客或居民安心感。


新加坡的巴士不像台北,沒有「語音報站名」,連跑馬燈顯示站名也沒有,很多新加坡人自己都不大會坐巴士,因為搞不清楚。住在校園裡時,大樓對面就是巴士站,而且只有一線巴士,坐到終點就是最近的地鐵站,用不著擔心。新家的後門口,有好多線巴士,我「研究」了一下,看不懂。


因為大部分的站名都是「BLK」加數字,也就是政府組屋的樓房編號,除非了解它們的位置關係,只從那些編號,根本看不出巴士的行駛路線。所以,即使有「語音報站名」,或是跑馬燈顯示,對我還是一頭霧水。


我後來學會了一個原則,如果要去的地點不在地鐵站附近,就不必傷腦筋去轉乘巴士。經驗顯示,我詢問過的巴士站等候者,幾乎都只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該坐幾號巴士,對同一巴士站的其餘路線一問三不知。


總之,還是地鐵方便哪!


話說那晚,和友人在政府大廈站附近吃過飯,準備打道回府,地鐵站內外人山人海。我一般在周末「進城」,不曉得平日也是如此熱鬧。還沒進站,看見幾位穿深藍色制服的民防部隊青年,似乎在巡邏。廣播的內容聽不清楚,我和友人起初都以為是商家在促銷商品。走得離站閘近些,聽到模糊的”bomb”──是地鐵站發現疑似炸彈?或是煙霧彈嗎?


看人們紛紛走出站閘,我猜是被疏散。新加坡的地鐵站內沒有垃圾桶,據說就是為提防恐怖份子作亂。


雖然如此,我和友人還是刷卡進了站,想確認怎麼回事。一位華人中年婦女,應該是地鐵的工作人員,向我們搖搖手,示意我們離開:”No Train! No Train!”


看來如我們猜想,有安全顧慮了。那位婦人告訴我們,從B出口出去,改搭巴士。我和友人邊出站邊商量,我們都不知道從這裡怎麼搭巴士回家,決定坐出租車。


走上平面道路,出租車供不應求。我們順著人潮往前走,有工作人員高聲宣告:”Transfer shuttle bus!” 我問他shuttle bus在哪裡?他說再往前走。再問他shuttle bus是去哪裡?他說:多美歌、烏節,終點宏茂橋。


都不是我要去的地方呢。怎麼辦?他問我要去哪裡?我說了,他往地下指:那裡沒受影響。


我們又回到地鐵站內,問方才指揮我們出去的婦人,她說:「東西線正常。」


搞了半天,是我們聽錯了,廣播說的是”north bound”,根本沒有”bomb”!


後記:
新加坡MRT(Mass Rapid Transit)開通於1987年,一直以「零故障」自豪。
MRT故障事件被認為是繼選舉之後,2011年新加坡最受群眾關注的大事件。餘波盪漾未歇,新聞媒體和網路上的討論非常熱烈。此事件暴露的營運管理、責任追究、彌補措施等等自不在話下。和本文談到的語言問題有闗,是一位華族國會議員指出其他族群的英語能力不佳,後來他坦承失言,表示道歉。許多乘客也不滿車站沒有華語廣播。
後來,有一段時間新加坡MRT加報了華語站名。再後來,減為在可能比較多一些華人進出的站,例如「牛車水」、「歐南園」報華語站名。再再後來,恢復了只有英語站名。

201577日晚間下班尖峰時間,新加坡MRT東西線和南北線同時癱瘓58個地鐵站因電源故障一度服務中斷長達3個半小時,受影響的乘客超過25萬人,情況比2011年還嚴重。

2011/12/18

月光秋千



聽梁文福的音樂專輯「華月心謠」,有如在月光下盪秋千,清風徐來,花影搖曳。隨著旋律,思緒飄向遠方,無邊無際。

《樂記》說:「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文福的藝術創作,無論是文學、歌謠,還是音樂劇,都展現了他「感物」的心聲和華彩。「言之有物」很尋常,難得的是「恰到好處」,不沈重,也不輕浮。

說這張音樂專輯「言之有物」好像有點不對。玖健製作,16首耳熟能詳的文福創作歌曲,由郭勇德指揮,年輕的新加坡華樂團體「鼎藝團」演奏,是一張演奏版的新謠精選集。沒有主唱,不用歌詞,純然的「無言」音樂,把本來文字賦予的歌曲意義,轉化為樂器詮釋音符,使聽者從關注「人聲」,到享受「樂音」。

從「人聲」之美,到「樂音」之情,並不只是抽離歌詞,改編成演奏曲調,讓我們換一種聆賞方式而已。在卡拉OK,我們也處在「歌詞瘖禁」的情況,可是很少人會安安靜靜聽著「配樂」,我們急著唱出歌詞,去「填補」那瘖禁的尷尬,不然就乾脆切換掉那首不熟悉的歌曲。作為陪襯的「配樂」,是抒情或敘事的背景,背景之前,才是主題;沒有文字說明主題,抒情和敘事就不完整。

「華月心謠」裡不依靠文字來說明主題,音樂就是主題;音樂就是抒情或敘事的完整呈現。像禪宗的「不立文字」,「華月心謠」是以樂傳心,以樂傳「感物」的內涵。

研究文學和美術,我的日常生活裡習慣借助語言文字和視覺形象,古典音樂本來沒有歌詞,對我不構成詮釋的困難。抽離歌詞的「華月心謠」,總使我忍不住想跟著哼唱,偏偏不能記得全歌詞,覺得自己面臨「失敗的卡拉OK」的窘境。好幾次,想徹底找出每一首歌的歌詞,沒有歌詞,我不能掌握每一支樂曲。

為何我會產生這種「詮釋的焦慮」呢?我反覆聽著「華月心謠」,逐漸明白自己對語言文字和視覺形象的依賴,已經影響了我的聽覺想像。「華月心謠」不是卡拉OK的伴唱配樂,即使我不能記得全歌詞,一點也不能阻礙我對它的欣賞和喜愛,甚至,我不願被歌詞「引導」我,只想單純聽著、聽著,任音樂帶我去意想不到的時空。

那意想不到的時空,在華樂的縈迴中,可以是很「文化的中國」。不受歷史、地理和政治、社會的圈限,源源不絕汲取古今的文化養分,再成長為創新的作品,回饋於當下。

稱為「文化創意產業」,或是「文化經濟」,文化的「商品化」是世界必然的趨勢。「新謠」加上「華樂」,我想是很巧妙的結合──「(中)華」的音樂傳統,融會「新(加坡)」的地方經驗。用Allen J. Scott在《城市文化經濟學》裡指出的:消費的產品與服務,滲透著「審美屬性」和「文化屬性」。「華樂」的審美和「新謠」的文化,正是合宜傳播於大眾的藝術化商品,也是回應市場需求的有力之作。

在月光下盪秋千,在華樂裡聽新謠,我紛紛擾擾的2011年,如此休止,萬慮澄明。

(2011年12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