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06

「新漢文化圈」的預言

西元1790年,有一艘破船漂流到韓國的濟州島,船身左邊畫了太極圖案,刻著「海上安全順風自在」八個字;桅杆上飄搖的旗幟也畫了太極圖案,寫著「順風相送」。

船上共有十四個人,載了粟米,三匹馬、兩隻狗,還有《論語》 、 《中庸》 、 《小學》 各一冊、《三國志》 六冊,以及日語單詞的通俗百科詞典《大節用集》等等。濟州官員問他們來自何方,語言不通,其中有一位懂得簡單的漢字,代表應付偵訊,以漢字筆談。原來他們是從琉球那霸前往宮古島收取年貢物,返程途中遭遇風害,偏離航道,因而誤闖異國的災民。

出發前祈求的「順風」並沒有如願以償,還好筆錄答問並無疑義,這些琉球人在濟州得到了衣食的照顧,修復船隻,數日後再度揚起歸帆。

這一則案件記錄在韓國的史書《朝鮮王朝實錄》和《日省錄》中,類似這樣的漂流事例,在古代的公私文書裡屢見不鮮,有從日本漂流到中國舟山、從韓國漂流到台灣澎湖、從中國漂流到日本長崎……。

不幸的海上歷險,僥倖的收押遣返,二十世紀初之前數百年間的東亞海域,如果沒有共同溝通的文字,漂流民的生命恐怕深受威脅。我想到1874年,同樣從宮古島返航那霸上繳年貢物,卻被颱風颳到台灣東南,與原住民發生衝突的「牡丹社事件」。

漢字,不僅僅是文化交流、傳播宗教與思想的工具,漢字是流亡異境的存活護身符。

看看1790年那艘琉球船上裝載的書籍,都是貿易的商品。朝鮮的史官說,《論語》和《中庸》有夾註句點,應該是該國之書,也就是並非中國的出版物。另外,《實語敎童子訓》是日本編訂,五個漢字一句的童蒙教化書,像「幼時不勤學,老後雖恨悔」兩句,不正如《三字經》的「幼不學,老何為」嗎?

1986年,法國漢學家汪德邁(Leon Vandermeersch)出版了Le Nouveau Monde Sinisé一書,第二年便被日本學者福鎌忠恕翻譯為《亞洲文化圈的時代》;其後中國學者陳彥翻譯為《新漢文化圈》。「新漢文化圈」顯然得自「漢字文化圈」的概念,自1980年代以來,尤其為日本學術界所重視。「漢字文化圈」含蓋中國、日本、韓國、越南等二十世紀初以前,使用漢字為官方表記符號的地區,由於這些地區大體都尊崇儒家,也被視為「儒教文化圈」,或是從地理位置上稱之為「東亞文化圈」。

汪德邁「新漢文化圈」的見解其實並不特別新穎,他把使用漢字和使用筷子作為定義「漢文化圈」的標準,從政治、經濟與文化多方面指出「漢文化圈」的特色與潛力。他認為堅實的儒家思想是社會安定的後盾,保留較完整的漢字使用比例是經濟發展的利器──日語中大量的「當用漢字」,以及徹底拉丁化、摒棄漢字的越南,是兩個顯著的對照;介於二者之間的,是徘徊於漢字與本國拼音字的韓國。

姑且不論汪德邁的分析是否令人信服,他強調「西化」絕非「現代化」唯一的道路,主張重新審視亞洲的未來前景,還是值得深思的。

談到漢字對於周邊國家產生的巨大作用與影響,一般中國人都很受用,覺得與有榮焉,何況是出自洋人之口,更感到臉上增光。正由於如此,「漢字文化圈」的提法也被蒙上「漢沙文本位主義」的色彩,流於狹隘與自大,反而遭受批判。東亞諸國,是否因為使用漢字而成為「(儒家)文化共同體」?有沒有什麼所謂的「亞洲價值(觀)」?在和亞洲其他非使用漢字的文化範圍接觸時,能不能展現自身的普世意義?

如果重視「新漢文化圈」是一種回歸,或是二十多年前汪德邁對東亞新世界的預言,放眼全球「漢語熱」的現狀,或許能夠讓我們冷靜地繼續觀察。在各國的主體意識和結盟需求的考量下,兩百年前救命的漢字,日本學者子安宣邦教授形容的「不可避的他者」,正考驗著原來「漢字文化圈」領導人的遠見與智慧,被汪德邁劃入「新漢文化圈」的新加坡,也是其中之一。

(2008年10月1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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