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5/01

柏楊給新加坡的獻禮

柏楊在新馬造成旋風


柏楊主編《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


2008年4月29日,柏楊先生逝世於臺北,享年89歲。

雖然早在2006年9月柏楊先生就宣布封筆,不再寫作和接受採訪,專心調養身體,這位一生「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牢獄、五年專欄、十年通鑑」,發表作品近兩千萬字的作家,終於在他與世長辭後,讓我相信他捍衛人權與民主自由的筆桿,已經真正放下。

柏楊的成就,在1999年6月10日至11日,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舉行的「柏楊思想與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已經有學者發表過高論。我想談一談的,是大家稍微忽略,柏楊與新加坡華文文學的關係。

柏楊正式訪問過新加坡兩次,一次是1981年初,另一次在1990年底,他出席「儒家文化的特質」會議。我以為對新華文學影響較大者,是他第一次的新加坡之行。

1981年2月10日到15日,柏楊接受南洋商報和新加坡作家協會的邀請,由香港作家倪匡陪同訪問新加坡。這是他1977年從綠島出獄後第一次出國,他後來在文章中說,他已是「歷盡滄桑一老頭」(時年62歲),受到新加坡藝文界和讀者們的熱烈歡迎,盛情款待,「使我有一種好像是當了匈牙利親王的感覺。」新加坡之後,他受邀訪問馬來西亞和香港,也都颳起了「柏楊旋風」。

和其他台灣的資深作家比起來,柏楊較早注意新馬華文文學。早在一九五○年代,他就給吉隆坡的《蕉風月刊》寫過稿。後來主編《一九六六年中國文藝年鑑》,還特別另闢一章〈馬來西亞聯邦及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概況〉,加以報導。

那次新加坡之行的收穫,可分兩方面來看。一是在文化交流上,柏楊親身感受了島國的社會與文化,他在〈中國人、中華人——新馬港之行,我見我聞我思我寫〉一文中,強調尊重新加坡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主體性,他請讀者不要把新加坡華人和中國人混為一談,新加坡華人是血統和文化上的「中華人」,不是屬性意義上的「華僑」。

另一方面,在文學互動上,柏楊希望編輯一套新加坡和一套馬來西亞華文文學作品集。他說:「新馬的作品,迄今還沒有引起強烈的共鳴。對新馬文壇而言,這是不公平的,在中華文化大傳統的洪流中,新馬作家們辛苦耕耘的成果,沒有得到應得到的尊敬。對中國文壇而言,這是不利的,台灣對新馬知道的太少,對真正同文同種的著作,竟沒有引進中國,這是一種損失,一種過失,和一種恥辱。」並且期待:「一旦新馬華文文學作品,在中國及世界發行,『製造』出來的,將是千千萬萬傾心新馬文學的的讀者。」

柏楊到新加坡的第二天,拜訪《南洋商報》時,就提出編輯華文文學作品集的建議。《南洋商報》的發行人黃錦西、總策劃鍾文苓、總編輯莫理光、主編張道昉等諸位先生,都十分贊同。第三天晚上,方修先生等人到柏楊下榻的美崙酒店聚會,初步決定以作家為單位,內容分為小說、雜文、散文、詩、史料五大部份,大概二百萬字之間,出版二十五開本五巨冊。

沒想到,新加坡的輿論界卻對柏楊的構想發出了質疑和反對的聲音,引起軒然大波。

關鍵在於,柏楊想主編的,是一套「文學選集」,還是「文學大系」?

對柏楊而言,「選集」和「大系」沒多大差別。

然而,在應鳳凰編輯,收錄柏楊此次新馬港之行的媒體資料一書《另一個角度看柏楊》裡,我們看到指出柏楊是外國人、對新加坡不了解、批評他沒有資格主編「文學大系」,甚至說他牽制新加坡的文化主權,主張抵制柏楊的呼籲。

柏楊的反應是:這些抨擊殺氣騰騰,對他如五雷轟頂,他最終決定以「文學選集」的形式出版。

或許柏楊有所不知,如今重新審視,原來,在新加坡的概念裡,「文學大系」的編纂是一項文史工作,不只是介紹作者和作品而已。也就是說,這是在為新加坡華文文學寫史,建國十多年的新加坡,由得了外人來寫華文文學史嗎?

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和方修1970到1972年編纂出版《馬華新文學大系》,以及1971年李廷輝、孟毅、苗秀等合編《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為「文學大系」的性質定位有關。

這些「文學大系」其實承襲了1935到1936年間,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趙家璧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中國新文學大系》包括文學理論、史料,以及各文類作品等,總共十冊,各冊的主編如魯迅、茅盾等人,都是一方名家。作為總結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1917-1927)的重量級選集,各冊的導言便儼然一篇文學小史。以如此的「文學大系」標準責求柏楊,顯然他是自不量力了。

《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在新加坡和台灣的幾位編輯共同合作之下,於1982年完成,由時報出版事業公司出版。這是一項創舉,它肯定新加坡華文文學和新加坡是一個獨立國家一樣,具有自己的精神面貌,擴大了讀者群和研究者。

至於「文學大系」和「文學選集」名稱和意涵上的爭論,也讓新加坡藝文界反思了本國文學史,加深了創作的自覺意識。

如同柏楊在這套書的總序中所說的,這是給新加坡的獻禮。

2008年6月3日,新加坡《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